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先生教育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重质不重量”的思想，这个思想见诸文字的时间是他于1934年6月1日撰写的《物理系概况》，文中写道：“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每班专修物理学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约十四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颓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此重质不重量之方针，数年来颇著成效……”

        叶企孙先生是个惜字如金的人，在数百字的本系概况中，关于“重质不重量”的阐述竟构成了该文的主体，从立论到实证，相当完整地勾勒出了这一思想的轮廓，简洁而又厚重。我们从这一文本透露的信息中可以判读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重质不重量”大概是叶企孙先生从建系伊始就实行的一种教育思想，并且经过实践证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乃至理学院的一条成功经验。

        “重质不重量”教育思想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的中国，关于如何进行大学教育，还是一片混沌。大学的教育目标是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大都还在摸索之中。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提出了大学的教育目标，但亦属一个虚拟的大学理想，而非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1929年4月26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颁布，7月26日颁行《大学组织法》，提出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既对当时社会状况缺乏了解，又对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只是生吞活剥式地照搬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一般性地提出口号而已。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仅仅是表面地提提政策原则，而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状缺乏宏观认识，对本国科学实况的种种问题缺乏具体认知，对目标的达成缺少方法和步骤，有时提出目标不但难以达成，反倒会对科学与教育造成戕害。

        由于缺乏完整而又正确的办学思路，社会上各样办学理念可谓五花八门。蔡元培与黄炎培根据青年普遍失业的情形，认定社会需要职业教育，于是提出教育内容务必重视职业教育，一切均应养成职业化。而朱家骅则主张模仿苏俄，提倡依国家需要，大学应培养专门人才。陈果夫则更加激进，主张10年内依国家建设计划所需农、工、医等专门人才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培养训练，而文、法、艺术等学科则10年内不许招生。梅贻琦则认为大学不适合培养专门人才，只适于通才教育，大学4年其志在通，在博，不在深，而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者在研究院。

        与他们相比，叶企孙的办学理念是在现实中去实践，在实践中去完成知行结合。与梅贻琦的着眼点一样，叶企孙提出“重质不重量”，他的思想的根须扎根于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同时，又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国情，作出准确的“战略预案”和“战术判断”，不拘一格育英才。

        培养高科技人才，需要资金投入，需要人力物力，在国势贫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走“普及型”的全民教育，而只能“重质不重量”，培养科技精英，让他们像“火种”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的学生如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王竹溪、王大珩、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彭桓武等等，无一不是先去高校教学，先实践叶师的教育理念。

        搞社会革命，或许需要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需要打人民战争，需要得道多助，人多势众。但在科学研究领域，它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人山人海，它或许只需要小众化，精英化，甚至是单兵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拥有一颗像爱因斯坦那样的脑袋就够了。这或许就是科学的奥秘。

        而叶企孙是一个懂得科学奥秘的人，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

        叶企孙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在构建这个理论的同时，更多考虑它的可操作性、系统性、完整性。同时他又是实干家，因此他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总是努力地去实践它，精细地打磨它，不断地去丰富它。

        在引进师资的环节上，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质不重量”。在招生环节上，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质不重量”。在日常教学中，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重质不重量”。

        他并不主张学生多做习题，特别是难题怪题；他从不搞平均主义，对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免去一般性课程；他常说学习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创造性……

        在“重质不重量”的指导思想下，清华大学物理系从1929年至1938年10年间毕业生仅73人，整个理学院也才有361人。据资料显示，因尺度严苛，要求极高，清华大学从1928年到1931年，每年淘汰率都在19%以上，而理学院则是其中淘汰率最高的……

        但是，凡是从清华大学理学院这个窄门走出的人，成才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由于“重质不重量”，叶企孙的教学总是显得与众不同。考试时，他几乎没有出过统一的试题，常常是因人而异，每人领到的考题都不相同。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企孙给王大珩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著，让王大珩先看完这本专著，然后让他根据这本专著中的论点写出自己的见解。王大珩领受了叶师的任务后有点犯憷，他在中学时仅仅接触过一星半点德文，平时用得最多的是英文。但叶师让他看德文版的专著，自有他的深意，况且这是考试，和学分联系在一起，自然不能去跟老师讨价还价，只得硬着头皮看下去。他那些天就像着了魔似的，每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就像战士消灭敌人火力点似的，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去攻克，竟然把专著从头到尾啃了下来，并且给了叶师一份令他满意的答卷。通过这次考试，王大珩不仅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自己的德语水平。当时世界光学研究的中心在德国，这对日后搞光学研究的王大珩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年后，王大珩对叶师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考试仍记忆犹新。

        同样对叶师的考试风格记忆犹新的，还有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出生于上海书香门第。其父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其母系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李政道少小聪慧，4岁识字，竟能背诵诗文、演算数学题。

        李政道从中学起就遇战乱，一路颠沛流离，竟全是为了读书，从上海逃至浙江嘉兴，又从嘉兴转入江西联合中学，之后又从江西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此时王淦昌已从山东大学转来，李政道正好投在他的门下。就像吴健雄投在施士元门下一样，李政道一踏入大学门槛就遇到名师，这是这位少年才俊的一大幸事。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有两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教授，一位是王淦昌，另一位是束星北。李政道在他们的影响下，学业大进，不久就成了人人皆知的优秀生。王淦昌之于李政道，就如当年叶企孙之于王淦昌。李政道活脱一个当年的王淦昌，灵动，聪明，而且是一个热血青年。刚入学不久，正是日寇发动“一号作战”之时，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南北以联结东南亚战场，自春季开始，长驱直入诸多未曾占领过的地区，致使大西南民心惊悸。为了遏制日寇的进攻态势，国民政府鉴于兵力不足的情状，定招募新军，号称“青年军”，号召广大爱国青年，特别是正在上学的大中学生踊跃报名。此时的李政道被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所鼓动，决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青年军。消息传回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想起“莫斯莱事件”，想起当年叶师的教诲，急忙找来束星北教授，遂开始了抢救“中国的莫斯莱”之旅。

        莫斯莱是物理学界非常有名的人物，核物理中极为重要的定律“莫斯莱定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个英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应征入伍，战死在土耳其苏拉湾战场上，年仅27岁。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颅。他本来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美好的东西，他的奇思妙想本来可以照亮我们的夜空，但这一切全都无法实现了。莫斯莱的死亡之所以成为一个事件，就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开始以此为训，对那些卓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从此采取了保护政策。毫无疑问，李政道是一个天才型的科学人才，他身上显露出的才华绝对不亚于莫斯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中国的莫斯莱”。因此，王淦昌一定要像当年叶师对待自己那样劝阻李政道，使其免于莫斯莱那样的悲剧。

        几经劝阻，李政道终于被说服了。

        为了转移李政道的注意力，更多的时候，王淦昌去找李政道聊天。浙江大学因避战乱，从杭州一路走来，钻进广西、贵州的大山里，历经宜山、贵阳、遵义、湄潭、永兴、花溪等地。王淦昌经常给李政道讲自己的母校，讲起物理系的趣闻轶事，讲起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吴有训等等，他们如今就在这山水相连的云南昆明。李政道明白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决定走出十万大山，转学西南联大，去寻找“天外”的新天地。

        于是他就来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于是就见到了曾被自己恩师称之为恩师的叶企孙、吴有训们。

        李政道终于有幸听大师讲课了。然而一开课，李政道才知这一课程在浙大时已听王淦昌讲过。但是，碍于面子，他只得跟全班的课程走，谁让自己是转学生呢？

        叶企孙先生教的是电磁学。叶先生讲得固然好，但李政道已经了然。他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只好把电磁学高年级的教材借来看。

        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一天，叶企孙发现班上有一个学生总是低头看书，似乎并未听他讲课。然而，若提问题，他却总有出色表现。于是就对这个学生格外留意。拿来他看的参考书，分明是毕业年级的课程。但观察他的实验课，却发现明显薄弱。

        叶企孙知道了这个学生的来历，他是从十万大山走出来的，是王淦昌的学生。从他的学习程度上可以清晰看出自己学生的教学成果。但这个学生的薄弱处是，理论高于实验，数理能力优于动手能力，或许这正是他要转学的原因。因为在颠沛流离中，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各种实验室形同虚设，而缺乏实验室的大学，就像折断一只翅膀的鹰，无论如何也难展翅高飞。

        叶企孙洞察到这一点后，就找李政道谈话。

        叶企孙问：“你能看懂这本教材吗？”李政道一时有些慌乱，但立刻又镇静下来：“能。快看完了。”“你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纯粹是浪费时间吗？”

        李政道没想到老师竟这样说话，不禁有些语塞：“这……这……”

        叶企孙看见李政道有些紧张，兀自笑了：“以后再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是，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李政道原以为叶师是批评他。以叶师在中国磁学界开山鼻祖的地位，他的课谁能略听一二就言称已经掌握要义，那不真正是班门弄斧吗？但看看先生的表情，似乎没有任何戏谑、玩笑的成分。

        李政道一下子被感动了。

        这就是大师。大师没有任何巧饰的虚伪，他们最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最真实，既不会巧言令色，也不会夸夸其谈。不管对上还是对下，他们总是表里如一，磊磊落落。因为他们懂得科学，尊重科学，一生都按科学规律办事。

        一天，李政道所在班级进行电磁学考试。考题是叶先生所出。

        李政道很快做完了考卷。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末了，他把题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又把考题抄到草纸上，回去逐题查对了一番。这次，李政道认为十拿九稳能得100分，最差也能得95分以上。李政道早有耳闻，叶先生是要求极严的人，他的考试，很少有人得高分，更不要说满分了。据说有个叫汪德熙的学兄，一次考试时因粗心写错了一个符号，这或许在别人看来是极平常的事，扣去几分就是了，但在叶先生这里，不仅把这位学兄整道题分数全部扣掉，还把他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之后，又在班上点名批评，让大家引以为戒。因此，要想在叶师这里得到高分，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李政道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加上他又是一个转校生，叶先生又特许免课，这样的事清华大学物理系史上可谓少之又少，许多学生或许都在热切旁观呢。李政道本人更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因而，他才格外期待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公布了，李政道仅得了83分！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李政道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找叶先生询问。

        叶企孙知道李政道要来问卷，早已展卷等候。

        “你看，你的理论成绩我给了58分，它的满分是60分。这个分数在你们年级应是最高的。但你的实验不行。如果实验分数总分是40分的话，你仅得了25分。把理论成绩和实验成绩两项加起来，因此你的考试成绩为83分。”

        李政道听叶师这样一说，立时心服口服。

        叶先生又接着说：“你的实验不行。如果实验不行，则理论分数绝对不可能得满分。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李政道连连点头。平生第一次遇到像叶先生这样的考试计算方法，而在这种计算方法的背后，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于一个物理科学家，缺失实验这个环节，就像一只断翅的鹰，永远飞不高。这就是叶师考李政道的深意。

        一次考试，牢记终生。

        多年之后，毛泽东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已是闻名世界的大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当毛泽东问李政道所得奖项是不是一项发明创造时，李政道回答说：我们没有什么发明，就是通过实验得出结果，通过结果求得了解，又想能不能另外做一些新的实验来校正原来的想法。实验的结果又修改想法，反复不断地进行。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中国科技的基石》，第349页）

        在李政道的叙述中，实验解释了他一生的成功。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正是实验把他送上了物理科学的顶峰。

        极目处，他是否看到了已隐入历史烟云中的恩师叶企孙？

        关于叶企孙与李政道的故事还没有完结。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其中物理系有两个名额。吴大猷当时推荐了已留校任助教的朱光亚，还有一个名额没有定下来，就去找叶企孙先生商议。此时的吴有训已去中央大学任校长，叶企孙再度出任理学院院长，因此，吴大猷去找叶企孙定夺。

        叶企孙推荐的正是李政道。

        去美深造，所学乃博士生课程，因此，政府明文要求必须是“优秀研究生”才有资格去读。而此时的李政道，一个19岁的大二学生，连本科也没毕业，竟被叶师和吴大猷破格推荐为留美博士生，一时成为西南联大的重大新闻。

        但是，叶企孙并没有看走眼。仅仅11年后，李政道就在美国与自己的师兄杨振宁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李政道、杨振宁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叶企孙。

        1998年6月12日，李政道特意从美国专程回到上海，参加了敬业中学纪念叶企孙百岁诞辰大会。在会上，李政道发表了《恩师典范永存》的讲话。笔者认为，李政道先生这篇讲话，正是叶企孙“重质不重量”教育思想最好的注脚——叶师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他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尤其是关于磁学和金属物理学，是我国近代物理的开创者。在教育上，他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不到10年就成为全国一流，清华大学今日的成就是与当年叶企孙老师的贡献分不开的。

        叶师去世留下几本日记，很有价值，兹从中举出两件小事：1915年7月26日他在清华学校读完两年（相当于今天的高中二年级）年方17岁，利用暑假到上海求新机器厂及同昌纱厂参观。他在日记中叙述了两厂的情况后，评论道：“噫！海通以来吾国人屡受巨创，振兴实业以富国之说，固人人能言之，而确有事功者不数数觏。如朱君伯仲者，诚实业界中之鸿毛麟爪也。惜朱君有志有为而无识，经济一门，更少有研究，故两厂虽历10余年，而盈余颇少，推源其端，厥有二端：（一）厂基不广而分工太细，故费用多而利息少；（二）各种机械求新厂均能仿造而不能专精于一种，故材料人工不免滥用。此二端虽于言利，实于工业之盛衰有深系焉。盖百工所以厚生，而厚生非利不可，苟无余利，国家何必岁费巨金以建工厂哉。予参观毕，心有所感，爰泚笔以记之，俾后人之欲建工厂者，可以览于斯文。”

        当时叶师只是高二学生，就如此关心国家之发展，且能注意到办厂的经济效益问题，可见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师，绝非偶然。

        再说另一件事。当时清华学校很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但要求学生功课必须及格，体育也必须及格，具体说如游泳，学校的游泳池长25米，每个学生都须游过去。

        另外清华学校还重视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自己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科学讨论会，一般会员每学期1分，主持者可得3分。

        叶师1915年8月2日这页日记上写有他所拟定的关于“科学会”的章程，其中如：“（四）科学种类甚多，兹制定以下8种为本会研究之范围：算数、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学、地文、应用工业、科学史。前6种本校所有，余如天文、地质、重力等本校所无，不便列入，盖本会用意于已有科学加以课外之参考，非欲躐等以求高深也……（六）每星期六开会一次，会员轮流讲……”

        该章程草案是他附在7月31日写给同学刘树墉的信后，与刘君商议组织“科学会”一事。

        秋季开学后，叶师邀集1918级同学10人于9月18日成立一社团，定名为“科学会（sce club of 1918）”，选刘树墉为社长，通过了章程。1916年1月15日，改选叶企孙为社长。从叶师日记可看到，从1915年10月至1916年3月，共举行了讨论会11次，社员演讲的题目有：几何学之基础，何谓力，天演学说之证据，关于森林卫生，苹果之接种，生物与其环境之关系，废物利用，中国造纸法及历史，江西之磁业，湖南水口山之铅锌矿……

        由此可看出这些高中生的思想境界和知识面，他们查阅文献、进行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这些社会活动，得到全面发展，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

        作为“科学会”主要组织者的叶企孙老师，则从此以后一直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志在科教兴国的社会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我们的模范。

        我于1945年到西南联大，听叶师的电磁学课。他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验。记得大考时他出了好几道题，我写了好几张考试纸，得99分。他对我说，你实验不行（实验另打分），若实验不行，则理论分数绝不给100分。叶师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其中物理两名。吴大猷从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企孙老师破格地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做博士生。当时叶师侄子叶铭汉住在其叔父的隔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所以没有叶师和吴大猷教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今天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在叶师少年时期的母校——上海敬业中学参加叶师百岁诞辰纪念会暨铜像落成典礼，怀念叶老师。叶老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典范将永存！

        李政道不愧为叶企孙的得意弟子。当年叶师慧眼识金，使其成就凌云志，而今，李政道又最懂老师，寥寥数语，概而括之，道出叶师思想的渊薮。叶企孙“重质不重量”

        思想的根须深扎在中国社会土壤的深处，绝不是一时之兴，偶尔所得。这一思想很早就与他科学救国的报国之志紧密关联，两相连理，枝叶相交，两相映照，彼此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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