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改农场，司徒效达觉着自己像个被压扁在地上的影子。记得有一天傍晚，他饿极了，四肢朝天仰在干裂的盐碱地上，自己压着自己的影子，就幻想自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自己的影子。他想，做个影子真好，不会饿，也不会有什么尊严问题。可他压住了自己的影子，他存在着，影子不存在，他就很固执地欺骗自己，千方百计把自己看作影子。影子贴着大地，现在他也贴着大地，影子是干瘪的，他也是干瘪的；他认定自己能像枯叶似地飘起来。

        身下却没有枯叶，农场内方圆几十里的树皮、树叶都被扒光摘尽了，原本不多的树，因为劳改犯人饥饿的肚皮，树早死得差不多了，那景象真惨……

        树皮、树叶能吃，司徒效达原来可不知道，吃一吃看，味道还真不错。榆树是吃皮，且可以生吃，吃起来粘糊糊、滑溜溜的，槐树是吃树叶，树叶要用井水浸3天，这样就没那涩嘴的苦味了。至于各种树的花，那更是上品了。杨树的花——就是俗称的毛毛虫，可以炒了吃，槐树花既可以炒了吃，又可以用来做包子做汤；榆树花——又叫榆钱子，也像榆树皮一样能生吃，味道甜津津的。

        真长知识呢！不进劳改农场，光呆在城里，这关于吃树的知识只怕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为了把这宝贵的知识留给后人，他很真诚地想过要写本小书，把自己的经验都写上。然而，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客观条件有两点，其一是，劳改农场不是他的书房，不允许他自由写书；其二是，他的身体太坏，全身浮肿，根本坐不住，那极实用的书才没写成。不过，完全是出于对方碧薇的一片爱心，他还是在信中把自己的经验向方碧薇说了，甚至连槐树叶的浸泡时间，乃至其间要换几次水都说了。

        在那个傍晚，这些经验已没用了，至少对他的生存来说是没用了，树都死光了，他在取得了关于吃树的经验之后，已无树可吃了，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得做影子，直到过几天连影子都做不成时，再去见马克思或是去见上帝。

        司徒效达闹不清他要见的究竟是上帝还是马克思。他想见马克思，却不知马克思要不要他。在军政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就写过入党申请，党支部一直在考察，转业后，还把有关材料转到了东方中学。在东方中学，正是为了入党，他才响应了鸣放的号召，才被戴上极右的帽子，后来又被判刑5年，送到这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那么上帝呢？只怕上帝也不会要他。在缅甸，他和同事们去过教堂，那里一切都是神圣的，不说他信仰共产主义，要去解放全人类，就是不信仰共产主义，不去解放全人类，上帝也不会要他。他在饥饿的压榨下，心里早就邪念横生了，他甚至想到，哪怕是人肉他也会去吃，就装做不知道，把它当作年肉或牛肉吃。

        1961年的那个傍晚是漫长的，一天应开的两次饭——上午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都开完了；总共4个山芋干面窝头已全部塞进了司徒效达饥饿的肚皮，这一天再无任何盼头，司徒效达本想在地里扒些茅草根嚼嚼，借以欺骗自己的肚皮，可地里的茅草根也被他的同类们扒光了，目光所及的地方，四处都是掘起的旧土新土和白花花的盐碱……

        司徒效达想到了死，他觉着他极有可能在这漫长的傍晚死在自己置身的盐碱地上。仰望着天空，他眼前一阵阵发黑，黑暗中有金星飞旋，像绚丽的星空。这使他不由地记起了缅甸，记起了和方碧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天空是同一个相连的天空，大地是同一块相连的大地，他眼前不禁出现了幻影，觉着自己是在缅甸，是在和日本人的作战中倒下了，方碧薇正守在他身边，为他无悔的生命而痛哭失声。

        如果那时死了真好！

        在这种绝望的时刻，一个人的人格是很容易丧失的。

        当天夜里，大芦席棚里又有两个犯人死于浮肿，司徒效达被看管人员叫起，抬尸体到野外去埋。抬着尸体往那片乱葬岗走时，司徒效达的感情是麻木的，几乎完全没有正常人的哀痛，甚至没有最起码的道德感。他老是想着可能得到的加餐——一个或者两个额外的窝窝头。为了这一个或两个额外的窝窝头，他甚至希望天天死人。埋葬也是潦草的，两个死者被埋在一个坑里，还埋得很浅。

        那夜不知因为什么，应发的两个窝窝头没发，管理员连提都没提，好像他们深夜去埋死人也是劳动改造的一部分似的。司徒效达愤怒之下，干了一件非常丢人的事：偷了同屋犯人老江一个舍不得吃的窝窝头。老江这人一直很怪，别人都是两餐，他偏要坚持三餐，而且不愿改变三餐的时间。这就让司徒效达得了手，司徒效达回屋后，在老江的枕头底下很轻易便把窝窝头偷走了。

        那只不属于他的窝窝头，并不因为其属性问题而改变口味。许多年过后再回忆起来，司徒效达依然认为那个窝窝头很香。窝窝头还是白天吃过的窝窝头，奇怪的是，夜问缩在被窝里吃竟别有风味，不像山芋干面的，倒像栗子面的，一口口嚼碎后，不用咽便自动顺着喉管往下滑。这感觉真不可思议，粗糙的窝窝头竟会主动地滑，释放后说给方碧薇听，方碧薇咋也不信。

        第二天一早，老江发现窝窝头不见了，开始用审视的目光打量同屋的8个人。老江也是知识分子，不会骂人，可老江的眼光很毒，能把人的脸上看出洞。老江逐个打量过一屋子人后，认定偷他窝窝头的是历史反革命犯老季。老季曾在抬死人的时候扒过死者的衣服，老江就认准是老季偷的。

        老江有气无力地说：

        “老……老都老了，总是要死的，就得讲点人……人格、道德了。你得知道，你偷的不是一个窝窝头，是在偷人的性命！你是在杀人！杀人呀！”

        这话给司徒效达的震撼是巨大的，像雷一样，把他炸醒了，他真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老江面前。他不知道自己咋变成这么下作的人？咋会被改造成这种样子？可当着老江的面却没敢承认，一个人的人格既已丧失，就会变得怯懦、虚伪。老江说话时，司徒效达一声不吭缩在墙角，静观事态的发展，心里紧张极了。

        好在老江是宽宏大的，把要说的话说完后，也没再追究。

        也就是从那日开始，老江对人们最后的一点信心丧失了，一日三餐的老习惯终于打破，再不留一点窝窝头过夜。司徒效达因此痛悔不已，觉得自己该对老江信念的丧失承担全部责任。

        是方碧薇救了他。在肉体和精神都濒临死亡的时刻，方碧薇给他寄来了救命的包裹，包裹里装着方碧薇和孩子从牙缝里省出来的5斤炒面。

        司徒效达用小牙缸把炒面分成8份，给了同屋人每人一份。这举动几乎是悲壮的，老江和老季都感动得哭了，都说他是好人，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曾偷过人家的性命，曾那么可耻地堕落过。

        老江问他：

        “你为啥要这样干？现在谁活得都不易。”

        司徒效达说：

        “你别问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你们，是为自己！”

        说这话时，司徒效达就暗暗下决心，从今以后，他要好好做人，做一个有人格的人，哪怕饿死，也决不让自己的人格再次蒙羞……

        后来的情况慢慢好起来，伙食定量增加了，一日三餐恢复了，他也从生产队调到食堂烧饭、送饭。他的人格没再堕落过，直到被释放都没再堕落。为此，他感谢方碧薇和那5斤炒面，也感谢老江那番震动他灵魂的话。

        自然还有信仰问题。信仰问题是摆不脱的。

        回顾自己一生时，司徒效达总要记起他在劳改农场为信仰问题遭受过的痛苦。在那个漫长的傍晚，在他躺在那片盐碱地上的时候，他就想到过上帝，如果不是因为自惭形秽，不是怕上帝的天堂不接受他，他是完全有可能追随上帝的。

        他怎么会信仰上帝呢？他从大学时代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水龙头，他和方碧薇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里，在南京总统府门前的国府路，打校旗的党员学生被水柱喷倒了，他从水淋淋的地上捡起旗，高高举着，那不仅是面校旗，也是面信仰的旗……

        在劳改农场没有信仰的旗，有的只是劳役和枪口，枪口下的人很难和持枪看押他的人产生共鸣，你想产生共鸣人家也不相信。你是专政对象，人家却以信仰的名义在专你的政，你说你在枪口下还要捍卫人家的信仰，人家怎能相信呢？

        这痛苦的时刻，又一个人出现在司徒效达面前了，就仿佛命运故意安排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这人是个年轻的托派分子，叫朱大可，是1952年被捕的，被捕时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只18岁。司徒效达记得，他见到朱大可是1962年，这一年朱大可不过28岁，但看起来却像有40多了。28岁的朱大可已被判了无期徒刑，囚号2578，在农场时不能和其他犯人接触，看押也是极严的。和朱大可一起押到农场来的，还有十几个人，据说也是托派，有些人岁数已很大了。

        司徒效达得以和朱大可接触，是因为他在食堂，每天要给这些托派送饭。托派们不知是为什么押来的，押来后都关在水泥房里，不参加强制劳动，大约两个月后又一起被送走了，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在为他们送饭的两个月里，司徒效达注意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这些托派都自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人手里都有马克思列宁的书，那个朱大可的书最多，至少也有几十本。

        有一次，司徒效达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遂不顾管理人员的严厉规定，找机会和朱大可悄悄谈了起来，问他在这里还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到底为什么：

        朱大可说：

        “为信仰。因为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司徒效达很奇怪：

        “你们这些反革命也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朱大可摇摇头：

        “不，不对，我们是托派。却不是反革命！”

        司徒效达不相信：

        “你们是反革命，这人人都知道；不是反革命，会判你无期么？”

        朱大可说：

        “你的逻辑太简单了，我只怕和你一时说不明白。”

        司徒效达道：

        “这世界上没有说不明白的事，你只要说，我就会明白。”

        朱大可想了想，和司徒效达说了——从自己的身世说起：他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是托派的大本营。上高中时他就看了一本托派组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在那小册子的影响下。投身托派领导的学潮。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托派组织决定创办一个刊物，坚持地下斗争，他就偷了家中的10根金条，和一帮年轻的托派同学办了个题为《新方向》的政治杂志。温州解放后一个月，上面下令撤退，他又和8个托派学生一起到了上海，其后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和一个托派女同学已恋爱同居了，而且还使女同学怀了孕，女同学后来也被判了无期，孩子生下来后，就被狱方送进了社会福利院……

        朱大可在向司徒效达讲述这一切时，表情极为平静，就像在述说别人的一件不相干的事似的。

        最后，朱大可说：

        “这都是因为信仰，如果是反革命，我们会有这种为信仰而斗争的勇气么？我选择了马恩列托的信仰，就决不后悔，当共产主义的旗帜插遍世界时，我和我们所有为共产主义奋斗过的同志们都将含笑于九泉之下……”

        这使得司徒效达对朱大可产生了敬重之意。朱大可试图向他讲述托洛茨基主义，试图证明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致性，他不愿听，更不愿信，他的观念不可动摇，托派和革命水火不相容，托派就是反革命。然而，对朱大可坚定的信仰意志，他却不能不服气。被判了无期徒刑，妻离子散，都没能把这个年轻人的意志压垮，这是什么样的人啊！

        司徒效达开始感到羞愧。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书中说过关于羞愧的问题，他及时记起了那段名言，及时进行了反省，一遍又一遍地要求自己坚定起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高举着信仰的旗帜，哪怕对着自己人的枪口……

        1962年7月，他在给方碧薇的信中写道：

        “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就要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和忠诚，不要怕被冤屈，不要怕人家不理解，信仰不是谁的专利，谁也不能垄断它！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人类的信仰……”

        这封信没能寄出去，黑乌乌的枪口把它堵回来了。

        管理人员——司徒效达记得是一个姓白的山东人，冷冷地把这封信摔在他面前，说了句：

        “收起来，以后不要再写这种信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惶惑地看着那位姓白的：

        “我这么写不对么？”

        白同志说：

        “你不要再想翻案了，你只要到这里，就不会有什么冤枉！我这么做是为你好，这封信要是落到不了解你的人手里，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在信中说，信仰不是谁的专利，这话怎么讲？细究起来问题很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专利，和你们这些专政对象有什么关系？这种不该说的傻话，你可千万别说了！”

        这番坦率的话，把司徒效达已坚定起来的信仰又打翻了，他这才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有专利权，他作为一个不享有专利权的异己分子，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就得真诚地把自己看成罪犯，把被冤屈的一切都当作犯罪，而这正是他人格和良心都不能接受的……

        后来，1966年，当“文革”的宗教狂热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候，当他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同学到他家里抄家的时候，他进一步痛苦地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对象他这种人来说真是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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