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先生之所以被昔日清华师生爱戴，除了上述种种因由外，还在于他高尚的师德和磊落人品、他的君子之风和至善至美的奉献精神。

        据唐正寅先生回忆，有一天上物理课，快到下课时间的时候，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向叶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当时叶先生正准备下课，拿着参考书正欲往包里放，还没等叶先生说话下课铃声就骤然响起。叶先生对那位同学说：我回去想想再来解释你的问题。

        等到下次上课的时候，叶先生因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就托林家翘先生代课，叶企孙是个细心的人，他将那个学生所提问题也托付给了林家翘，让他代为解释。

        林家翘是叶师的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九级毕业生，此时刚留校任教。林先生快人快语，上来就讲：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接着寥寥数语，犹风吹云雾，立时天地澄明。

        这似乎是教学中的一件寻常的小事，但对林家翘先生来说，实是犯了学人的大忌。身为小辈后生，所解之题乃老师所遗，如果简单，就不可能让叶先生那样的大师说“我回去想想”，能让他“想想”的题，可见绝对有难度。说：对长辈，莫显能。林家翘此举难免有恃才自傲之嫌了。

        但林家翘很幸运，他遇到的是至高境界的人。叶企孙听说问题迎刃而解，上课时开口便说：“林先生天资聪颖过人，又努力钻研，来日必有辉煌成就。”

        谦谦君子，唯我叶公。

        在别人眼里认为不恭的事件，在叶企孙心里竟了无波澜。相反，他却认为学生聪颖，超过老师，本应是件高兴的事情。因此他才会脱口夸赞学生，自自然然，不假思索，不仅“忘我”，而且已入“无我”之境。

        这段发生在20世纪清华园内鼓瑟相和的佳话，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之后林家翘先生果如叶师所料，成为蜚声世界的力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权威，定居美国后，是第一位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人。他历任美国应用数学委员会主席、工业和应用数学会主席，还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中美恢复往来后，他与任之恭、戴振铎率华裔学者代表团访华，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外籍院士。

        冯秉铨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二级学生。冯秉铨少小聪慧，爱好广泛，入学时年仅16岁。他喜欢文学，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经典段落，能指出林语堂译文中的疏漏之处；他喜欢京剧，是马连良的铁杆戏迷，为看马连良的《四进士》竟跑步进城，省下4角5分车钱去买15块钱一张的好票，为的是能看清一点马连良顾盼的眼神；他还爱好运动，田径场和球场上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他爱好无线电，常常拿着自制的收音机在校园四处游荡……他的活动场景不断变换，注意力不断转移，学习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一年终了时，因数学成绩不好而被通知转学。

        在清华，入了大学门，未必都能毕业。特别是物理系，是清华大学淘汰率最高的系。据资料显示，1929年考入物理系的学生共有11人，学成毕业者仅5人，淘汰率为54.6%，1930年考入学生有13人，淘汰率为69.4%，到1932年，入学28人，淘汰率升至82.8%……这里所说的“淘汰”也含有“关停并转”的意思，也并不全是一棍子打死，如果发现学生尚有别科才华，学校会很负责任地劝其转学他门，比如物理系可以转到化学系，也可以去文学系、政治系等等。清华大学物理系13名学生中有一个叫胡乔木的学生（当时叫鼎新，参加革命后改名），入学后，吴有训找学生谈心时，发现他文史功底深厚，谈吐极富哲理，所读书籍大都是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及历史著作。吴有训就劝其转到历史系就读。胡乔木参加革命后曾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25年，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可见物理系的淘汰也有柳暗花明、别开生面的效果。

        但冯秉铨却不想转学。让他转学的不是别人，正是叶企孙先生。

        他看着叶先生，想起了他在物理学上建立的种种神话。虽然他有诸多爱好，但让他从此割舍物理学，却有心痛的感觉。

        他的眼圈红了。

        叶先生笑着对他说，你的文科基础好，英语也不错，如果转到文科上去，会有大成就的，我看你还是转了吧。

        冯秉铨眼圈更红了：“我喜欢物理学。”

        “你的数学成绩不好，这是物理学的基础课程。你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物理学怎么能学好呢？”

        冯秉铨的眼泪下来了，嘟嘟囔囔地说：“我的数学成绩并不是一直不好，读高中时还经常受老师表扬呢。”

        叶先生低着头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了一会儿步，复又来到冯秉铨面前，问：“转学你不愿，学物理又很艰难，你说该怎么办？”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下次考试数学还那样，我自动转到文科去！”

        “一个学期行吗？不行就两个学期为限吧。”

        冯秉铨口气非常决绝，他打断叶先生的话：

        “不，就一个学期，不行，我自己到别的系去。”

        叶先生拍拍冯秉铨的肩头，信任地看着他，点了点头。

        冯秉铨开始了对数学的冲击。一个学期下来，他竟做了千余道数学习题。过去是他怕数学，现在是数学怕他。常见的习题做完了，他就到阅览室去寻找。报纸杂志上的习题做完了，他又找算数系的题……冯秉铨就像京剧《长坂坡》中的赵子龙，每每陷入数学的万军阵中，一杆枪杀得天昏地暗，常常是星月与红日相连，晓风与夜露相染，不知朝夕，不知冷暖，但却未曾忘了与老师的约定。老师信任的目光始终在他眼前闪耀，那音调低缓的话语，总像遒劲的鼓点在他意志消沉的时候击响。

        有了数学基础垫底，物理世界的大门终于随之洞开……

        冯秉铨终生都记得叶老师与他的这次谈话。老师的话语不多，但却有神奇的功效，它们像阿里巴巴的咒语，记住它，实践它，面前那扇大门就会洞开……

        那扇门打开了，冯秉铨看见叶先生笑了。

        有一天，冯秉铨和龚祖同几个学生结伴去看叶先生。

        天气有些冷，叶先生吃饭时多喝了几口酒，脸红红的，在工字厅藤萝的影子里边纳凉边说话。叶先生那天很高兴，话就说得多。

        你说我说，大家都说，说着说着，就扯到了系里其他老师的身上。

        这时，微醉的叶先生说话了。他说，我课上得不好，对不住你们……但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的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叶师的教学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堪称大师的人，竟这样虚怀若谷，此情此景，不能不让在场的学生为之动容。有句话叫酒醉吐真言，叶师在内心深处总是珍藏他人之美，毫无鄙薄之心，谁能不由衷敬佩他呢？

        冯秉铨后来给叶师写信时曾经提起这件事。他在信中说道：“……这些话成了我自从清华毕业之后四十多年的工作指南。四十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此外，对年轻一代也比较关心和爱护。这些，我认为是受您的影响的。”

        冯秉铨毕业后来到岭南大学，做物理系主任聂雅德教授的助教。聂雅德先生是美国人，严谨严厉，一丝不苟。当他零距离接触冯秉铨之后，对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育质量赞佩不已。聂雅德极其看重冯秉铨的才俊，破格让他给大一学生主讲普通物理，这通常是一个教授才能担任的课程，而此时的冯秉铨才是助教身份。冯秉铨在全校师生惊疑目光下登上讲坛，果然一鸣惊人。从此之后，冯秉铨顺风顺水踏上了传道授业的教育之路。不管是风正一帆悬抑或是烟波浩渺时，冯秉铨眼前每每浮现叶师慈爱的面容，叶师的教诲总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回响，护佑他一路向前。

        叶企孙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和他的学生、青年教师在家中聚餐或吃茶点。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被撤并。这个习惯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从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级起似乎就有记录，我们可以从王淦昌、施士元等人的回忆中找到出处。戴道生是1951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的，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他在纪念叶企孙的文章里写道：“他常常对我说，要每周或定期邀一些人进行座谈，相当于茶话会，让大家随便谈谈自己工作中遇到和解决的问题，以及当前研究动态，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同时他总是谦虚地说，这对他也是一种学习。”到了北京大学之后，叶企孙仍延续着这个习惯。陈佩云是北京大学物理系1964级毕业生，他在纪念叶师的文章里写道：“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们曾多次去镜春园76号——叶先生的家。”多年之后，他对叶师的客厅仍记忆犹新：“一进他的客厅，就走进了书的世界，客厅四壁放满了书架，中间一张桌子除了那本《大英汉词典》外，还高高地摞了几堆书，桌旁的几个凳子也叫书占满了，有些书甚至堆在地板上；一张旧单人沙发和两把老藤椅放在壁炉旁边，沙发前的小茶几上除了几个茶杯还是书，壁炉架上也堆满了书。有时我们不免要翻翻他的书架，只见物理学经典著作、各种期刊、数理化史地丛书、文学作品、唐诗宋词，应有尽有……”他还对叶师爱惜书籍的事记忆殊深：“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文献上一个问题时，用左手很重地翻着书页，先生见了颇为生气地说：‘像你这样翻书，用不了多久图书馆的书就全烂了！国家花钱买一本原文书不容易。’接着他用右手四指轻柔地翻书页的右上角，果然既不卷角，又翻得快。这一方法我至今不忘，后来还传授给了我的孩子。”（陈佩云《奉上我的怀念》，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16页）

        叶企孙的这一习惯成了他教学工作的一部分。每每这个时候，叶师便让他的司机兼管家周师傅做出一桌好菜点，以给这些少小离家的学生们打牙祭。周师傅做一手淮扬菜，忠厚善良，脾气又好。他崇拜叶先生，尽管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敬佩读书人，特别是对叶先生的人品学问，赞佩至极。他和叶企孙的关系很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桑乔的关系，他诚心实意侍奉着叶企孙，喜欢着他的喜欢，憎恶着他的憎恶，从北院七号到镜春园76号，叶企孙对学生的爱心有许多是通过他的手艺展示出来的，周师傅知道他自己的位置有多么重要，于是他做起这些事情就格外精心。烧烤烹炸油煎水煮，功夫全在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之中，岁月就在这其乐融融中浸染着，散发着无边的爱意。老师书屋的芬芳熏陶着一届届的学生，他们将这种芬芳珍藏在记忆深处，一生不会忘怀。在这里，除了精致小炒之外，还有上好的茶点，品赏一杯晶莹的龙井，舒缓一下紧张的情绪，谈笑风生间学生和老师就拉近了距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谈，但话题最多的仍然是教和学，只是换了一种场合。

        在每届学生中，都有少数或家遭变故，生活困难，或患病，体质羸弱的，叶师均给予无私援助。给患病和体质不佳的学生订牛奶，几十年来，一直是叶师固定的习惯，更令人感动的是，有时学生没有时间或是忘记了，叶师就差周师傅把热乎乎的牛奶送到学生手里，其情状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学生患了浮肿病，叶师时常将自己的特供牛奶省下，接济他们。张之翔先生回忆叶师的文章中写道：“1961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我患浮肿，叶先生见我脸色不好，曾让我到他家喝牛奶。我去时，还有他的研究生萧国屏等也在，他还切了面包给我们吃。叶先生很爱学生。我们毕业时，他分批请我们到他家，拿糖果点心给我们吃，一面聊天，一面让我们写下姓名和通信处，以便以后联系。他教过的学生中，不少与他有联系。他关怀他们，爱护他们。他没有结婚，住房比较宽裕，有时就让他的学生住到他家的空房里。如在清华时，让孙良方住到他家；在北大时，让杨海寿住到他家，院系调整后，北大住房很困难，叶先生主动把房子让给梁宝洪住。”

        郭殿邦先生是叶企孙先生的好朋友，他俩曾是清华学校、哈佛大学的先后同学。“叶先生文质彬彬不爱运动，而殿邦业余从事骑马、打球等各项运动。而能导致两人亲密交往的，想必是他俩同时未交女朋友（叶先生终生未婚）、不嗜烟酒、洁身自好。”（郭会邦《叶企孙先生与郭氏兄弟交往片断的回忆》，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65页）

        1928年，郭殿邦的两个兄弟郭济邦、郭会邦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因家道贫寒，郭殿邦就把两个兄弟托付给叶企孙照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郭氏兄弟入学第一天起，叶企孙就担负起监护人的责任，直到两兄弟完成学业。

        西南联大时期，生活极为困难，许多教授夫人不得不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叶企孙仍坚持以北院七号的方式对学生表达自己的爱护之意。唐正寅先生回忆说：“一天，讲气体动力论课后，他约我们学生去昆明的圆通公园茶社举行茶话会，我们都去了，其中清华大学8人，北京大学5人，南开大学1人，还有一位研究生洪晶参加。那是星期六下午，叶师先到了等着我们，他让我们坐下喝茶，说他暂时出去一下，半个多钟点后他夹着两大包糖果糕点慢慢地走进来了。那时昆明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常靠变卖旧物和制作一些东西出售以补贴工资的不足。大家没料想到他会买这么多东西，而且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还不让我们年轻人跑腿呀，那时日寇肆虐，狂轰滥炸，大家忧心忡忡，而他依旧泰然自若，笑嘻嘻地说：‘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不时问问各人家庭、学习、生活等情况，问大家目前有什么困难，这是我们来昆明求学时期一次最欢乐的聚会。茶话会结束了，他送我们，我们走了，他也走了。我回头看到他的背影，就想起大学一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写的一文，那是他父亲的背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我们这位慈父般老师的背影，啊！叶老师，你把我们这些离家远出求学的学生当成您的儿女了。”（唐正寅《叶企孙老师在我们心中》，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44-145页）

        正像张之翔所说，北院七号院还是物理系学生们的临时客房。叶企孙没有家室之累，因此，他的住所就成了住房困难或公务来京学生们的招待所。具体有多少人住过北院七号很难准确道出，仅在各种资料上显示的大概就有几十人之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房客就有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界号称“三钱”的钱三强和钱学森夫妇。

        钱三强从海外学成归来，与新婚妻子何泽慧就借住在北院七号。无独有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完婚，也住在北院七号。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2岁那年，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年后，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4年后，他再次以全校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学业，接过校长授予他的金质奖章，并于同年参加了清华大学公费出国留学考试。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考试却有些意外。

        这一年，清华大学录取了20名留美公费生，钱学森因数学不及格而被排在最后一名。

        我们可以从《清华大学1934年录取公费生一览表》中寻找到他的有关信息：

        考号：637姓名：钱学森年龄：24籍贯：浙江杭县毕业学校：交通大学院别：机械工程学院系别：铁道工程系毕业年度：二十三年（1934年）

        学位：机械工程学士。在专科成绩栏目里，钱学森的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仅考了41分。不及格的还有上海交大学土木工程的张光斗，该门考了44分，比他多了3分。

        而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留美生的王竹溪和赵九章，该门成绩分别是94分和71分，数学成绩高出钱学森等人许多。

        从有关资料及史料中得知，钱学森得以考取留美生与叶企孙的慧眼识珠有很大关系。因为数学不及格，达不到留学的规定标准，钱学森于是就在清华留了下来，因为变更留学方向需补专业基础，专门补习专业和数学，而负责为他“吃小灶”的老师正是叶企孙。因为钱学森是外校生，无法插入别的年级学习，考到这个实际情况，叶企孙就决定让钱学森住到自己的家里，这样，钱学森就成了北院七号的又一个房客。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在1934年的公费留美生中，与所学专业变动最大的也是钱学森。我们从当年的考生情况一览表上可以看到，钱学森在上海交大学的是铁道工程，但是，他去美国之后学的专业却是航空制造。一个是地上跑，一个是天上飞，这天上地下的变动绝非钱学森所能办到，他那时仅仅是一个学生，不光是人微言轻，且正在补考阶段。而促使钱学森专业变更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叶企孙。关于这一点，虞昊、黄延复所著《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里曾这样写道——钱学森是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的世界一流专家，是保证卫星上天的必需，他本是学习一般铁道机械工程的，是叶企孙的引导和安排，转到新科技的前沿领域，在这个科研方向上，他终于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这里冯·卡门与清华大学梅、叶、顾之间建立的特殊交情，是否影响到他与钱学森的师生情谊，那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有一个特殊现象却可以说明，1942年底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钱伟长、第九级毕业生林家翘和西南联大物理系研究生郭永怀3人一起到加州理工大学师从冯·卡门，和钱学森一起跟随冯·卡门从事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研究，冯·卡门对这4名中国留学生的聪明才智和勤奋，非常赞赏，并且从这些人的学识和作风上看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们的高超的学术水平，很为他当年在访问清华大学时没有访问物理系感到遗憾。这一时间，清华物理系教授周培源和第五级毕业生傅承义也到加州理工大学作研究，这一时期这6位学者在美国作研究时所发表的论文，全都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震惊，成为经典论著，从而都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

        钱学森于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并回国探亲和结婚。从叶企孙的日记和钱学森1992年7月13日给虞昊的信中都可以看到，钱学森于1947年8月17日抵北平拜访叶企孙老师，就住在叶企孙家北院七号，叶企孙安排他向清华大学作了两次报告，一为“工程科学”，另一为“稀薄气体动力学”……

        是年8月17日到9月1日，钱学森在北院七号一共住了14天。这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为了挽留钱学森，提出请他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一职，电报就打到叶企孙的北院七号。钱学森对朱家骅的邀请不感兴趣，但却对北院七号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情愫。许是北院七号的芝兰之气，让他在西国的疲惫之心得以舒缓；许是此地的书风菊影，让他重温了当年寒窗苦读的旧事；许是师恩的丝丝缕缕，让他难以割舍，因此他才在叶企孙的北院七号住了这么多时日。

        北院七号还住过革命烈士熊大缜，关于他的故事，因为牵涉叶企孙后半生的命运，后面有专章叙述，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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