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的两个多月里，叶企孙、吴宓、熊大缜等都搬出了清华，叶企孙、熊大缜住进了欧美同学会，吴宓住在其姑妈家，陈寅恪也在城中为其父办理丧事，张奚若、汤用彤、赵元任等诸多教授也都在城中，于是清华大学就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以支应师生南下和负责保管清华校产，办事处由叶企孙主持，周培源、熊大缜协助。

        谁知这个时候，叶企孙却得了一场大病。

        从《吴宓日记》里可以得知，搬出清华后的若干天，吴宓、叶企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到8月中旬，吴宓先是“喉痛”，到了月底，也就是8月27日，吴宓在日记里记述道：“夜2：00即醒，病矣。自是平均约二小时，腹泻一次，发寒。”这是典型的伤寒病症。

        而叶企孙得的正是伤寒。

        吴宓的病到9月初才好，而叶企孙9月初到了天津，不几天就病倒了，这一病，竟病了两个月，严重到曾危及生命的地步。关于叶企孙得病的信息，在《吴宓日记》里均有记载，比如9月12日：“……又悉叶企孙在天津住state el race-course rd（英租界，维多利亚路191a，第3号套房）。在津患病甚重。”到了10月26日，亦有“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须休养”的字样。

        清华南迁长沙，其前期工作系叶企孙所完成，他是筹建委员会主任，一应事务均是他张罗定夺。待分校建好，他又负责殿后，任务是将散落在京津地区的清华师生有组织地转送到南方，因为秋季开学日期已过，梅校长三番五次催促，这边叶企孙自然心急如焚，或许是操劳过度，或许是因吴宓传染，等到了天津，待锣鼓家伙备好，正要开张，他却一下子病倒了。叶企孙身体原本不错，也颇懂养生之道，平时不得病，但这样的人，一旦被病魔击倒，往往比常有病的人厉害得多。

        即使得了重病，叶企孙仍念念不忘“转送”工作。吴宓就是他的转送任务之一。

        战争来了，吴宓原本厌世的思想上又增加了一层悲凉。想想一介书生，遭际国难，却没有报效国家的实际本领。他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婚姻不幸，爱情不幸，事业不幸。在诸种不幸中最不幸的还是爱情。他对爱情的希冀是那样强烈，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他抛弃了正常的家庭和婚姻，追来追去，竟是镜中花水中月，剩下的是憔悴的心和枯槁的身。感情的世界行将崩溃，现实世界的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国家危亡的剧痛也因此而麻木许多。吴宓决计不再南下，他要留下来，看看能不能挽救一场无望的爱情，对那个学生辈的女友“k”发动一下最后的攻势，不成功则自杀。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苟且偷生，但他的隐忍是为了爱，如果无爱，他宁可死。一个将死之人，还遑论爱国乎！

        因此，他曾在日记里赋诗一首：

        奉酬陈柱尊题《吴宓诗集》，依韵

        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

        巢覆更愁天欲压，身存未许口能歌。

        眼前危境同骑虎，梦里韶华悔掷梭。

        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耐予何。

        对于老朋友的内心世界，叶企孙一向是有所洞察的。吴宓如此，也并非一日所致，对此，叶企孙是心知肚明的，不然，他也不会把吴宓引为知己。知道吴宓决计留京，终日以拍乒乓球为戏，寄情粉黛之间，颓废失落，发展下去前途堪危，叶企孙决心动员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去长沙执教，在国家危难之时承担起教育者的责任。

        此时叶企孙每日腹泻数次，高烧不退，发如乱草，眼窝深陷，从外貌看已经失形。熊大缜趁叶师不注意时拍了一张照片，极其清晰地传达了当时叶企孙重病情形。

        正是在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叶企孙拖着病体给老友写信，劝其爱惜自己，以免被日本人所用。此时日本人已经对北平的各界名流发动“亲善共荣”的怀柔攻势，或邀其入伙，或迫其就范，齐白石、梅兰芳、周作人、陈寅恪等都收到了各样的邀请。要想保持名节，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寅恪就遇到了日本人“函邀赴宴于使馆”的事情，于是陈、吴商量，“倘若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吴宓日记》1936-1938卷，第219页）文人不比艺术家，齐白石可以休笔拒绝，梅兰芳可以蓄须明志，而文人则不然，即使断手，或可口述，即使不写，或可模仿，因此陈、吴“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叶企孙希望老朋友把目光放远一些，多投身社会，心情或可改变一些。他希望吴宓尽快来津，和他共同赴湘。

        叶企孙的信似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寅恪是赞成吴宓在北平读书一年的，吴宓留北平的理由是“读书”，陈寅恪自然信以为真，而唯有叶企孙心里明晰，吴宓留北平多半是为感情所困，倘若依照这种状态发展下去，吴宓将会非常危险。他不是在感情的泥淖里溺毙，就将被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垮。

        因此他不仅亲自去函，还三番五次托人传口信，嘱其一定来津面谈。

        吴宓终于被说动，是年11月7日，他同陈寅恪、汤用彤、贺麟等人相继来津，并于三天后坐船踏上南去之路。

        叶企孙、熊大缜并未和吴宓一起走。原因一是叶企孙的身体尚未康复，二是清华大学的校产事宜尚未完结，三是还有不少滞留京津的师生尚未安排。

        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清华园里驻进了日本军队。昔日中国的皇家学府，存放中国五千年文明魂魄的地方，被日军的马队践踏着，凌辱着。教职员工的宿舍住进了日本兵，荷声藤影里闪动着慰安妇的朱唇，柳浪莺啼间不再是琅琅书声而是菊与刀。原来的体育馆，现在成了马厩，刺鼻的马尿和粪便的臊臭味充斥着整个体育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肆无忌惮地在清华园里横冲直撞，驱赶着清华园内的中国人。许多守校的校工在保护校产时被日本人驱赶、毒打，甚至杀害。

        物理系实验室技师阎裕昌就被日本兵打伤了双腿。

        物理系的家当在整个清华大学来说是最多的，在搬迁过程中，由于处于战争状态，加上学校已经放假，人手不够，全部任务就落在阎裕昌身上。

        清华大学的校产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流动资金，一部分是固定资产。资金该提取的提取，提取不成日后再作计议；而固定资产却大部分都是硬件设备，比如校内的楼堂馆所、实验室、体育场等等，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叶企孙给留守人员下令，房子可以留下，房内的东西要悉数处理，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秘密转移，或藏或移，都要有所交代。叶企孙的指令很有些“坚壁清野”的意思，其宗旨就是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不能让日本人破坏，因为这些都是清华人的心血。

        在诸多系里，物理系的仪器设备最多，最全，最好。这些都是叶企孙任内惨淡经营的，每台仪器设备上似乎都有他的掌纹和气息。

        因此，物理系的转运工作比别的系更繁重。

        但叶企孙偏偏不担心物理系，因为物理系有阎裕昌。

        阎裕昌原是一工友，叶企孙看他心灵手巧，破格提拔他成了技师。在实验室里，叶企孙当着诸多同学的面称其为“老师”，这一称谓从王淦昌先生的第一届开始，便一直延续下来。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阎裕昌由工人被提拔为干部，全赖叶企孙的提携。因此，在阎裕昌的内心深处，叶先生对他恩同再造，不仅如此，叶先生对他及其全家还有着再生之德。阎裕昌被提拔为技师不久，积劳成疾，患了当时称之为绝症的“痨病”，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在那个年代，但凡得了这个病，大多只能在家等死。危急时刻，还是叶企孙先生一句话，让阎裕昌住进了校医院，叶企孙还自己出资包下了所有花销。肺结核人称“富贵病”，贫穷人家是得不起这个病的。在外人眼里，这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无法填满且听不到回声。阎氏系清贫之家，子女又多，平常生计堪忧，哪有多余的钱财看病？但叶企孙义无反顾，倾其所有保全了阎裕昌的性命，又在阎裕昌休养的数年中，承担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

        祸不单行，阎裕昌在家休养时又将痨病传染给了大儿子阎魁元。这时还是叶企孙先生站出来，使阎裕昌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叶企孙给父子二人订了双份牛奶，并经常送来鸡蛋、鱼肉等营养品，直到父子二人康复。

        阎裕昌性格木讷，不爱说话，但内心却是古道热肠之人。叶企孙对他阎家恩重如山，他却很少在叶先生面前流露言谢的话语。但在家庭内部，叶企孙却是他们阎家顶礼膜拜的神，阎裕昌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叶先生对他们阎家的大恩大德他永世不能忘怀。在清华园，只要叶先生说一句话，他阎裕昌随时都会为他献出生命！

        有这样的情谊在，叶企孙当然欣慰。

        阎裕昌率领着系里的工友张瑞清等人，日夜苦战，终于在日本人进来之前将大部分设备妥善安置下来。

        就在转送最后一批设备时，日本人已经进驻校内。

        日本人不允许睡榻旁有中国人存在，在清华园里四处驱赶中国人。一次，阎裕昌不小心被日本人发现，两条腿被日本兵的枪托打得皮开肉绽，躺在家里好些天。

        等稍微好些的时候，阎裕昌领着另一个工友又一次来到清华园。他们要完成叶先生委托的重任。

        实验室里有一只木箱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上面标有“剧毒”的英文字样。转移前，叶先生曾告诉过他，这只箱子先不要动，何时搬迁，到时候再告知他。

        听说阎裕昌被日本兵打伤了，叶企孙亲自登门看望，还让工友送来大米、白面、豆油等营养品。

        伤得重吗？叶企孙问。

        不碍事，没有伤筋动骨，过几天兴许就好。阎裕昌回答。

        如果好了……如果……说到这里，叶先生有些踌躇。

        这似乎不是叶先生的风格。阎裕昌心里想，叶先生说话虽然少，但从不躲躲闪闪的，一定是有什么心事。

        叶先生，有什么话您就吩咐吧。您也知道，我和孩子的命都是您给的，再难的事，您能说出来，我就能办到。

        好吧，这事也只有你办我才放心……

        就说了“镭”的事。

        原来箱子里放着叶企孙托施士元从欧洲居里夫人实验室里购买回来的镭。在物理学家眼里，这是比生命还贵重的东西。在战争时期，倘若镭落在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临走，叶企孙双手抱拳说：这件事就拜托您了。弄出清华园后，先将东西放在您家，以后我再想办法运到长沙……

        阎裕昌身为技师，是在物理实验室过日月的人，他当然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就目前来说，如果拥有这些镭，清华大学的科研脚步就不会停止，而整个中华民族就拥有一份希望。倘若这些东西被日本人攫取，中华民族就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镭带有极强的辐射性，如果不小心受到辐射，将会为家庭和个人带来不幸。阎裕昌虽然知道镭在木箱里特制的金属盒内，但仍然有些担心。这要算清华大学顶级的秘密了，叶先生嘱咐他严格保密。但要完成这项任务，非要两个人配合才成，于是他想起了理学院工友张瑞清。

        张瑞清本分老实，口风极严，私下里和熊大缜关系极好，常到叶先生家里玩，对叶先生特别崇敬。阎裕昌找到张瑞清，说是叶先生交办的事，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这就来到了清华园。

        到了科学馆，看看四下无人，阎裕昌闪身溜了进去。打开物理学实验室的门，还好，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光顾。把门关好，径直来到木箱前，打开，果然见一金属盒子卧在里边，他来不及多想，两手像抱着一个婴儿端出来。听听门外没有动静，便走到后窗敲了一下，这时就听到窗外也回应了一声。打开窗户，见张瑞清正背着满满的草篮子装成打草的农民冲他笑呢。

        阎裕昌从铁栏杆里将那个盒子递过去，张瑞清麻利地将它塞进草篮里，回头又冲他眨眨眼，便低头钻进灌木丛里去了……

        他们一路小跑将盒子送回了家中。

        阎裕昌一直没跟家里人说盒子里装了什么东西，也没说这东西多危险，只是叮嘱说这东西很重要，谁也不要给外人说。

        直到几个月后，转交给叶先生派来的人，知道它安全抵达长沙分校，他也没告诉家里人盒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若干年后，当回来的清华校友提起这件事，他的孩子们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镭，是他老爹阎裕昌和工友们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宝贵校产。

        多年之后，有关史料中才透露，为了护送宝贝，叶企孙委托他的外国朋友温德，利用他的美国身份才将镭安全送到了长沙。温德是清华大学的英语教师，当年，他和叶企孙一道从东南大学来到清华，之后二人又是北院七号的邻居，交情甚笃。温德和另一个外国朋友在火车上为避日本人检查，竟在卧铺被子里与镭同睡，那位外国友人因此而被射线所伤，不久就患病死去。

        叶企孙原本要亲自带走镭，与熊大缜一行人共同赴湘，但这时，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使他改变了计划。而正是这个变化，引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爱国故事，同时也引出一出旷世奇冤，并且之后一直伴随着叶企孙的人生，直到主人公完全被它吞噬。

        是谓风触有声。将近年底的时候，熊大缜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告别，席间谈起种种抗战故事，有同学就提出眼下最重要的是上马击贼，并且有人已经成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况味。这些话一下子说动了熊大缜。

        说这话的人叫孙鲁。

        孙鲁是天津人，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后转学到清华，和熊大缜同住一个宿舍楼里，遂成好友。孙鲁有个朋友叫张珍，原是辅仁大学他的同窗。张珍是中共地下党员，七七事变后，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冀中老家，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与当时活跃在此地的吕正操的冀中军区建立了联系。随着抗日工作的开展，冀中军区急需科技、医疗等人才，正像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里所说：“因为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信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炮弹、子弹。城市工作很重要。”正是因了这样的缘故，张珍受命回北平，目的是从城市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来，并秘密建立地下通道，大量运送药品、医疗器械、收发报机零部件、制造武器弹药的机器设备等。回北平后，张珍第一个争取的目标就是孙鲁，“我就找到孙鲁，他学化学，在辅仁大学和我同过宿舍。我找到他时，他正患病，住医院疗养，不能去冀中。我说你有病不能去也没关系，可以帮助动员其他有爱国心的青年去，他同意了。”

        孙鲁抱病回到天津，在清华同学会与熊大缜不期而遇，于是便有了之前的一幕。

        孙鲁与熊大缜究竟是偶然相遇，还是他有备而来，从现存的史料看，似乎更倾向于“有备”。孙鲁先生曾回忆道：“我原在辅仁大学，后来转学到了清华，与熊大缜住一个宿舍楼，很熟，他比我高一级。七七事变时，我正患气胸病，须定期去协和医院治疗。张珍找到我，对我说回来建立交通站，再找些人去。因我自己不能去，他就问能不能帮忙找些人，我答应试试。几天后我找到黄浩，接上了头，他在西城，离辅仁大学不远。我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人，带到黄浩家交给他就完了。”（胡升华《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63页）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知这样的信息：一是熊大缜去冀中完全是被“统战”过去的，是被中共地下党“动员”和“发动”而去的，二是熊大缜是被抗日武装斗争吸引去的，这是他内心涌动的爱国情怀的必然驱使。

        孙鲁要完成“找到合适的人”这个任务，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熊大缜。熊大缜在清华师生中颇有人缘，不但学习好，且体格也好，平时又极关心国事，在第二十九军与日寇激战时，他充当义务联络员，每天冒险往返战区与学校之间，向师生传达战事进展情况，是一个具有爱国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此时的孙鲁是怀着对祖国的忠诚之心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优秀人才的，他当然不能敷衍了事。他是经过多方观察和深入了解才锁定熊大缜的。

        孙鲁说，我本来是要去吕正操的部队打日本人，但气胸病把我缠住了，眼下一时半会儿还走不成，但我终归是要走的。熊大缜说，我也要走了，但究竟是去德国留学，还是去长沙任教，现在还说不准，我得听叶先生的。叶先生说了，等他身体康复就择日启程，不管是去德国还是任教，都要到长沙才能定夺……孙鲁说：你能不能选择第三条路——直接去打日本人！叶先生常教导咱们走科技救国的道路，眼下冀中正需要科技人才，这不正是叶先生说的科技救国吗？

        熊大缜有些心动了。过去，他是谨遵师命的，即在未学成之前，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谓地抛洒热血和生命。祖国不需要残缺和贫瘠去拯救，而是要靠饱满和富饶去捍卫。他心无旁顾一路读完大学本科，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孙鲁的一番话让熊大缜心中骤起波澜。

        孙鲁说读书读书，为的是国家兴旺个人幸福，可而今，人家来亡我国灭我种，你想想，国都没有了，家在哪里？家都没有了，幸福在哪里？书读到哪儿是个头？国内读完国外读，读来读去连国家都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鲁的话击中了熊大缜。这些话，叶先生从没和他探讨过。二人交往的内容除了学习和科研，就是游历山水，或是结朋交友，别的话题绝少涉及。特别是政治，叶先生本无兴趣，也从不提起，他以过来人的口吻非常简洁地告诉熊大缜，一心不可二用，作为一个学人，不懂政治就是最懂政治，因此，孙鲁的话，熊大缜觉得既有道理又新鲜刺激。

        他的心思活泛了。熊大缜说：是啊，不管是去长沙，还是去德国，学来学去不还是报效国家吗？如果国家都没有了，学得再好，有何用处？

        孙鲁说：如果你去冀中，以你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肯定能吸引一大批同学投笔从戎，这是对抗日工作绝大的贡献！

        熊大缜说：还没给叶先生说呢，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呢？

        孙鲁说：冀中抗日根据地不是过去的红枪会，长枪大刀对付不了日本鬼子的装甲车机关枪，因此，军区领导指示要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参与进来，运用科技力量加大打击敌人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冀中就是咱们清华大学的又一个科研活动基地，倘若叶先生知道这些情况，我想他会同意的……熊大缜有些兴奋了，他的思维跟着孙鲁的话语，宛如翩飞的大鸟凌云而去。

        怎么去冀中呢？他问。

        如果确定下来，我可以带你去北平长老会黄长老家。他自有办法护送你到冀中根据地。

        孙鲁说着，把盛满的酒杯端到熊大缜面前：大缜兄若亲赴冀中，则必有一番大作为，我代表咱清华同学敬您一杯！

        熊大缜忙站起来，把端着的酒杯碰了过去：我还不一定去呢，这事需叶先生点头才能成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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