有人说，你第一个宠物的名字和你长大那条街的名字拼在一起，就是你在色情界的艺名。这么说的话，我的艺名应该是刺客·蒲南蕾。我绝对没有进军色情界的打算，但这个名字值得我冒险一试。

        在夏威夷卡内奥赫一条名叫蒲南蕾的小巷里，我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8年。我家的房子坐落在热带岛屿上，虽然看着普通，但景色极佳：一边是壮阔的山脉，一边是蔚蓝的海湾。在椰子成熟的季节，你得沿着走道一路小跑，免得被熟透的椰子砸个正着。

        蒲南蕾的生活闲散安宁，像一盆永远不会变凉的洗澡水，一成不变地进行着：敞篷货车的后视镜上挂着头戴羽毛的印第安勇士头像；当地的夏威夷快餐厅供应意面和照烧牛肉；海岛音乐电台播放着嗡嗡作响的尤克里里曲子。空气总是湿漉漉的，但温度永远不会高过你的体温。

        在我五岁那年，“刺客”被装在灌有过滤水的塑料袋里，从柯欧劳宠物商店来到我家。我们把它放在客厅蓝色的鱼缸里，里面铺了一层橘黄色的砾石。我父母给它起名叫“刺客”，名字来源于柯蒂斯·梅菲尔德的同名金曲，但我可不认为我的鱼和歌里的主人公一样，曾经在贫民窟惹是生非。

        在蒲南蕾住了没多久，“刺客”染上了多子小瓜虫病，也叫白点病，这种寄生虫会让水生生物慢慢死去。“刺客”的鳞片上冒出大量白斑，它不再游来游去地玩耍，而是半死不活地漂在水里。接下来的几周，它的身体从鲜艳的金黄色，逐渐褪为灰暗的白色。一天早晨，它终于游不动了。我妈起床后，发现它的小尸体正浮在水面上。为了不吓到我，她决定晚上回家再给她的女儿进行第一次“死亡教育”。

        晚上，我妈让我坐到她身边，一脸严肃地握住我的手：“甜心，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是关于‘刺客’的。”

        “好的，母亲。”

        我叫的也许是“妈”或者“妈咪”，但在印象里，我小时候是个标准的英式淑女，举止非常优雅。

        “‘刺客’生病死了。我今早发现时，它已经一动不动了。”她说。

        “不，母亲。它没死，”我坚持道，“‘刺客’还活着。”

        “宝贝，我很抱歉。我也希望它没死，但它真的死了。”

        “不对不对，你快过来看！”

        我把我妈领到鱼缸旁，一条白色的鱼漂在水面附近，纹丝不动。“瞧，凯特琳，我现在要捅它一下，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好吗？”她挽起袖子。

        她刚要碰到“刺客”的小尸体，只见“刺客”快速向前一冲，绕着鱼缸四处乱窜，急于躲开那只不怀好意的人类手指。

        “我的老天！”我妈尖叫一声，惊恐地看着“刺客”游来游去，一点儿也不像条死鱼。

        我爸在她身后笑出了声。

        “约翰，你都干了些什么？”她捂着胸口说道。

        其实那天早上，我爸在我妈之后起床，像往常一样喝了杯咖啡，然后径直把“刺客”扔进了马桶。他带我来到柯欧劳宠物商店，买了一条健康的白色小鱼，样子和生病后的“刺客”一模一样。回到家后，我们把它放进鱼缸，它短暂“鱼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妈吓出心脏病。

        它做到了。我们给它起名叫“刺客二世”，而我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伪装死亡。

        除了可怜的“刺客”（还有“刺客二世”，没过多久也死了），童年时代的我大多从动画片和恐怖电影里见过“死”这回事。我很小就学会了快进录影带，凭着这个本事，我跳过了斑比母亲死去的画面、《小脚板走天涯》中小恐龙妈妈殒命的场景、里“砍掉他的脑袋”的镜头。没有什么能吓倒我。我被这股力量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能快进一切。

        直到有一天，死亡不再受我控制。记得八岁的一个晚上，我准备参加温沃德购物中心举办的万圣节化妆比赛，那里离我家只有四个街区。我从旧货店买了一条闪亮的蓝色长裙，执意要打扮成小公主。但我很快发现，公主这种装扮太没创意，根本毫无胜算可言，于是决定放手一搏——要么被人吓，要么吓死人。

        我从衣物箱里翻出一顶长长的黑色假发。这个道具我后来用过好几次，比如戴上它假扮成艾拉妮丝·莫里赛特，用我家20世纪80年代的摄像机自导自演《你应该知道》的MV。我戴好假发，在上面别了一个破碎的皇冠头饰，又弄了些假血——只需几道喷溅的血迹即可。大功告成！我把自己DIY成了一个僵尸舞会皇后。

        轮到我上台展示时，我绊了一跤，摔倒在舞台中间。大赛主持人手拿麦克风，问我装扮的是什么角色。我模仿女鬼的腔调，断断续续地说：“他……抛弃……了我，他要付出……代价……我是……僵尸舞会皇后。”评委被我的声音打动了。我赢了，领到75美元奖金。我算了算，足够买好多好多画片，多到令人恶心。如果1993年时你是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还碰巧住在夏威夷，那么攒钱买画片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我在商店里的洗手间脱下长裙，换上一条亮绿色的打底裤和一件亮粉色的t恤衫（这在1993年的夏威夷相当时髦），然后和朋友们去商场里的鬼屋玩。和很多商场一样，这个购物中心有两层，中间是开放式的，二楼的人可以看到一楼。我想找我爸多要点钱，买一个大点儿的椒盐卷饼。

        我四下张望，发现我爸正坐在食品摊旁边的长凳上打盹儿。“爸！”我从二楼大喊，“爸，我想要个椒盐卷饼！”

        我一边喊一边挥手，碰巧用余光看到二楼自动扶梯口有一个小女孩，企图爬上扶梯顶端的扶手。我看着她，只见她身子一歪，从离地面30英尺高的扶梯掉下来，脸朝下摔在一楼的金属柜台上，发出可怕的“砰”的一声。

        “哦，宝贝！哦，不，我的宝贝！”小孩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叫着，从扶梯上冲下来，发疯似的拨开围上来的人群和保安。直到今天，我都再没听到过像她那样绝望的叫声。

        我吓得双腿发抖，往楼下一看，我爸已经混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刚才待过的地方，只有一张空空的长凳。

        “砰！”——小女孩摔在柜台上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一声比一声沉闷。要是在今天，我肯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但那个时候，它是我童年时代的主旋律。

        “嘿，丫头，你可不要学她，乖乖乘扶梯下楼，好吗？”我爸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脸上一副“‘刺客’事件”时在我妈身后露出的那种傻笑。

        但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我想我的眼神已经告诉他，这真的、真的不好笑。

        日本神话里有一个传说，神祇伊奘诺尊来到黄泉寻找他的妹妹伊奘冉尊。当伊奘诺尊找到她时，伊奘冉尊却警告他绝不能回头看自己——和西方的俄狄浦斯传说如出一辙——否则她无法回到人间。伊奘诺尊最终没能忍住，点亮火把凑近她的脸庞。映入眼帘的却是伊奘冉尊早已腐烂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蛆虫。伊奘冉尊追赶着伊奘诺尊，伊奘诺尊只得用巨石堵截她的来路，二人因此永世诀别。伊奘诺尊用巨石隔开了阴阳两界，他不再无视死亡，却又陷入对死亡的恐惧。

        那一晚，我不敢关灯睡觉，一直坐到天亮。那个女孩仿佛坠入我的心，正击中我内心的恐惧深处。事故现场一点儿也不血腥，还没有电视节目里演得吓人。但这是现实。直到那一晚，我才真正明白，我早晚会死，所有人都会死。我不知道还有谁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如果其他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怎么忍受得了呢？

        第二天一早，爸妈发现我蜷在客厅沙发上，身上盖了好几条毯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带我去“相思木”餐厅吃巧克力烤饼，再也没提过那次事故。

        这个故事里最离奇的，不是八岁小女孩亲眼目睹别人死去，而是她足足等了八年才看到这一幕。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很少有小孩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了。

        北美洲诞生于死亡。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抵达后，死神从此如影随形。就算不是因为饥荒、严寒和印第安人，也会因为感冒、白喉、痢疾和天花而一命呜呼。詹姆斯镇在弗吉尼亚州建成后的头三年，首批进镇的500人就死了440个。儿童死亡率尤其高。如果你生了五个孩子，有两个能活过十岁就算幸运。

        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死亡率也没有降低。当时有一首歌谣很流行，小孩跳绳时都会唱：

        很遗憾，许多儿童的寿命还没有跳绳的个数多。小孩被叫去给同龄人送葬，肩上扛着小棺材走街串巷。这是个倒霉差事，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墓地，他们一定很害怕，不比我目击小孩坠楼时遭受的惊吓少。

        意外发生的几个月后，女童子军组织队员前往本地消防队参观。我鼓足勇气，向一名消防员打听那个小女孩的情况。“糟糕透顶。”他摇了摇头，绝望地盯着地面。

        我不太满意他的回答。我想继续问：“是他们没有捡回她丢失的器官那么糟糕，还是伤得不轻的那种糟糕？难道说她还活着？”

        我的确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我太害怕，没敢追问下去，但这个问题很快就不重要了。也许有一天奥普拉会邀请我上节目，一边剧烈地挥舞手臂，一边大声宣布：“凯特琳，虽然你不知道，但是那个女孩还活着！她就在现场！”但恐惧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谁也改变不了。我开始出现幻觉，哪里都能看见死神。那是一个身穿斗篷的暗影，总徘徊在我的视线边缘。每当我想要直视它时，它就消失不见了。

        班里一个名叫布莱斯·桥本的学生得了白血病。我不太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但一个同学告诉我，得了病的人会不停呕吐，直到断气为止。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断定自己也染上了白血病，体内正惨遭病魔折磨。

        对死亡的恐惧令我想要夺回控制权。我坚信自己必须讨好死神，证明自己是它的挚爱之一。

        我开始通过强迫动作和仪式化行为减少焦虑感。父母随时会死，我也随时会死。我需要把一切做好——计算、拍手、触摸、检查——这样才能保证万物平衡，不让死亡找上门来。

        我的行为标准虽然随意，但还算理智：喂狗之前，绕着房子连续走三圈；走路时只踩枯树叶，躲开新树叶；查看大门是否锁好，反复检查五次；从三英尺外跳上床；穿过购物中心时屏住呼吸，免得有小孩从楼上掉下来。

        校长给我父母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学校谈谈：“道蒂先生、夫人，你们的女儿总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唾沫，我们有些担心。”

        有好几个月，我都低着头，让口水流到衣服上，湿渍慢慢扩大，像第二个领口似的。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做出这种举动。我可能觉得，不把口水滴到衣服上是向宇宙神灵宣告，我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们随时可以把它夺走。

        有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将患者暴露在引发其痛苦或恐惧的环境中，让其认识到，即使不进行仪式化行为，糟糕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我父母那辈人觉得，只有疯子和变态才需要心理治疗，他们可爱的八岁女儿用不着（其实我刚刚往领子上吐了唾沫，并强迫自己用手指敲灶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痴迷于死亡，仪式行为也悄然而止，而且再也没梦到过小孩坠楼的场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儿，我拒绝承认死亡对我产生的影响。每当我情绪低落，忧伤随之而来时，我都严格抑制自己的情感，并为内心的脆弱而大为恼火。我无情地痛骂自己：你过得比谁都好，既没挨过饿，又没挨过打，双亲还健在；和别人的痛苦比起来，你的根本不值得一提，你分明就是一头叽叽歪歪、无足轻重的母牛。

        我有时会想，如果能直接认识死神，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会坐在他身边，和他握握手。他也许会说，他是我的亲密伴侣，我的一言一行都将听命于他，并提醒我：“你早晚得去喂蛆。”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那么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好女孩，为何要在西风这种阴森的火葬场工作呢？那是因为我想对八岁时候的自己做出补偿。由于恐惧，那个小女孩彻夜不敢入眠，蜷缩在好几床被子下面，坚信只要不被死神看见，死神就不会把她带走。

        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其他孩子尽早了解死亡，免得他们像我一样，第一次接触死亡时心灵惨遭重创。计划很简单，我要建一所优雅精致的殡仪馆，时髦，但仍带有一些古典韵味，名字就叫La Belle Mort。这是法语，意思是“死亡美学”。“死亡美学”这个翻译肯定不会错，不过开店前我还是需要再核查一遍。不像有的傻妞，以为自己屁股上的汉字文身是“希望”，其实是“加油站”，我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死亡美学”鼓励家属用新鲜、好玩的方式悼念死者，把“欢乐”还给“殡仪馆”。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畏惧感，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怀着沉重的心情，过于严肃地对待它。我们要做的就是摆脱情感束缚，和传统的葬礼说再见。

        传统葬礼上，你会看到一副昂贵的棺材，上面装饰着艳俗的花圈，里面有一具西装革履的尸体。撒呦哪啦，万人通用的悼词（“她步入悲伤的峡谷中”）；撒呦哪啦，慰问卡里的肉麻客套话（“她一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一切安好”）。

        我们被这些传统禁锢了太久，是时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直面死亡了。“死亡美学”殡仪馆少不了派对和乐子，21世纪将是盛大葬礼的时代。老爸的骨灰可以送往太空，可以制成子弹一枪崩上天，还可以做成钻石戴在手上。我想以一场明星葬礼总结我的设想。根据坎耶·韦斯特的要求，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全息投影图像将出现在一个12英尺高的香槟喷泉的旁边。

        镜头切回西风火葬场。我在火化两具尸体之前，列出一个清单，上面写满了我对“死亡美学”的计划：用骨灰作画，用骨灰文身，把骨灰制成铅笔或沙漏，把骨灰用手拉彩炮喷出去。这是我的“死亡美学”专用笔记本，封皮是朴素的黑色，翻开后第一页全是彩色贴画，画的都是玛格丽特·基恩风格的动物，眼睛大得出奇。我原以为有了这些小动物，笔记本里的内容可以显得轻松一些，但转念一想，实际效果貌似惊悚了十倍还不止。

        “你老在上面写什么呢？”麦克从我的背后偷瞄。

        “没什么，老板。就是关于死亡革命的，真的没什么。”我匆匆写下一个新点子，一艘游艇载着家属前往旧金山湾抛撒骨灰，甲板上的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着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

        在我的规划中，“死亡美学”殡仪馆就是后现代葬礼策划师的应许之地。既然我现在在西风有一份稳定工作，那我就得每天按时起床，穿上那条短得可笑的裤子，蹬上铆钉靴，在工作间里尽职尽责地火化尸体。如果以后发达了，没人敢说我在殡葬业做得风生水起，凭借的不是真本事。

        世上还有很多八岁的小女孩，如果我能为了她们，让死亡变得安全、干净和美丽，我的罪将被赦免，我自己也会被火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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