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后，吴有训是第一个被叶企孙聘请的教授。

        吴有训，江西省高安县人，1897年4月2日出生。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没有资料显示是何种原因使叶企孙与吴有训竟如此投缘。在上大学之前，两个人素未谋面，一个在北国，一个在江南，就像两个沿不同圆心旋转的陀螺，虽然勤奋和努力相同，天才的印迹相像，但却各自画着自己的圆圈，很难在某个点上交汇或相遇。

        但从吴有训出国留学的路径判断，要说二人对面不相识，也很让人生疑。因为吴有训求学的路线和当年叶企孙的选择如出一辙，真可谓亦步亦趋。叶企孙前面走，吴有训后面跟，这种跟进的结果就是二人双双创造出了各自的传奇。

        从年龄上讲，吴有训比叶企孙大1岁，但在学业上，叶企孙却比吴有训早两年。

        或许我们会在这一点上找到吴有训何以跟进叶企孙的理由。当叶企孙在美国芝加哥物理系留学时，吴有训正在国内翘首以望。或许是叶企孙从大洋彼岸传来的第一道捷报叩响了吴有训的心扉，或许是叶企孙在清华园里已经成为传说，于是心性沉稳独具灵性的吴有训就悄悄地记住了他成功的路标。这或许就是二人留美经历何以如此相像的解释。

        叶企孙知道吴有训的大名，当是他要攻读哈佛博士学位时的事情。吴有训在留美学生中声名鹊起的缘起，是他玩命于实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竟用坏二十多个x射线管。后来，他又和老师康普顿连续发表了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系列论文，成功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康普顿效应的发现是现代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使物理学界最终确认了光量子的实在性，从而对后来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5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上，吴有训被安排在大会第一名的位置宣读了他们的论文。为此，康普顿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清华留美生中，在当时物理学界，赢得世界声誉的，当数叶企孙和吴有训。他们像一朵并蒂莲花开在大洋彼岸，之后，又相继回国，仍然选择了共同的道路。

        吴有训在康普顿效应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康普顿先生是心中有数的。康普顿效应发表之后，因为难以证明，几年间，物理学界各种说法纷至沓来，一时使他陷入十分窘迫的地步。在科学界，科学家最看重的是科学精神，倘若一项发现得不到证明，就像史学家引用史料没有出处一样，作伪的帽子就会扣在头上，就会贻笑大方，为人诟病。康普顿先生身为大学教授，在以严谨治学著称的芝加哥大学，倘若每天生活在异样的目光中，他迟早会委顿枯干的。所幸的是，自己的学生吴有训以自己的勇敢和坚韧解救了他。虽然他只是一名学生，名不见经传；虽然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但是他却一次次果敢地向难题冲刺，有多少次，康普顿不敢看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更难能可贵的是，上帝还给了这位年轻人一副智慧的头脑。他并不蛮干，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每次的退却都像是一次进攻的序幕。康普顿的自我感觉犹如身陷重围者突然听到援兵的喊杀声，而正是这道声音，给了康普顿以信心和重整旗鼓的决心，终于，他们师徒联手取得了实验的胜利。

        康普顿的学生很多，为什么偏偏是吴有训？

        在经过多方面考察后，康普顿得出了结论：此人是物理科学领域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特别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他心里明白，这个奖项，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个奖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生吴有训送给自己的。

        当得知吴有训要返回中国时，康普顿几次劝说他留下来，或者由他为其寻找更好的工作。康普顿是动了感情的。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由他联络的用人单位就像彩云追月那样时时缠绕着吴有训。但是，吴有训都一一谢绝了。他要回祖国去，去完成一项毕其一生才能完成的使命。

        这就是科学救国之路。

        正是这个伟大的使命，使叶企孙与吴有训走到了一起。

        吴有训回到中国后，先后在大同大学、江西大学、南京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任教。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几易其校，有些仓皇的味道。为什么？有句话叫“良禽择枝而栖”，他是在寻找，在选择。

        他不是选择薪水高低，不是寻找待遇丰厚。他是要找一个能搞科研的环境，找一个令他满意的实验室。

        同时他也在等待。等待生命中的知音出现，就像当年的俞伯牙期待着钟子期。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

        当叶企孙先生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欣然应邀。1928年深秋时节，吴有训走进了清华园。

        为了表示对吴有训先生的敬重，在研究他的薪水时，叶企孙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吴有训的月薪在物理系最高，比他这个系主任还高！

        我们从吴宓、陈寅恪、浦江清等人的书信日记中可以了解当年清华园内教授生活的一些细节，约略知道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概况。即便是高古名士，仍然是要理会柴米油盐的。薪金定多少，一是体现学者本身的价值，二是体现他在这个专业圈子里的地位，三是体现校方对聘任者的重视程度。总之，薪金本身所附加的另外意义历来被学者们看重。《吴宓日记》中，就有张彭春因定薪金不公而引起教授反感的例证。但是，把属下的月薪定得比自己还高，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无论如何是件稀罕事。

        多年之后，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例证，人们援引最多的就是叶企孙的举动。

        吴有训来到清华园，特别是重新回到科研位置上以后，曾对叶企孙先生领导的实验室有过如下评价——

        1929年初，在清华科学会15周年纪念大会上，吴有训在会上说：“中国现在有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然此三校则以清华大学为第一，此排非特吹，乃系事实。盖叶先生素来不好宣传，但求实际。以后我们希望在本校得几位大物理学家，同时还希望出无数其他大科学家。”（《叶企孙先生年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页）

        正是在叶企孙的实验室里，在外已荒废两年时光的吴有训又一次焕发了斗志，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连连报捷，再次吸引了世界物理学界的眼球。当年在北平研究院作研究的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在《东方杂志》第32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内做研究，最早而最有成绩者，要推吴有训，他于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曾把一篇关于x线散射的研究论文，寄往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研究，寄往国外杂志刊布，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他做了一项统计，从1930年至1933年四年内国内重要论文共有16篇，清华物理系9篇，清华化学系2篇，余之为燕京大学物理系所撰。而吴有训一人就撰写了8篇。

        如今，当年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室早已不见踪影。倘若有人抱着探幽访古的心情来到清华，唯一能找到的与其相近的就是诸国桢先生创设的超声实验室。1952年，叶企孙先生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被撤销，实验室如烟云般消散。诸国桢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是这趟末班车的最后一名乘员。之所以冠之以“最后”两字，是因他留校当了助教，这车他是最后一个下来的。院系调整后，连叶企孙老先生也离开了清华，而诸国桢则留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当年清华物理系的一支余脉。

        诸国桢犹如叶氏作坊的最后一名传人。尽管年龄上他与叶企孙差了许多，但无论精神气质还是思想作风，都和叶师极其相似。他凭着在物理系学来的动手能力，自己动手制作研究设备，竟然创建起了一个超声波实验室。在这个表面看似家庭手工作坊的小天地里，每台仪器看似土头土脑，实则充满了灵性。在已经转变为工科大学性质的清华人眼中，这间破旧的平房里聚集了太多的传奇故事，任何一台不起眼的仪器，都有可能就是一项尖端科研项目的坚固支撑。正是在这方天地里，诸国桢发现了一种新的机械波——液晶中的指向矢波，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许多外国专家用先进的仪器设备企图寻找到只在液晶理论中预设存在的波，但都一一失败了。幸运似乎不眷顾这些豪华设备的拥有者。

        诸国桢的论文发表于1981年第四期的《清华大学学报》，后被外国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几经转载，誉满海外，一时观者如织。许多外国著名学者专家，包括清华老校友林家翘也慕名来诸国桢的超声实验室参观。林家翘先生现已定居美国，已是蜚声世界的大物理学家，当他在诸国桢土法上马自创为主的实验室里徜徉时，若干年前他所熟悉的叶式作坊又回到了眼前。就像一个农人在他耕耘料理了一辈子的土地上流连那样，这片土地的气味、色彩、形状，无不烙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即使闭上眼睛，也能从气息上判定出它蕴涵其中的生命密码。林家翘激动地向陪同他参观的人们说，这就是清华老物理系的传统，是叶企孙实验室的风格！

        一些外国专家说：“我们就是要参观这样的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创造性。这种发现新物理现象的仪器设备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看不到、买不到的。我们应该向这样的实验室致敬。清华大学有许多大的科研实验室，很漂亮，设备仪器很贵重，但这些东西是买来的，是舶来品，我们大学里有的是，用不着来这里参观……”

        在叶企孙创设的实验室里，吴有训一待就是17年。王淦昌回忆吴师时说：

        他在教学上尤其重视物理实验，他给我们介绍和剖析了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及其结论，如密立根的油滴实验、汤姆生的抛物线离子谱、汤生的气体放电研究、卢瑟福的粒子散射实验等等。他特别注意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使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之上。吴有训教授还手把手地教我做实验，那是1929年冬天，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给我确定了一个研究课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吴教授和我一起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到学校甚至到市场上挑选仪器设备，教我做实验的方法。于是从1929年11月开始，我每天上午9时前将6米长、直径0.5毫米的裸铜线水平地架到实验室外5米高的空中。用蜡杆使它绝缘，用静电机使导线具有负3000伏的电势，由于静电机一般给出更高的电势，所以用变电阻漏电法使它保持在所要求的电势。裸铜线架立空中，直到上午11时，然后仔细地把它绕在一个线框上。在静电机停止工作2分钟后，把线框放入金叶验电器的绝缘箱内，通过显微镜读出金叶的放电率，同时记录下该天上午的大气压、风速与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气温。

        这个实验如果是在夏天做倒没有什么困难，最多出点汗，遇到雨天挨点浇罢了；可这是冬天，整个实验都是在冬天做的，那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我要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每天重复进行架线、绕线、观测气象的劳动，遇上恶劣天气更是糟糕。记得有一次刮大风，裸铜线刚刚架上就给大风刮倒了，但实验还是要做呀！我又重架，反复与大风搏斗了3次才算架牢，弄得我筋疲力尽，双手都冻僵了，回到室内像针刺一样疼痛。

        就这样持续做了6个月，收集到了完整的数据和大气放射性的平均值与最高值的按月的变化，得出了结论，写出了论文。过了若干年，我自己当了教授时，才深刻理解到原来吴有训教授让我做这个题目的目的，除了要透彻研究北平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要锻炼和培养他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和耐心，即使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实验也不能间断。（《世纪清华》，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225页）

        在王淦昌的叙述中，我们对这些科技先贤们所说的动手能力有了形象和直观的感知。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坐在仪表前的专注凝视，不仅是温室中的纤云弄巧，有时还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据说居里夫妇在寻找镭的过程中，将奥地利政府提供的几吨废铀渣进行反复的化学分离和物理测定，3年下来，其举堪比愚公移山。叶企孙先生在测试清华大礼堂听音情况时，多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他常常带领老师们在星期六晚上加班。不要以为这是偶然为之的事情，它是国内首创的有关建筑声学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科研课题，当时的物理系老师几乎倾巢出动，赵忠尧、施汝为、郑衍清、阎裕昌等悉数参与了进来，竟然一干就是两年。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大礼堂听音困难及其改正》论文里这样写道：“自此问题开始以来，已将两年。美国方面调查需时，材料到后，又每无暇整理，以致搁置多时。实验则须在熄灯后做，每星期平常至多做一次，大多在星期六夜半，以便次晨晏起；然则有风声时，又不能做；盖此问题之本性，实需要长久时间也。”而吴有训在实验室里的时间堪称物理系之最，他终日默默耕耘在物理世界里，就像农人侍弄着庄稼，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换来一季季丰饶的收成。在清华园，在科研领域干出中国农民味道的当数吴有训，最具有农民质朴气质的也是吴有训。

        叶企孙礼贤下士的佳话仍在继续。

        1934年，叶企孙将物理系主任的位置揖让给吴有训。

        1937年，叶企孙又把理学院院长的位置再次揖让给吴有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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