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研究事业除了科学和技术上的意义外，还有一层“为国储才”的深义。在这方面，叶企孙所作的贡献应该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和他同代的科学家或教育家里，或许有人比他名声显赫，或许有人比他学问高深，或许有人比他位高权重，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提掖那么多方面的科技人才。他以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眼光，站在国家与民族的峰峦之上，默默无闻地甘当人梯。

        叶企孙与任之恭、戴振铎、陈芳允等人的故事

        20世纪，我国最早研究无线电技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叶企孙的弟子冯秉铨，一个是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清华的孟昭英，被当时的无线电学界称为“南冯北孟”。继之而起的是任之恭先生。

        任之恭是清华学校1926年毕业生，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后入哈佛大学物理系攻无线电专业，1931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之恭被山东大学聘去，讲授近代物理、光的电磁理论和初等量子化等课程。

        叶企孙当然知道无线电学科对中国的意义。在他主持的第一阶段招考留学生时，就设立了“仪器及真空管制造门”专业。选送就学的蒋保增、吕保准、洪朝生学成回国后为新中国的无线电事业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叶企孙当然也知道任之恭的价值。为了给任之恭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他发挥更大作用，以培养出更多的无线电人才，他力邀任之恭加盟清华物理系。他趁任之恭参加学术会议的当儿，专门约见他，并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任之恭也曾受过叶企孙先生很大影响，1925年秋季，任之恭曾经听过叶先生的一次演讲，叶先生当时预言，“波动力学”将是未来理论物理的主要动力。这是当时人们闻所未闻的一种假说，而叶先生在演说时已清晰地把波动力的特征和存在的理论依据画出了一个大致轮廓。之后，西方科学家薛定谔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时，已是1925年。任之恭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叶企孙能那么早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呢？”也正是叶企孙的这次讲演，启发任之恭作出了向无线电学攀登的决定。如今，他见恩师如此器重自己，便欣然应允。

        谁知此事进展得并不顺利。

        山东大学得知此事后，亮了红灯。

        亮红灯的理由很充分，说任之恭先生讲授近代物理、电磁学等课，他一走，这些课就得停下来，学生停课对学校是天大的事，拥有这样的理由，山东大学就礼貌地挡回了清华大学发来的邀请信号。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叶企孙的大弟子王淦昌从德国学成归来。看到王淦昌，叶企孙眼睛一亮。

        王淦昌是回物理系复命的。想当年被恩师点拨，走到哪儿都怀揣着国家，唯觉科学救国事大，自己再大的事也是小事——这就是叶师深植于他脑海里的思想。现在，这种思想再次闪现光芒。当叶师把情况向他介绍之后，他明白了。清华物理系人才济济，有吴有训，有萨本栋，有周培源……却独没有任之恭，或者说没有任之恭这样具备最新理念的无线电学知识的人才。空缺和空白，这样的现象在清华大学几乎是不能出现的，就像是一支阵容强大的球队，在锋线上却出现缺位的状况，这情形太不可思议。叶师的眼光独到，他发现了这一点，马上调兵遣将，而自己正是他手中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

        王淦昌神色凝重地对老师说：我去，我去山大把之恭兄换过来！

        叶企孙点头赞许：委屈你了，请多保重！

        没有什么思想工作，没有激情澎湃的话语，没有苦口婆心的劝导，一切都在平静的目光中完成。王淦昌在叶企孙的安排下，来到了山东大学，替换来了任之恭。

        任之恭到清华物理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他与孟昭英先生等人一起，使清华的无线电教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声名鹊起。让任之恭永难忘怀的还有一件事。卢沟桥件爆发后，北平进入战争状态，而任之恭与陶葆柽女士的婚事正定在7月中旬的某一天。眼见得喜期临近，但战争的火药味却一日浓似一日，到了办喜事这一天，竟已演变成完完全全的战争态势。听着震耳欲聋的炮声，看着城中蔽天的浓烟，任之恭颓然坐在北院七号叶先生家的院子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叶企孙看着任之恭难过失落的样子，心里很着急。

        能不能通知女方推迟几天再办喜事呢？他问。

        任之恭看了看叶先生，又把头低了下去。

        叶企孙猛然醒悟，道路已经封锁，电话已经中断，任之恭是无线电学大家，他当然会首先想到与女方的联络问题。现在的情势是咫尺天涯，倘新郎不到场，又没有音讯，那不活活急煞人也？

        叶企孙突然想起通往城里还有一条小路，倘若用最快的速度把任之恭送到西直门，便会在半个小时内到达婚宴会场。

        你就坐我的汽车，开车的小金技术很好，前两年打仗时，他在庄稼地间的土路上跑过两次，没问题的，你收拾收拾，让小金送你到西直门，只要进了城，就好办了。

        任之恭听叶先生一说，顿时来了精神。

        在叶先生的安排下，任之恭坐着叶先生的私车，在刚刚收割完麦子的田间小路上一路飞驰，顺利抵达西直门，赶上了自己的喜事。

        而这天，正是日军占据北平的日子。

        任之恭虽然是叶企孙当物理系主任时聘来的，但没多久，叶先生就辞去了主任职务，所以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西南联大叶企孙任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时，任之恭作为无线电研究所主任，两人接触的时间才相对多起来。

        对于叶企孙，任之恭这样评价说：“叶企孙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有广泛知识的科学家，又对人文科学有特殊的造诣。他对国家的理科教育及整体科学的发展，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作出了非常超卓的贡献。”（任之恭《怀念叶企孙老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36页）

        与别的科学家赞赏的话语不同的是，任之恭在这段评价后又追加了一个赞语，说叶企孙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任之恭现居美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终身顾问。当他获悉叶企孙头顶上的阴霾终因时代的进步一扫而光时，不禁感慨万千。为了寻找叶先生当年测定普朗克常数的论文，他不顾年迈体弱，在叶企孙当年就学的几所大学里多次调查，试图能寻找到这篇标志他学术地位的著名论文，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叶企孙的这篇论文，并影印回国，以彰示叶师当年的潇洒才俊，同时也献上自己对叶师的一份崇敬和怀念。

        戴振铎是清华物理系第九级毕业生。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是在浙江大学读完一年级后才转学来的。他刚刚入学时是以备录取生第七名的资格进入浙大的，第二年能够成功转入清华，足见他是个可塑性极强又天资聪慧的人。

        戴振铎活泼爱玩。初到清华，人生地不熟，既没同学又没朋友，于是他就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来排遣孤寂，他参加了军乐队、棒球队，还在音乐室管理唱片等，哪里人多哪里有他，哪里热闹哪里有他，他是一个坐不下来又闲不住的人。而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绩平庸，为同班老友所共知”。

        使戴振铎发生变化的是叶企孙。

        戴振铎和叶先生的交往是在清华物理系的课堂上。因为物理课程大部分是叶先生所上，而戴振铎又如此另类，他的表现引起了叶企孙的注意，为了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物理世界，叶企孙主动接近这个“孤独的舞者”。据戴振铎讲，在本科几年里，叶企孙是他在清华园里唯一结识的老师朋友。

        大三那年暑假，叶企孙找到戴振铎，问他暑假有何安排，若没有安排，愿意不愿意跟他去西山度假。对于老师的邀请，戴振铎有些诚惶诚恐。他知道叶先生是清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与他交往的多是学界翘楚，自己才疏学浅，在学生中又不是出类拔萃，他为何这样赏识自己？

        戴振铎在疑惑和亢奋的交织中上路了。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次和叶师的暑期接触，使戴振铎的人生和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年之后，戴振铎仍能记得叶师对他施以影响的细枝末节：

        1935年一个假期，叶先生邀我去西山附近的松堂度假，这是第一次同他接近。他带了许多书籍，其中有科学史，中国文学史，诗词等读物。他喜欢同我讲科学家的传记，他尤其崇拜居里夫人，有时候讲讲中国算学史及诗词等典故。他常提到物理系毕业生的专长和嗜好，如冯秉铨能跑，赵九章精中医，王竹溪能棋等等。他很少谈及他自己留美时的生活，他绝对不批评人之所短。这一个短短的假期，我获益殊多。（戴振铎《仁者民爱》，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30页）

        在戴振铎的印象里，叶师似乎没批评过他什么。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你，偶尔送来一个会意的眼神，说上一两句关切的话语，便使人终生难忘。戴振铎曾参加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成员全骑自行车。梅校长带领潘光旦、叶企孙等学校领导前来劝阻，但叶先生却一言不发，临了，他来到戴振铎面前，仔仔细细打量他一番后，扶着他的车把说：沿途小心。这句话朴素平白，但却一直温暖着戴振铎的心。1936年冬天，戴振铎又参加了绥远大青山抗战前线服务团，慰劳傅作义在一线的抗日部队。物理系另有王天眷、陈芳允、李正武共4人参加。回来后见到叶先生，叶先生微笑致意说，物理系参加劳军的不少，真想不到哇。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前方战事和劳军的经过，还询问了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情况，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这让戴振铎深深感到叶先生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这样的人他才喜欢。他觉得叶先生内心是赏识自己的，能得到叶先生的认可，他认为是莫大的荣幸，又是一种深切的动力。

        与叶先生又一次零距离接触是七七事变之后。此时戴振铎已本科毕业，在协和医院工作。战争一爆发，戴振铎就辞去了工作，追随着老师的足迹来到昆明。在叶企孙和任之恭的安排下，他成了无线电研究所的一名助教。叶先生此时是特种事业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任之恭是无线电研究所的主任，他们的接纳使戴振铎能在战乱的大背景下偏安一隅重续学业，这样的福分不是所有的学子都能享有的。对于戴振铎来说，幸运的事情不仅这一件，最幸运的是他又一次受邀和叶先生住在了一起。刚到昆明时，他和叶先生住在财神巷宿舍。后来为避日机轰炸，研究所集体搬迁到郊外，他们又来到了大普吉。

        这一时期，正是戴振铎学业大进的时期，究其原委，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就是耳濡目染叶先生的品德言行——

        在此期间，他同我讲了不少近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贡献，除清华学者外，他常提到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胡氏兄弟（敦复、明复、刚复三先生），竺可桢，李济，吴宪，王守竟，严济慈，饶毓泰，梁思成诸先生。他有一次同我讲守竟先生尊翁王季同先生的年谱，非常动人。王老先生是清代末期受传统教育之学者，后赴英修习数理，在电讯线路分析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代数来运算电流、电压分布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电讯界的鼻祖。叶师又提及他用的论说来解释量子力学。20世纪20年代，王守竟先生在量子力学上有极大的贡献。他是北大物理系的首创人。我在70年代发现王先生是早期《计算合流超几何函数》（fluent rical fun）的作者，如此复杂的函数当时能计算出来，这与德国大数学家高斯（gauss）计算天体运动的数据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了解叶先生对王氏父子的推崇。声学家丁樊林先生从桂林迁昆明，叶先生叫我去拜见他，因为丁先生创造了一支半阶音（cic scale）的箫，不用金属按键，只用手指操作，他要一人练习同他合奏，我就做了丁先生的徒弟。此箫除非有丁先生家属保存，恐已失传。只要与科技有关的工作，叶先生总是热心鼓励的。（戴振铎《仁者民爱》，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31页）

        戴振铎的三级跳就是这样完成的。从本科生到无线电研究人员，又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学者，后来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密执安大学电机学教授，他像一名潜力巨大的运动员，其精彩的人生令人惊赞不已。但戴振铎却十分清楚是谁给了他人生以决定性的影响。他是个感恩的人。

        1972年，中美刚刚建交，作为第一个访华学者代表团秘书长的戴振铎，与老师任之恭夫妇、同学林家翘几次要求拜谒恩师叶企孙先生，但每次都不得要领，他们只得悻悻而回。后来他才知道叶先生的境况，知道他被“抛弃”了。1977年，叶企孙托友人寄给戴振铎一张晚年的照片，之后又让侄子叶铭汉带给他一册用红笔圈点的宋词，加上早年留学时叶先生送给他的一副象牙筷，这3件礼品一直被戴振铎珍藏到现在。

        陈芳允是物理系第十级毕业生，1938年毕业时，叶企孙先生还在天津。有一天，任之恭先生找到陈芳允，说是传达叶先生的意思，有关他的毕业去向问题，叶先生早就考虑好了，想介绍他到测量部门去工作，在那里可以发挥他勤于动脑精细入微的特点，将来可以在该领域作出超凡贡献。叶先生的话让陈芳允既吃惊又倍感温暖。自战争爆发以来，一年多时间没有见到叶先生了，谁知他还记挂着自己，虽远隔千里仍关心学生的去向。而且叶先生是知人善任的人，经他说出口的事，必定是深思熟虑斟酌许久的。

        陈芳允想着叶师建议自己干测量的话，不由得忆起大学4年叶师对自己的诸多教诲。记得大一那年刚上物理实验课时，第一课就是测量。在诸多学生中，陈芳允做得最认真最准确，或许是对这件事印象深刻的缘故，叶师便把这个学生的特点牢记在心。叶师总能记住学生们的特点和特长，并不断加以引导。陈芳允记得那时叶师常邀学生到他家里去玩，“无疑是他要借此了解学生，而我们则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物理学的意义、发展和作用，以及做学问之道。我最记得的是他不止一次说过，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可能样样都会，要在一个方向上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

        然而，在叶企孙未来昆明之前的这段时日，陈芳允已经喜欢上无线电方向了，他想在这个方向上坚持下去，于是就跟从任之恭先生到了无线电研究所，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学的还是无线电。叶企孙尊重学生的选择，他那时掌管着出国留学的权力，“无线电门”就是他设置的，既然都是国家需要的，于是他就一路绿灯，顺风顺水地送学生出了国。

        但是，仿佛是命中注定似的，叶师当年曾说陈芳允适合干测量的话，竟如影随形般跟定了陈芳允的人生，即使他已成为无线电电子学专家，命运还总是拉着他往测绘方面漂移——

        卫星测控部长王盛元从北京带回一颗新星的测量任务回到测量中心时，专家一个个靠边站了。而这颗叫“实验一号”的卫星是测量磁场、x射线和宇宙射线，实验太阳能电磁、温度控制等新技术的，明年年初就要发射，以便跳完“第一级”，为“第二级跳”作准备——谈何容易啊！正需要专家。

        他在家里又急又气，见猫骂猫，见狗骂狗。一个人影闪进门来，向他报告：“部长，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这里，他对第一颗卫星作过贡献，你看怎么样？”

        “人在哪里？”他喜滋滋地问。

        那人——刘副主任往一排土房一指。王盛元在膝盖上一拍帽子，霍地站起，粗门大嗓地笑道：“我看他去。”

        可是，中国科学院发配下来的老九们，接受再教育上山打猪草去了，至夜未归。

        树下，两匹毛驴哧哧的叫得山响，烦得他骂娘。“叫什么叫！”他一声吼，吓得毛驴垂下头，“风马牛不相及，打猪草和搞卫星能画等号吗？——蠢货！”

        夜晚，他从鬼火般的一点灯亮里，看见一个人正佝偻着写写画画，近视眼镜的一角叫灯烟熏黑了。“陈芳允！”共和国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曾留学德国，可眼下哪像是个科学家，旧中山服又脏又破，分明是一个农村的驼背老会计的模样。天哪！几个月不见面，教授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王盛元一阵心酸，闯进屋去，摘下陈芳允的眼镜：“陈教授，别熬了。要干，也不能搭上老本拼啊，伙计，瞧您的眼镜。”他擦一擦眼镜，笑着又递给陈芳允。

        陈教授一戴上眼镜，认出他来了：“啊，是卫星测控部长！”

        “老陈，说实话，您对我们的卫星测控技术怎么看？”

        “高超，高超！”陈教授却很拘谨，掏出笔记本，背诵似的念道，“同国外相比，日本的第一颗卫星只有9.4公斤，美国的8.22公斤，法国……都比我国的第一颗卫星小……”

        “得。这些话匣子的话我耳朵都听出茧来了，老哥！”王盛元挥手打断他，拍拍帽子扣到脑门上，“走，到春来茶馆，喝杯凉茶清清热！”

        教授一动不动，沉吟良久，才递过去一份《人民日报》，指了指我国卫星路过世界各国的预报表：“还聊什么？你自个看吧。”

        “老陈，你还信不过我吗？”他恳求地定定望着教授，一边挪挪屁股，“你不说，我可走了。”

        陈芳允终于红了脸，缓缓地说起来：“发射卫星前两个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他问得很仔细，又特别对卫星运行所经各国一些大城市的预报相当重视，一边听，一边加上也门、乌干达、桑给巴尔、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等国首都的地名。总理说，对这些国家的首都进行卫星越空预报，可以鼓舞第三世界。可是现在，我们只预报到分或零点几分，外国发达的可以预报到秒以下，轨道参数的预报，我们小数点后的位数也不多。按现在的测控水平，我们是不可能搞好‘实验一号’和回收型卫星的，特别是回收型卫星，要求很高的精确度。”说完，递过他刚才写的一份文稿。

        王盛元看了文稿，心里暗暗佩服：老陈有两把刷子。在这种年代，卫星上的仪器和地面设备都以刻“最高指示”作为赶先进、超先进的标志，谁敢说我们的卫星半个不字？谁敢言我们的测控技术还不如外国？他敢想敢说，有头脑，这是真正的人才，不是奴才。有他这样的专家在，不愁二级跳，三级跳……

        这是彭子强先生所著《中国“两弹一星”揭秘》里有关陈芳允的描写。此时，陈芳允已经参加过“东方红1号”卫星的测量控制工作，自此之后，他便在那个爱才如命的王盛元部长手下当了兵，名正言顺地投入了他的“宿命”——与测量有关的工作。

        关于这一点，陈芳允回忆道：“虽然因为我后来跟任之恭先生到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而没考虑叶先生的建议，但是想起来仍然认为叶先生对于学生的特点是十分了解的，也许比我自己了解自己还清楚一些。同时也可看到他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陈芳允在成为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专家之后，又成为“两弹一星”的功勋专家——卫星测控专家。

        许多年后，叶企孙先生遗传给他精神世界的科学救国基因再次发挥作用。他瞄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准确地测量出我们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所处位置，他坐不住了。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于是他找到师兄王大珩，之后又分别联系到大师兄王淦昌、杨嘉墀，联名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们沉甸甸的思考——《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封由王大珩执笔的信写道：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发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该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嘉墀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就在这封亲笔信送达中南海邓小平同志案头的当天，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就以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他当即批示道：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中国863》，李鸣生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1页）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863计划”的由来。它是擎举中国科技界的“上帝之手”。随着它的实施与开展，中国科技界横空出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格局。而这一切都肇始于一封信，信的起草者是4位元老级的科学家，而这4位科学家均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说是他学生的学生。

        不知是风云际会还是因缘巧合，每每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总有先知般的政治家与科学家联手出现，或力挽狂澜，或一锤定音。原子弹是这样造出来的，氢弹是这样造出来的，卫星是这样上天的。而这些科学家中的领衔人物大都是叶企孙的学生。如今，在中国改革大潮骤起之时，还是叶企孙的学生们，又发起了与社会变革同步的新一轮的科学攻略。“863计划”率先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领域获得革命性突破，它的成果将成为中国改革不断向前的强大推动力。

        仿佛是一场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接力赛，当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苍茫的历史深处，有一双深情凝视的眼睛。那些科学家们手中的接力棒，就是从他的手里传下来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天，陈芳允看到叶企孙先生踽踽独行在他宿舍前的马路上。当时陈芳允正在自己的宿舍里，从窗户里向外乍一望，看到老师像梦一样飘然而过，那么突兀，他一瞬间愣住了，连推窗呼叫恩师的时机也错过了，更不消说跑下楼去追赶恩师。这是恩师留给他的最后一面。

        多年来，陈芳允一直处在悔恨和懊丧之中，他一直为自己没有追下楼去向叶师问一声好而追悔，他说：“我至今心中常常觉得非常对不起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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