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紫金山腾王气，每当夕日映照那山姿格外美，笼罩着整座山的紫色之霭，仿佛如传说的二千多年前，楚威王为了镇国而埋在那地下的黄金所散发出来的瑞气似的。到了秋天，那紫气看来更分外艳美。从山顶到玄武湖形成一条磊落的棱线形容不出的美。

        太明学习北京语感到疲倦时，便从曾公馆二楼的窗户，眺望着这样的紫金山之美，他常常看得入神。把它与台湾习见的峻险的山姿比较，它还是有一种大陆的山才看得到的磊落之姿。

        曾家的人住三楼，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不下来，因此二楼经常无人空落落。北京语教师每天来教授太明一小时课，他回去后简直连人影都没有。在这样的宁静中，太明与金山的山容相对着，思潮起伏，种种思绪不断地涌起。

        太明到曾公馆来已住了将近一个月了，因为语吾不通，很少外出。曾那么极力劝太明来大陆，并且还为他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他却极端的恐怕他们两人的出身台湾被人知道。因此在太明由上海登岸时，他就一再提醒太明注意。

        ‘我们无论到哪里都不会被信用，如宿命的畸型儿似的。我们本身没有全何的罪，却要接受这种待遇是不公平的。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不要有成为受排斥的继子根性，我们不是要用语言，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我们不落人后。’他说明这种复杂的立场。太明本身在日本留学时曾经于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席上，老实的自称是台湾人而受到意外的屈辱，因为自己有过这种经验，所以确实很了解曾的这种心情。可是因为是‘蕃薯仔’（台湾人的别称），为什么就必须忍受如此屈辱呢？太明这样想着心情暗澹起来。

        然而，尽管如此，每日闭居曾公馆如同被软禁一班的生活，他感到受不了。至少也要上街走走，接触清新的中国气息。像如今的状态，不知哪一天他才能够操北京语，他希望能够早一天站立在讲坛上。但曾却对他说：‘胡君，建设中国的路程长远，决不要操之过急。你看那扬子江，悠悠长流，其实流速相当快呢，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大河的风格。’曾的态度沉着，但是太明在这种徒然耗费日子之中，起初对中国所抱热情就快要失去，而感到心中不安。

        他无所事事，想起了船上陆后的那几天在上海所过的情形。上海呈现出生动的现实的中国风姿，使他感到他对中国的预备知识之浅薄和过时。尤其是法国租界一带飘着西欧的近代空气，使生长于农村的他完全被压倒。街上所见的年轻女性，从她们的时装下，涵藏着五千年来被锤炼的文化传统，它散发出高雅的芳香。

        他在租界搭公车，公车上层空空的只坐着三个女学生，每个人都拿着封面美观的外国杂志或书本。同行的曾说明：‘这是上海女学生的流行，手拿书本是唯一的骄傲。’他认为这是以读书人为傲的封见思想的残滓，尽管如此，她们那洗练的趣味吸引他的视线。那优美的上海鞋子、袜子、手提包，从上衣到下衣，适合于自己而搭配的统一的颜色都颇堪吟味。她们流露儒家所谓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囫囵吞枣欧美的文化，保留自己的传统而显露出中国女性的理性。太明被吸引的看着那些女学生久久不移开视线。肌肤细腻，肌理娇嫩，灵活的眸子，使他看得出神。不禁令人感觉她们是比太明所处的社会更高的，仿佛贵族似的小姐。中国文学的诗味由女性表象，并且由儒家所培养的过去的历史，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这些古典的幽雅令人感觉活在近代的文明里。他极力的想听听她们谈话的内容，但没有人饶舌，偶尔听到的说话声则是极缓的语调，太明不懂其语言，但听来感觉得出其谨慎的话风。显然台湾女性粗野的谈吐不同具有洗练的韵味。他竖耳谛听着，希望能够听到她们说的一言半语，然而他一句也听不懂。直到现在他认为台湾话有闽南话和客家话两种，都属于中国话，他既然懂客家话和闽南话，到了大陆语言容易学，却是想得未免太简单了，实际面临，太明才知道自己所懂的话没有用，才后悔没有事先学习北京语。

        太明跟随着曾在大上海观光几天。文化建设当然是在参观之内，六国饭店、小巷，连野鸡（卖笑妇）如洪水的街隅都蹓跶了。

        上海，居住中国人、欧美人、日本人，大家杂然而居，形成不调和的调和。他也到共同租界徘徊，那里耸立着抹煞人性的金权主义的怪物般高层筑物压风景，而在那大楼之间，人与车的激流狂奔着。那激流的壮观，从路的这边要过街到对面都像冒死似的。他下了决心才穿越过马路，跳入对面的先施公司。而那里又是人的一切欲望的坩埚。那人工享乐气份，使人置身于其间一会儿仿佛会感到头痛似的。太明为了寻找清新的空气而上去那屋顶层，那里在暗淡的光线下充满了年轻男女，他们悄悄私语着，目光锐利的风尘女郎寻求着嫖客东跑西跑，也有人在太明面前拉到客便消失不见了。永安公司和大世界也都跟先施公司一样，这些地方只使人的灵魂麻痹，没有使人的灵魂安祥之物。

        太明像逃也似的回到住宿处。但到了第二天，他为了看看这活动的城市之貌又走出旅馆。他见识到了种种人，有口含烟斗尊大的西洋人，或不知道李白之梦自做聪明的日本人，崇拜西洋的姑娘、乞丐、路上的病者等，还有躯体容貌都堂堂，但看来已完全被去势了的锡克族人，在银行、公司、工厂门前腰里佩挂着手枪以武装之姿的站立者。他们现在除了充当忠实的看门狗以糊口之外，没有别的生活方法了。不过锡克人虽然温和，但那所持的黑光的钢铁杀人武器－手枪－则是太明没见惯之物，而觉得非常可畏。

        终于要去南京时，太明对上海没有一点恋恋不舍之情，而是想早一点离开那庞然大物般的都市。

        从上海到南京的车窗所映入的风景，只看见一片荒凉，车过了苏州时，太明依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只是他的脑海里一闪掠过张继‘寒山寺’的诗而已。列车启动时，他的眼前突然开了一朵花似的，出现一个女性。是从苏州上车的年轻女客，大概是还在读书的学生。然而那艳丽的风姿，一眼就吸引住了太明。

        ‘这就是典型的苏州美人吧！’太明这样想着，自己的心对风景毫无感应，而对一个年轻女子立刻动心，他感到奇怪。火车到达南京时，她要从架子上取下行李，她就穿着鞋子即站在天鹅绒面的座席上取下行李。于是座椅上留下两个小而可爱的上海痕迹。她这种旁若无人没有公德心的做法，但因为鞋痕小而有可爱感，令人不忍责备。只不过是这种事情罢了，但那时的的事一直鲜明地刻在太明的脑海里。

        太明早上起来就勤念北京语，晚上睡觉也念北京语，勤学不倦，曾说他简直要成为北京语狂了。他下的苦功没有白费，不知不觉他说的北京语进步了。他每天都有一股实际练习会话的冲动，但在家里没有对象，他不得不上街。起先只在极附近走一走，渐渐的便走到远些的地方。

        有一天傍晚，曾以北京语突然对太明说：‘到外面走走吧！’俩人便踏着月影而行，从曾公馆的巷子到大街距离相当长。曾望着紫金山上的月亮说：‘到南京来了后我很少走路把散步的乐趣都忘了。今晚跟你这样的走一走，才深深地体会到大自然的可贵。’走出大街，曾立刻叫车，人力车载着两人向夫子庙方向而走，车到龙门店的餐馆前停下，两人即进去。曾频频告诉他国际情势紧张新闻。他对曾深深的感到亲近。太明喝了酒也侃侃而谈，忧郁的心情消除而愉快起来。曾对太明也显露出分外的亲切。走出餐馆时江南的月亮挂在头上照着。两人选了一条宁静的巷道走着，走到健康路转角时从黑暗中出来一个讨钱的乞丐。他摸摸口袋，恰巧口袋里没有零钱，他想对曾说，又不好意思开口。曾对乞丐的讨钱就像没听见的样子不停的走着。那乞丐以带着哀调的声音：“老爷老爷！‘地叫着，跟随着他们十公尺、二十公尺，大概乞丐看出他们无意施舍，更加大声的断断续续的哀求着，又跟随了他们五十余公尺，太明受不了那乞丐的声音，再一次摸索口袋里，还是没有摸到零钱，有几张十元钞票，但目前收入未固定，不能给一张大钞。曾为什么不给钱呢？他纳闷，同时对自己也有矛盾而感到难为情。乞丐最后念念，发出悲叹，几乎声泪俱下的哀求，那悲哀的哭声，响在黑暗里听来悲痛。

        太明想着要不要给一张十元钞，再度犹豫着。太明的梭巡样子乞丐感觉得出吧，更加执拗地跟随着，而且号哭声更加提高。

        ‘没有法，把这给了吧！’太明从口袋里抓了一张十元钞票。

        ‘讨厌的家伙，哪，拿去吧！’曾这时才出声，给乞丐钱。乞丐说：“谢谢！‘夸大的称谢，就不再跟随着他们了。太明看曾这做法，心里有点无法坦然。要给为什么不早一点给呢？直到最后不得不给的地步，他都视若无睹的样子，太明对曾的这种神经无法了解。然而，这在中国也许是普通的事情吧。他这样想着，酒意已经全消了。

        这天晚上，他久久无法成眠，想着种种事情，思潮起伏。想着在上海所见的事，台湾的事，在日本的事…时间、场所、人物都混乱了。不久才终有了睡意。

        ‘人生有三掬泪：贫苦之泪、病苦之泪、才子佳人不能相会之泪｜但哪一种泪最深刻呢？’他这样的想着之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时已天亮了。

        太明住在曾公馆的生活中，难接受的一件事是每天早上吃稀饭。他向来不喜欢吃稀饭。但在别人家里做食客之身，不能挑剔。早上只得吃稀饭，难以忍受的是曾家的人食量都很小，只吃一碗稀饭。而太明即使吃三、四饭碗，未到中午肚子就很饿难忍。在曾家的人吃完时，他无论怎么吃得快，也只能吃两碗，因此他必须在大家没有吃完前，吃完三碗稀饭，这就需要很大的努力，当他全心吸喝着会烫焦舌头的热稀饭时，便深深地尝到食客生活的窝囊，为了早日脱离这种窝囊的生活，必须早日有自己的家。

        不知不觉江南的秋意深了，北极阁的红叶飘落时候了。在南京人们已准备着过冬。在行人稀少的巷道，处处可见妇女们一边晒太阳一边缝棉被套。太明也做了一件棉袍。他穿了新做的长棉袍，便感觉到穿西装的麻烦。长袍有其外观不起眼的好处，它穿在身上宽松没有束缚，自由自在。有了一件这样的外衣，下衣穿什么都相宜。寒冷时里面可以穿几件。又可省去衬衫硬领和领带的麻烦。有时和衣躺一会儿也不起皱。实在是很好的服装，他立刻成为长袍的爱好者。他穿着长袍感觉连心情也改变了似的。穿着长袍上街，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人目不转睛地看他，始感觉到自己跟他们是同一社会的人。而且他的北京语已可以派上用场了。他希望早一刻去担任教职，但曾却从容不迫，不理会太明的心急。他有时带太明到夫子庙去，但去的次数频频，太明便不起劲了。由于太明有一股专心一意出去活动的冲动，因此即使有时间他也没有心情去看电影或听戏。

        天空飘着柳絮似的雪。曾公馆的二楼冷清空落落没有烧暖炉。他钻在被窝里来御寒看书，但心里还是不镇静。故乡的人一定在谈论著他吧……。尤其是阿三或阿四一定把他拿来炫耀，在村子里吹嘘一番的很得意吧……。他这样想着，坐立不安的心情。连日下着雪，闭居一室也无法好好地看书格外使他焦躁不安。从二楼眺望紫金山，山全体笼罩着雪，视线所及，一片白茫茫的银光。这一天午后，突然来了一个提着大皮箱的青年绅士，也是客家人，复旦大学的毕业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日语也稍懂得一些。据说是想托曾找关系人入国府宣传部工作而搬来。这青年很小心谨慎，每次走出房间必锁门。清楚的显示出中国人的习性。因为跟太明同住二楼，使他觉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独寂寞。这青年姓赖是南洋的华侨，据说他父亲为革命运动捐献巨额运动费。他是个非常大而化之的人，笑口常开，那哈哈笑有一种孩子气。赖喜欢讲话，爱游乐，所以跟太明很快就熟不拘泥了。那天晚上，吃饭时他立即缠着曾太太拿酒给他喝，那种冒失的做法使太明咋舌。赖滔滔饶舌，但言不及义，谈的都是打麻将、看戏、跳舞等，都是太明不懂的事。

        翌日，赖对太明说：‘胡先生，你不必急，闲着能玩的时候就游玩着始能了解社会。不精通社会的情形无法行公正的政治。你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倒没什么可说的，当教员都是很适合的性格。’他这样嘲弄太明。

        不过他的说法天真，太明也不觉得听了有什么罪恶感。这天下午两人相约去澡堂洗澡。一走进那垂着不洁帘子的更衣室，顿时感到很暖和，室内燃着几个暖炉。大安乐椅上有几个浴客舒服地睡着了。太明在暖炉附近的椅子坐下，因为下雪天气寒冷的身体暖和起来像春天似的感觉。赖大摇大摆地高抬起双脚，让服务生替他脱鞋袜，连衣服、短裤都替他脱，一副大老爷派头。接着服务生要来侍候太明，但他不喜欢，自己迅速脱掉衣服，用大毛巾围着身体进入浴室。浴池热气蒸腾分为三池，他泡在那个水最温温的的浴池中静静的不动。不久服务生来请他躺在浴池边的长木板上，服务生用一条粗毛巾仔细地替他从头到脚全身无遗处的搓掉污垢。他那因为寒冷而缩的皮肤，经过泡热水皮肤恢复原样，再由服务生用毛巾轻重适宜地摩擦，使他感觉似痒又好像有点痛似的。洗了澡回到更衣室的椅子坐下，服务生来给他捶腿。赖还是一副尊大的派头，一边被捶腿一边看黄色新闻，于是赖好像中了催眠术似的睡着了。太明随着按摩节拍不知不觉也朦胧欲睡，已经把一切都忘了。学习北京语过程的苦涩，他所看到的徘徊街头的乞丐、野鸡的世界、破坏公园的动物，只知大炮数目的花花公子……，这时眼前无论有多少无礼者或看门狗，他也无所谓，心里感觉的舒畅不啻王侯，他躺在浴室的一隅终于睡着了。从梦中醒来时日色已暮。赖频频提议去吃饭、打牌（麻将）或听戏，但他不为所惑的说要回曾公馆。

        赖也没办法便一起回去。在其归途中，赖一反常态，对太明大谈其幼稚的自由平等论。太明对于那些幼稚的议论只求耳根清静，根本没有听入多少，但自己对于中国式澡堂却感到其奇异的魅力，不禁觉得自己有一点矛盾。起初曾带他上澡堂时，他只觉得其不洁而不喜欢，而如今已全然浸入中国澡堂的气氛了。

        ‘中国澡堂也像鸦片烟一样会上瘾吗？’他想着在不知不觉之间使外来者的敢觉或神经麻痹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奇异的同化作用。

        曾公馆自从赖来了后突然热闹了。曾下班后，回到公馆也不再出去玩乐。赖每天晚上找人打麻将，尤其是曾太太非常喜欢打麻将。人数不够时，硬拉太明凑数上麻将桌。太明对打麻将觉得无聊，但身为食客不便拒绝。而打麻将不像学习北京语那样困难，听了一番说明后大致就会了。这也许是因为小时候他常看鸦片桶或阿三、阿四打四色牌赌博吧。他觉得麻将比四色牌容易了解，不到十天的工夫太明就已熟练得跟曾太太的牌技差不多了。然而每晚，为了这应酬要费时到半夜更深。通常大概打‘一环’就结束，除非兴趣很高不会打到‘二环’。但倘若曾输牌了，必定打到‘二环’‘三环’。若打‘二环’，那就要到深夜一时或二时才会结束。不管如何有趣，打到深夜二时，太明就觉得十分疲乏，感觉干吗要这样应付。

        有一天夜里，打麻将中，大概是曾的婴儿着凉感冒，打喷嚏又哭泣，雇来照顾婴儿的阿妈抱着孩子小心翼翼的走到曾太太的身边：‘太太！公子好像肚子饿了。’她说着促请给婴儿喂奶。

        ‘好啦，喂他牛奶吧！’曾太太头也不回的说，她正专注地想做一副‘清一色’的牌，因为她的面前已有四对牌和两张同样的牌来了，她很高兴以为一定会清一色。这最后的北风圈，如果是清一色，她的心里盘算着，不但可以赢回前面输的钱，反而还超赢二千个子儿。婴儿在邻室大声哭个不停，阿妈哄不了，哄着哄着婴儿还是哭不停，因此她又走过来说：‘太太！公子好像有点发烧呢！’曾太太就像没有听见的样子，她希望一张‘一筒’，她的目光深注意着桌面上数著「一筒‘的牌，她看见它只出现一张而很高兴。她自己手里已有两张，另一张便不是一对了，有人一定会打出来，她这样想着心里很高兴。阿妈又以着急的语气说：’公子发烧呢，太太！‘’好啦，哄他睡觉吧！‘她回答着，焦急的等着别人打出一筒或三筒。而曾却等着白板，若白板来了就’大三元‘，他伸长脖子等着。太明看不过去说：’曾太太！小孩不舒服，暂停一下如何？‘但曾太太仍然低头注视自己的牌没有回答。邻室的婴儿哭声更激烈。阿妈无法只得再回到邻室去。那短暂的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只听见婴儿的哭声而已。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看着桌上打出来的牌，并且预想着别人下一张将会打出什么牌而演练著作战之略。尤其是曾已把’二元‘置于桌面上，因此大家都小心注意着出牌，以免他成为’大三元‘。接着轮到曾打出牌，各个人都屏息注视着他，曾振奋地打出一张三筒，啊，曾太太不禁高兴的叫出声，她正等着三六九筒。赖蓦地站起来：’哪有人这么乱出牌呢？‘他说着仔细检视曾的牌，果然是曾犯了错，应该是出牌’一鸟‘才对的。犯错得到的惩罚是，曾要付出全部输掉的金额，因此他输了一万三千个子儿。曾手里握有大三元的牌感到很遗憾。赖则认为指出曾的错误有功，那当儿大家争着说话，曾提议再打一环。赖和太明都无意再打。邻室的婴儿大概哭累了，声音小了，但那阿妈却慌张地跑来告急的说：’孩子好像非常病重的样子……‘曾似乎并不在意，频频把麻将牌搅乱重新混合排列。曾太太这时才惊觉似的，跑到邻室去，曾看着她的背影大声说：’别慢吞吞的，快一点回来！‘但她没有回答。太明实在更加看不过去了：’孩子好像身体不舒服，时间也不早了，明天晚上再打吧！‘他顺着曾的性格婉言这样劝说。曾的嘴里’嗯‘地应一声，走到邻室去了，但立刻回来：’胡君，你帮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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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平路的长春医院好吗？请医生来！‘他这样说，表情流露出很担心。但已经一点多钟了，电话迟迟不通。等到终于打通电话，医生到家里来时，已经两点半了。据医生的诊断，是急性肺炎，发烧到三十九度五分，叮咛家长必须小心注意看护着。太明不禁感到黯然，觉得打麻将也跟吸食鸦片一样会上瘾。

        正月到了。南京的孩子用两根小棍子前端缚着细绳，巧妙地拉著「扯铃‘玩。孩子们穿着厚重的棉衣，在冷空气中，口鼻呼出白色的气息。听着拉动的扯铃嗡嗡作响声而高兴。正月里曾公馆的孩子们也玩得兴高采烈。太明对于过年没什么兴致，只是对于正月后便可以到学校执教觉得欣慰。至今那像冬天一样阴冷的心情，开朗起来。赖仍然悠悠自得其乐，一点也不着急，始终抱着候官主义。有一天他对太明说了一番大道理：’候官主义古今不变。外国留学生因为干劲十足，所以一回国就急着找工作。可是着急有什么用呢？不但无用，我觉得反而有害。“罗马不是一日造成的”，你求好心切，但如果别人都不同心协力，便亳无效果。你离国几年，如今才回来，对国内的事情缺乏了解，语言也尚未十分能运用自如，纵然顺利找到工作，也许不见得能够胜任愉快。所以倒不如抱着候官主义等一两年再说。这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不见得，在等候的期间突然碰上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机会，这种事屡见不鲜。‘这就是赖的见解。但太明对于他的这种机会主义、打算主义不以为然。例如他常说的’做官发财‘等等，在他的观念里只把做官视为发财的手段，既无思想也没理想。但他对于官场里的事情却很了解。他说：’胡先生！你不必着急，若是我当了一年所得税课的课长，就够养你们吃一辈子了。‘又说：’中国的官吏并非阶段式的，有人原来在外国洋行当经纪人，摇身一变就做大官了，这才有趣。所以我认为第一是靠机会，第二还是靠机会。只要找到一个有力的好头子，地位便不成问题。若是当一年县长，有些地方比当十年省长还好呢。总之，当财政部长是最好的，其次是上海市长啦。这方面的事情，你不懂。‘他说了这些神情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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