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冀中军区的“熊案”是以报功请赏的方式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冀中军区抓获平津知识分子180余人，这可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一宗大案。他们自认功莫大焉，便以书面的形式向陕北报告喜讯，以期得到党中央的嘉许。

        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从寻找这些文字材料，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文本里推断出它近似荒唐的内容。

        在张方的《敌后军工生活回忆》里，曾有他们几个劝解祝懿德使用英语的一段记述——5个月后，这段英语对话却成了张方等人从事阴谋活动的又一项凭证。

        把张方抓起来之后，一位姓罗的科长审问张方：

        “你们平津学生在技术研究社搞什么阴谋活动？”

        “为什么你们常用外国话讲话？”

        用外语讲话，在冀中军区是一宗罪。张方等人劝解祝懿德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初冬。而逮捕他的时间是来年5月前夕，这就是说，至少在5个月前，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就已开始在熊大缜他们的身上聚焦。监控者上至供给部王政委，下至警卫战士，都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这出预先设置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熊大缜等人却完全不知情。在这个时间段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向敌后运送军用物资、制造烈性炸药，轮流组成爆炸小组去炸日本火车、试制冀中造的各种武器炮弹……他们没有想到，即使是深夜，背后也会有人暗中窥视，这些人并不是担心知识分子的安全，而是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留心蛛丝马迹，一有异于常人的表现，就立刻记录在册，密报于上，罗织比附，深文周纳。

        很显然，那个站岗的警卫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说英语的张方们向上报告的。他很年轻，没有文化，但他懂得服从命令。如果要让文化不高的战士执行秘密监控命令，甚至监控部长本人，通常情况下必须以组织的名义他们才会相信、执行。在组织的名义下，冀中军区的一些人改变了锄奸部的工作性质，将视线成功地聚集到了一批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身上，而对真正从事叛国投敌的汉奸特务却无暇顾及，这正是异常仇恨冀中军区科技人才的日本人殊为高兴的事情。

        之所以成立锄奸部，盖因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一篇讲话。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提出“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和“防止奸细混入”。他说：“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毛泽东的讲话非常及时而又有针对性。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来，确有一些军队望风附逆，或与敌国暗通款曲，或者干脆就成了皇协军、二狗子。还有一些叛国投降者成了汉奸特务，为日本人做事。其中就有一些人混到抗日根据地来，从事间谍活动，给抗日工作制造了诸多麻烦和损失。对这些真正的汉奸分子，必须予以坚决清除，这就是中央决定在各区部队成立锄奸部的初衷。

        但是，冀中区的锄奸工作却没有按中央既定方针去落实。一些人仅仅是因为对知识分子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看不惯就产生异念，因工作矛盾、团结问题、职务待遇、学不及人就恶意相向，这种因私嫌而导致主观故意制造敌我矛盾的事件在革命队伍里绝不始于此也绝不止于此，但将180余名知识分子生拉硬扯为国民党特务案犯，绝对是震惊中外的一宗大案。因此，围绕这宗大案，国共高层引发了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和争夺人才的一场大角逐。

        或许正是熊大缜从天津化缘得来的无线电台向延安报告了“破获熊案”的“喜讯”。当无线电波变成滚烫的电文，在某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时，洞察秋毫的毛泽东大为震怒，他把桌子拍得山响，腾起的尘埃在6月的阳光里像雪片般飘荡。他或许想起了窦娥冤，想起了六月雪，但他想得更多的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吸收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加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但是，眼前的这个案件，竟一下子牵扯近200个学生，学生出身的毛泽东凭常识判断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立即找来保卫部门负责人，责成许建国同志和北方局的同志重新审查熊案。这段历史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张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记载：

        这件事，后来的情况是：张珍同志在案子结束后，就调到党校学习去了。他学习完毕，路过神南见到我们时，曾对我讲过：“熊案”的做法传到延安，传到党中央后，毛主席听后大为震怒，说：怎么能这种搞法！于是就派了许建国同志专门处理这件案子，这才发生后来出现的乌云散去、重见光明的局面。

        毛泽东的震怒还因为“熊案”的制造者煞有介事地援引熊大缜接收的香港特务组织的电文，他们所谓的这个特务组织就是资源委员会。这封电报正是叶企孙滞留香港期间给熊拍的报平安的内容，但这封电报也成了熊大缜里通敌特的一项罪证，他们一口咬定这是一个特务组织，叶企孙是这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

        毛泽东实际上早就知晓这个所谓的“特务组织”。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对手，当蒋秘密成立这个组织时，毛泽东即已通过白区工作的同志了解到了蒋的真正意图。

        1932年5月，一份名曰《独立评论》的刊物在北平悄然面世。刊物的主要发起人为清华、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如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任鸿隽、胡适、吴宓、傅斯年等。这些教授学者大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又有归国以来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属领军人物。发起的清华教授多出自理学院，北大教授多是文史家。由于当时国难频仍，内忧外患，学者们一反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开始研讨中国的出路。这大概就是《独立评论》创刊的初衷。胡适率先在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建国问题引论》，因触及了学人们最为关心的国家问题，一石击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胡适的观点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提倡民主与自由。而丁文江、蒋廷黻却认为中国缺少民主土壤，外国的花在中国养不活。因此，他们主张“新式独裁”，即“科学的专制制度”，一种能使政府机关、工业和国家教育系统现代化的“专家政治”。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了。”丁文江的话颇能代表那个年代一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建设怎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固然重要，但在这个预设下，谁都要考虑磨刀霍霍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危险的存在。形势不允许抒情和浪漫，拒绝空想主义和玄想主义，因此，常常挂在嘴边的民主与自由，突然失却了往昔的充盈和饱满，一下子苍白起来。遥不可及的民主政治制度仿佛天边的云彩，虽然炫目，但不真实。真实的现实和存在就是蒋介石的政权。在经历从幻想到幻灭的苦闷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更加实际的顺从态度，以委曲求全的代价期许蒋政权在拯救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取得成功。

        他们说：好的政府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没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如果现在的权力中心轰然倒地，那结果只能使我们原本破碎的国家更加破碎，原本紊乱的局面更加紊乱。为了不让原本脆弱的政府更加脆弱，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们决定放下清高孤傲的架子，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只要蒋政权能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强大起来，什么自由和民主，什么个人价值和理想追求都可以暂且不谈。于是他们希望通过参政的途径，以自身的努力给政府决策以积极的影响。他们提出“政治不能留给搞政治的人去搞，它需要经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在国家危难之际，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要与政府站在一个旗帜下”，同同德对付凶恶的外来敌人。

        知识分子们微妙的心理变化被蒋介石准确地捕捉到了。他原本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他的眼里只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特别是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他奉行一党专制政策，对颇有微词的知识界采取打压政策，在大学院制存废问题上与学界泰斗蔡元培闹得翻了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以说与中国知识界宿怨颇深。他的政府中绝少专精的学术权威，也少有饱学的文化伟人，而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又成了反对政府反对他的发源地，这些都使他头疼光火。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倘若利用得好，就会一洗之前与文人交恶的坏名声，赢得他们新的尊重。作为一位国家元首，他渐渐知道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不只会在剑上镂刻花纹，还会改变剑的构造，使它更加犀利。

        《独立评论》引起了他的注意。

        丁文江等人的观点颇得他心。

        “新式独裁”的理论在他的眼前像春夏的植物一样生长起来。学有专长的专家们讨论国事，在他们的辨析中，未来似乎清晰可见，它们一节一节呈现在他的眼前，几乎触手可及。他知道该要什么样的国家模式了。

        他有些喜欢这帮知识分子了。

        他把丁文江、蒋廷黻、翁文灏等人的文章捧诵再三，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一个一个约见他们，池月品茗，清风吟诗，有时小酌，有时玄谈，无拘无束，宛若亲朋。与文人为朋的姿态，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作为政治家，也作为国家元首，这样的身份需要周密的算计，以达到丰沛的预期，又有辗转的空间。因为他拥有君王般的无上权力，这样的约见，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交换”的实用规则。你给我出治国安邦之策，我给你封疆大吏；你给我江山美人，我给你金银财宝。可与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下来，蒋介石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纯粹”二字。他们太纯粹了，透明而洁白，干净而温润，少有个人的私欲和要求。与他们在一起，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的复杂和卑微。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要，他们只要祖国。他们唯念国家的富强和民族昌盛，别的几乎无所求。有些时候，蒋介石在不经意间给他们以暗示，希望将这种历史上的交换规则在他们身上延续下去，以求自己内心的满足。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不给自己这种机会的。翁文灏甚至说：“政府和制度会来来去去，而针对特定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比对任何有关政治形式的争论更为重要的事。”看看这些人把自己的位置摆放得有多高！这种穿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目光，倘若与之直面相对，是多么的令人不快，但它却如此犀利澄澈！想想这种傻傻的文人追求，有时不快会随风而逝。与他们交友，自己收获的是江山，而他们收获的是问题，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去吧！

        中国的问题多多，但是最大最迫在眉睫的是国防薄弱问题。这是一项计划庞大的系统工程，解决起来需要扯动方方面面的人才。在与丁文江等人多次交换意见之后，蒋介石看问题的眼光终于有了改变，他的目光开始锁定在晚清政府当年庚款留学学成归来的那批“海归”身上……

        这大概是清朝政府转赠给他的最丰厚的一笔财富。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脑海里才有了“专家政治”的真切形象。

        1932年1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了。除了蒋本人知道它成立的真实意图外，外人一概不知。蒋介石给予了它足够的神秘和足够的权力。它是属于他个人的秘密组织，一个由顶级科学家、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一个足以影响他同时又能由他掌控的灵魂团体。为了给这个私家组织打上他的蒋家印记，他要求凡是参加该组织者，必须赞同他的政治主张，最好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他个人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组织至少是他的好朋友俱乐部。蒋介石把这个组织看得很重，在他任三军总参谋长的时候，该机构就设在他的总长本部内，当他任总司令或总统时，这个组织一直跟随在他的左右。该机构的委员长当然由蒋介石担任，但他只是挂个名而已。它实行的是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一职原准备让丁文江担任，但丁文江向蒋介石推荐了翁文灏，蒋的浙江老乡。翁文灏原不肯给老蒋面子，哪知他在一次车祸中差点丧命，靠蒋介石调来京沪医学名家全力抢救，才保全了性命，并且全部医疗费均由政府支出。经此事故，翁才改变初衷，来到蒋介石麾下。该组织约有40人左右，均为一时之选。譬如委员中的吴有训、竺可桢、李四光、曾昭抡、王崇植等等，这些人大都是各专业的领军人物。蒋介石亲自参加人才的遴选和甄别，凡入选委员，他必须亲自约见深谈。该组织设有军事组、国际组、经济组、原料及制造组、运输及交通组、人口土地及粮食组、文化组等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个隐身机构才得以显现。蒋介石拥有这些大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他执政的“智慧指数”大幅度蹿升，仅就国防建设成果而言，正如陈诚所说：“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四年的总和；而1932年至1935年四年国防建设的成效，又相当于民国二十年以来的总和。”（申晓云《留学归国人才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这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就是资源委员会的前身。

        毛泽东吟哦着资源委员会会员的名字，咀嚼出“资源”二字的深深含义。资源，资源，除了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之外，还应该有人才资源。现在，老蒋未雨绸缪，利用他的中央政府优势，已经先他一步，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聚于麾下。有了这样的资源，既可抵御外侮，又可内攘天下，蒋公此棋，实为一着妙手。作为他的政敌，自己应该迅速作出反应，把众多的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阵营来。

        然而，“不谙风情”的冀中军区偏偏这时搞出什么“熊案”，竟将180余名知识分子抓进大牢，真是愚不可及。倘若传扬出去，国人该怎样看我毛泽东？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冀中军区传达了一个危险信号，应该立即制止这种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派去冀中军区复查熊案的许建国等同志也反馈回消息说，所谓“熊案”，除熊大正（缜）确有问题之外，余者纯属冤枉。这更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以冀中军区的错误做法，不仅180余人是无辜者，没准连熊大缜也是冤枉的。

        于是，他又责成有关部门，立即通知冀中区将所谓的“熊案”主角熊大缜尽快送到延安，由中央亲自甄别之后再作结论……

        如果按泽东的指示去执行，延安至少会获得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或许还会以极快的速度聚集一批专家型的科技人才。

        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执行，这个建党以来第一例以科技人才为主角的冤案或许不会发生，它的教训会被记取，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或许会少犯错误……

        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执行，熊大缜或许会因此而获得生存的机会。

        但是，不知何故，冀中军区却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将案件继续向着悲剧的方向推进。

        许建国等听信了冀中军区对熊大缜的指控：一说他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指派来的cc特务，直接受特务头子叶企孙的领导；二说有国民党提供的大批经费和军用物资作为罪证……

        许等的听信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冀中军区的人为干扰。倘若连熊大缜也是无辜的，这就说明所谓的“熊案”只是一次错误。如果是这样，中央会追查，办案人员会被追究，这些人会颜面无光，会威信扫地。加上冀中军区的另一种声音开始出现，办案者认为必须要痛下狠手。一些军事人员认为“熊案”是小题大做，甚至是项王舞剑，意在沛公，用土话说就是杀鸡给猴看，这种做法是对本来坚决抗日真心反蒋的吕正操的一个真正打击，是对他严重的不信任，是一个日本人完成不了却求之不得的离间计。这种说法在半个世纪后，“熊案”尚未平反时就得到了证实。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将军在《科教兴国》电视片里，面对全国观众，说出了他郁积半个世纪的愤怒。他说，熊大缜、张珍等人被捕时，他虽说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因过去是张学良的副官，是刚被吸收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因此他无权过问锄奸部的一切活动。他对熊大缜及平津知识分子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撰写的《冀中回忆录》中赫然将熊大缜列入有功人员名单之中，尽管冀中军区的组织把熊大缜定为“汉奸特务”，但他坚信熊大缜是冤枉的，他为熊大缜这样优秀的科技人才蒙冤屈死感到愤怒。在半个多世纪前，吕正操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威名显赫，但在军区内部的组织系统里他却人微言轻。一些和他有同感的军事人员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在冤案制造者这里，他们往往具有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手段上总有超常之处，只要他们锁定了目标，善良的人们很难逃脱。

        在他们的权力世界里，熊大缜只能被处决。他必须死。

        1939年7月的一天深夜，在部队转移途中，熊大缜被押解人员秘密处死。

        据史料显示，熊是押解人员自行处死的。此人在未得到组织指令的情况下，在机关转移途中，趁暗夜将熊大缜杀害，然后就地掩埋。熊大缜死得非常痛苦，他是被此人用石头活活砸死的，因为天黑石头不好找，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

        据说那位私自将熊大缜处死的人为此曾受到过处分。笔者想，或许此人受到过某种暗示，至少在平日里，某些领导对熊大缜的态度给了他一个错觉——即使将熊干掉，也没什么。谁都知道，在军队里，由一个士兵擅自处决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更何况熊大缜是“熊案”的头号人物，是中央指令送到延安甄别的人，难道这些情况押解的人不知道？不可能。倘若知道还要擅杀，这就有悖常识，令人疑窦丛生。有时笔者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谋杀。这样重要的角色被擅杀，当时仅仅给个处分完事，这背后有着怎样曲折的算计？

        3个月后，鉴于死无对证，冀中区将“熊案”盖棺论定：宣布熊大缜为汉奸、国民党特务，已被冀中军区锄奸部处决。

        冀中“熊案”以熊大缜的死亡为终结，这件针对知识分子的大案在层层迷雾中落下帷幕，隐入历史深处。

        熊大缜死后，阎裕昌也于3年后在五一大扫荡中壮烈牺牲。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里写了他英勇牺牲的经过：

        ……门本中（阎裕昌）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他胆子很大，整天穿着军装。他说鬼子来了就给他一枪，那么胆小干什么？一次敌人进了村，他把机器坚壁好，就钻进大街上的一条大船底下。敌人到处抓鸡，一只鸡钻到了船下，结果他被搜了出来。敌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小兵，不是小兵哪能穿军装呢？敌人对他用刑，他就大骂。他说顶多是死，毫不在乎。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骨在大街上转，问老百姓谁认识他。老乡都认识他，但没一个人揭发他是制造炸药、雷管的。没有一个人不哭的。他高呼：“日本鬼子一定会失败，日本鬼子是中国人的死敌！”最后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中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军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阎裕昌是叶企孙亲自派往冀中的。去冀中前，为了使他无后顾之忧，叶企孙特把他和张瑞清列为清华大学“不遣散人员”名单。当时大学南迁，除应聘的教员外，原来的校工雇员多被遣散。叶企孙想方设法保留他俩未来的出路，使他安心抗日。虽然阎裕昌未在遣散之列，但叶企孙仍发给他家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并按月送去生活费，直到叶企孙离开天津。也正是这笔钱，使阎家在北平陷落后平安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叶企孙将阎裕昌列为不遣散名单，就是为他留了一扇门，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门，他是属于清华大学的，是清华人。叶企孙在给校方的报告上称不遣散者都是对学校有贡献有所帮助的人，他期望有朝一日阎裕昌还能回到清华物理系，回到实验室……阎裕昌永远留在了冀中，但他的名字却一直在清华大学的花名册上，直到现在……

        熊大缜、阎裕昌以各自的忠烈形象为后人讲述了一个凄美壮烈的科学救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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