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物理系是一条船，叶企孙就是这条船的船长。不仅如此，叶企孙还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首任院长。理学院下辖除物理系外，还有算学系、化学系、地理系、生物系、心理系及土木工程系共7个系，是清华大学当时3个学院中阵容最大的一个学院。如此看来，如果每个系都可以看做一条船的话，理学院就是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而这支扬帆于滔滔学海、后来世人称奇的“船队”，指挥者就是叶企孙先生。

        在叶企孙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他聘请的各系主任是：算学系熊庆来、化学系张子高、生物系陈桢、地理系翁文灏、心理系沈有乾、土木工程系卢恩绪。而各系聘请的教授如吴正之、杨武之、郑之蕃、萨本铁、陈省身、任之恭、吴韫珍、黄子卿、高崇熙、孙光远、施嘉炀等等，皆一时之选。

        清华大学理学院可谓群贤毕至。我们从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可以看出他们大都称得上国宝级人物。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沿着这份名单从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依次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算学系聘请师资的名单末尾，赫然写着助教华罗庚的名字。

        我们从华罗庚的故事里或许会得到叶企孙长理学院的一些信息。

        清华园第一次关注华罗庚的名字，是在算学系的图书馆里。

        算学系、物理系都有相当不错的图书馆。算学系有中外数学书籍1800余册，期刊67种，包括与清华理科交换之国外数学期刊20种。来清华访问的外国学者认为，算学系和物理系的图书馆甚至比哈佛大学同系图书馆还完善。

        这一天，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来到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在《科学》杂志里，有一篇论文吸引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作者署名：华罗庚。

        苏家驹乃当时数学名家。不久前，他发表在《学艺》杂志第7卷第10号上的论文曾引起熊庆来的注意。熊庆来曾按论文中的思想向前摸索过一两次，但都因琐事纠缠，就把这件事情淡忘了。

        没想到，这个叫华罗庚的人又把这个话题拾了起来，熊庆来的思绪再度飞扬起来。

        熊庆来并不是清华“土著”。这个操着一口云南土话的人，虽然很明白北方语音的特点，并且曾教导过子女念“黑板”的“板”字要用第三声，示范时还将“板”字拖出悠长婉转的韵味，却终生不改乡音。他的乡音一如他的为人，纯正质朴，有着本色的纹理，原始而又讲究。

        熊庆来是云南弥勒县人。15岁之前，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他的村子，村子甚小，大概不到50户人家。村名很怪，叫息宰村，村子距县城很远，大概要走两天的山路。这里盛产甘蔗和玉米，很少种稻谷。然而，吃着玉米饼子长到15岁的熊庆来却考进了省城的学校，专修洋文。18岁那年，他考取了去欧洲留学的名额，先在比利时学矿业，后又去法国学数学。

        熊庆来在欧洲求学8年，回来后在东南大学数学系供职。他和叶企孙的友谊就是从东南大学开始的。

        熊庆来比叶企孙大5岁，叶企孙到东南大学当物理系副教授时，熊庆来是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有确切的材料证实他们的交往至少始于1924年3月，因为我们在该校数理化研究会为欢迎叶企孙、任鸿隽而合影留念的照片上，发现了叶企孙和熊庆来的身影。熊庆来长方脸，鼻子上架着眼镜，着中式长袍，显得有些憔悴。而张子高和任鸿隽则坐在叶企孙的右侧，身前身后都是正襟端坐的学生。他们被簇拥着，脸上有初为人师的矜持表情。

        几年之后，我们会在清华大学理学院叶企孙延聘的教授名单上发现他们的名字。

        熊庆来木讷寡言，叶企孙不善辞令，这两个不爱说话的人能成为朋友，让人颇费思量。最可靠的推测仍然来自留存于世的有关文本，这些材料证明，二人从相互吸引到终成知己，大概缘于共同的爱好。

        叶企孙少小即有数学天赋，在清华学校时即发表《中国算数史略》。他在结语部分曾这样分析道：

        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也。善读史者观已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我国算学，如商高刘徽祖冲之王孝通秦九韶李冶李善兰华蘅芳辈，其将卓绝千古固无可疑。而观其全局，其进步卒远逊欧西者。其故有四：（一）乏统系之研究。历观古算书，大多一题一法，而不会通其理。后世习而不久，既无公理，自难发达。欧洲则受希腊之影响。希腊人研究数学，极有统系者也。（二）传习不广。古史难稽，自宋以后，习者极少，此线将绝，故称算学曰绝学。一人特起，继续研究，则曰继绝学。欧洲中古，虽称黑暗，然习几何学者尚多，此其效卒影响于后日。（三）囿于旧习。古算式难言，而十三世纪之四元算式，载籍具在，其不便不待言。而清乾嘉之际，学者犹用之。虽知不便，以为元人成法，不思改也。而代数学卒以此不进。欧洲之代数式，十七纪中尚极不便，二百年中，积极改良，至于今况。即此一端，其影响于算学全局，已不浅矣。（四）自然科学不发达。苟无天体力学，奈端未必深研微积。苟无电学，虚数永为无用。苟观测不求精，概率学必不发达。自然科学，非用数不精，而数学进步，尤待自然科学之需用而激起。欧洲自十六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逐渐发达，我国至今方萌芽，此亦数学不进之一故也……（《中国算学史略》，叶企孙著，《清华学报》第2卷第6期）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得知，叶企孙对中国数学的历史与现状曾有过多么深入的思考。以他这样的专业水准，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倘若与熊庆来这样的数学名家相遇，由于内在质量的吸引，肯定会有惺惺相惜的表现。无独有偶，在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写的纪念其父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讲起全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查会是很有趣的。时间大概是1923年。要讨论的是一些“函数”、“积分”等最基本的译名。有陈建功、姜立夫等先生在杭州西湖上雇了一条船泛舟讨论。以上的细节我的日记可能有误，但我要说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数学工作者，就是一条西湖的小游艇可以载得起的。（《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或许正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成就了二人的知音之谊。

        还有一条可资凭证的线索。翻阅二人的有关资料，二人都常常以充满激情的口吻讲述法国大科学家巴斯德的故事。叶企孙《物理学及其应用》演讲稿中这样写道：

        巴斯德想大家都知道。《life of pasteur》一书应该人人都看看。首先，他研究“有生命之物可否自无生命之物中生出”这问题。结果，以可靠的实验方法证明不能，这个研究似乎为纯粹的研究，似与实用无关，然这是“微生物学”之始，为近代医学重要基础之一，其实用价值何其重大！

        而熊庆来则更多的是给自己的孩子们讲巴斯德的故事：

        关于巴斯德，他还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不能在这里多记。总之，在乡村私塾里吸收的传统精神和在西方接受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都融为他人格中活泼有生命的成分。他讲巴斯德的故事，阿基米得、伽利略、牛顿的故事，一如他讲《左传》、《战国策》，给我们幼小的心惊讶和启发，似乎在未来生命的海洋上看到隐约的航线。（《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第125页）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东南大学的日子里，那本《life of pasteur》或许是二人友情的红丝带。而使二人成为挚友的根本原因还是共同的志向：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而这正是巴斯德故事蕴涵的真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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