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汉得知叔父被关后，赶到“黑帮劳改队”里去看他。见到叶铭汉后，叶企孙责怪他说，你怎么来了？你不要来看我。不等叶铭汉开口说话，叶企孙就挥手示意让叶铭汉赶快离去。他是不想让叶铭汉受到牵连啊！看到侄子消失在夜色之中，叶企孙禁不住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此刻有人能帮帮他，给他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想到了他的好友陈寅恪和吴宓。他想起他们三人20世纪20年代在哈佛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当时陈寅恪就曾说过：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也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吴宓和他也有同感。陈寅恪说这话的时候，已经29岁。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并且一生再无更。他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当他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受到蒋介石宴请时，曾亲见此公，“深觉此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归来赋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中有“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一句。但是，他同样不买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账，拒绝出任中科院有关职务。

        1957年，67岁初度，陈寅恪诗云：“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1958年，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中，他受到批判。1961年秋，老友吴宓来穗探望，曾赋诗云：“五羊生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吴宓后于日记中记叙说：“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版）1965年赠蒋天枢文中云：“寅恪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以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曾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浊世独清的学者，可以想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重创。因为惨遭批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又添残疾。即使这样，也没能躲过红卫兵暴风骤雨式的揭批，凌辱备尝，且被指为“走资派”陶铸所庇护之“反动学术权威”，横遭批斗、抄家，藏书及珍贵文稿被洗劫一空，至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寓所忧愤以终。

        而吴宓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个风流倜傥、博雅淹通的学者终生不改自己的判断，一直在沉寂中坚持，坚持。吴宓一直坚持到了暮年去广州探望陈寅恪，仍不“从时俗为转移”。就在那次会面临别时，陈寅恪像当年初识吴宓时那样又一次诗赠吴宓：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

        果然是生离死别。1978年1月，吴宓含冤去世。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

        相比陈寅恪和吴宓，叶企孙虽然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几近相同，但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在处理专业和政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是不尽相同。或许是社会角色不同的原因，他与目光深邃的陈寅恪相比多了些激情和单纯，比儒雅风流的吴宓又多了些稳重和理性。吴宓在留学期间流露出懈怠和悲观时，叶企孙总是以锐意进取和卧薪胆的精神去影响他，当陈寅恪、吴宓对政治和时局发表看法时，他又是一位倾听者和学习者。在道德操守的高峰上，他们是凌云绝顶的3块奇石，只不过陈寅恪是嶙峋的那一块，吴宓的那一块身披绿苔、给人以浪漫的想象，而叶企孙则是貌不惊人却博得人们的惊赞。用平常心做非常事，成大事情做平凡人，这就是叶企孙一生的做人原则。像他这样身份的科学家，在抗日战争中亲率学生去抗日前线，又在日寇的眼皮底下运筹帷幄的，中国能有几人？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身为代理校长，却情愿为学生拍案而起，为烈士扶棺怒斥国民党歹徒。他一心向往光明向往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信任和热情，他原本对政治一无热情二无兴趣，但为了适应新时代，他努力学习政治，渐渐关心政治和时局，在他的日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新中国的国际形势、外交和军事情况。他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并主动疏远政治，这是他与陈寅恪大同小异的地方。陈寅恪明确表示：“我决不反对政权，在宣统三年（1911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著作，并不学习政治’”。叶企孙与陈寅恪一样，求学时就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著作。他主张学以致用，而不是形式化、表面化，更不是去赶时髦。他曾问过一个学生，读过几部马列方面的书，学生答只读过《大众哲学》。叶企孙说，只读过一本书怎能进行选择和判断？陈寅恪正因为认真学习过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才作出他一生的选择：“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有关俄国的东西太多太多，比如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建立和形成。

        一些学者曾这样说：“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同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位有着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大知识分子，平生最快意的事情大概就是能自由“选择”了。

        据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词语是俄国人最早启用的，当它传入英国之后，英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便植入了“疏离者”与“审视者”这样的词意。在“知识分子”的诞生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遭遇对后来使用这个名字的群体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作用。如果你以此为荣，你在使用这个名字时就要承担它的全部历史，承担它的光荣和屈辱，痛苦和责任。你命里注定不会从一而终，你永远是以疏离者和审视者的身份完成你的一生。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陈寅恪正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清醒地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自己的学术判断，选择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陈寅恪与叶企孙虽为好友，如一对并蒂莲花开放在那个时代，但花朵的朝向却不尽相同。叶企孙的理想是科学救国，而陈寅恪却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株奇异的植物。这是一株刚刚萌芽即遭冰冻霜打的植物。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全貌。毛泽东最早施以批判的自由主义，虽然包括11种表现，但就实质来讲，所指的也只是这株植物上的部分枝叶，显然与自由主义的完整面貌相去甚远。

        “自由主义”一词源于19世纪初西班牙一个政党的名称，后来它在西方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当下自由主义已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和主流思想，它不仅是许多人的政治信念，也是一种哲学思潮和社会运动。对政府而言，在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方面，在达成社会预期目标的考量时，它应是当权者首要考虑的一种思维方法和重要元素。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叫斯皮兹的自由主义者也像毛泽东一样为自由主义者归纳了10条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必须：（1）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价值，即使是平等及正义也不例外；（2）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方面的积极作用；（3）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4）不要相信权威；（5）要宽容；（6）坚信民主政治；（7）尊重真理与理性；（8）承认社会必然发生变迁的事实；（9）勿耻于妥协；（10）最重要的是保持批判精神。这大概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由上可知，自由主义的真实面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视阈下的那种自由主义。尽管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但却不是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而是一个中性的指称，它以个人作为其立论和论证的基点，其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原则都由此推导出来。有理论家称此种论证方法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也因这种理论将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其他一切组织、团体、社群甚至国家都可归结为个人，如同科学和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原子论一样，于是一些理论家将这种个人主义称之为原子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并不排斥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价值，个人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从个人主义并不必然得出排斥一切集体取向和选择的结论。它只是说，判断一种社会政策和价值观的最终标准只能是个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由个人而构成人群和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都具有优先性。自由主义者坚信判定社会政策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立足点，这便是个人。”（《自由主义基本理念》，顾肃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陈寅恪在王国维碑文上的绝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就是他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旗帜，也是他内心寂寞的轰鸣。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独立”、“君子不党”的观念塑造了他内心的独立意识，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又给了他深度的浸染。从古代希腊的自由思想到罗马的平等观念，从宪政主义到多元民主，从斯宾诺莎到汉密尔顿，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当代自由主义，他都用心一一触摸过和探究过。在缺失“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陈寅恪与王国维或许正是因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润泽，才在20世纪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这一声遗世长啸。

        陈寅恪、吴宓就是抱着这样的思想情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与陈寅恪、吴宓相比，叶企孙在政治方面的诉求相对少些，作为自然科学家，相对人文学者，也单纯许多。

        也正是这单纯，才让叶企孙在历次事件中均以“入世”的姿态居多。

        也正是这份单纯，使得他心灵上的创伤更加痛楚。这种痛楚，直入他的骨髓……

        我们摘录一段《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叶企孙的一位亲属当时受株连后被迫写的“揭发”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叶企孙在那个年代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伤害：

        今年（按：指1967年）11月，某某某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我看了大字报后觉得，案情是十分严重的。我应当很好地和他划清界限。对于案情本身，根据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看来，领导认为不宜公布，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不该知道的。叶在1月中旬曾来我家，叶说被井冈山揪去几天，他写了交代材料。叶说：“你不知道我（19）38年那段历史，我跟你讲一讲。”我说：“不要讲，你应该向领导交代，我是不应该知道的。”叶听了以后就没讲。我问他，过去有没有交代过，为什么不早早坦白交代。叶说他也是这样认识的，一定坦白交代。叶说，他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过去没有很好交代，只是在为别人写证实材料时讲过一些。过去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有顾虑，因为牵涉到很多人，其中有吕正操，怕受打击报复。叶又说，他不是cc特务，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叶又说，过去在重庆，曾设法营救过某某某分子熊大缜，当时曾通过陶孟和向周总理说过。

        在3月底，他曾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辩论。一开始时我觉得所说的内容不合情理，后来愈来愈感到他的神经不正常。到3月中，我为了证实他所说的是错误的，特地去找过周培源，问他井冈山有没有这种广播。我跟周培源的交谈内容如下：我说明来意后，周说他没有听说过井冈山有这种广播，周问我，叶是什么问题。我说我也不清楚，我只是从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些。接着我就把我看到的大字报的内容谈了一下，并说叶过去在昆明曾讲过为“游击队”送信等。周说，过去在联大时，大家略知道一些。（19）38年叶到昆明后，曾在当时钱端升所办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介绍冀中游击区”（大意），当时很使大家惊异。周还说，汪德熙也去过冀中，后来又出来，去英国留学，这是大家知道的。熊大缜的事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向周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给他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此外，周还问了问叶在井冈山总部被揪的情况。

        3月中，叶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我跟他讲，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不过土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根本不信我的话。叶说你到我家来听听就知道了。叶还说，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我为了打破叶的幻觉，曾在3月下旬到叶家去了一次，叶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儿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我说，根本没有。叶说：“有，是你耳朵聋，因此听不见。”叶说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我去的那天，他的工友老周不在家，过几天，老周来找我，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周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说广播不让他去。老周说，是否劝叶去看看病。我说，我已向叶提议过多次，叶不愿去。3月30日一清早，叶来我家，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合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叶还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我说：“根本是你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说他不信，他想问问别人，问问赵忠尧。叶说：“你替我约一下赵忠尧。”我说可以。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先去跟赵忠尧打一个招呼，让赵知道叶的神经不正常，也劝劝叶去就医。我先去找了赵忠尧，把来意说了，大约在上午9时，我陪叶去赵家。赵说：“吴是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说，没有听错，恐怕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后来我和赵一直劝说，叶才同意上医院。当天上午我陪叶上北医三院神经科，诊断为“幻觉症”，给了些药（内服冬眠灵）。下午叶就在我家休息。晚上老周来接他回去。

        过了三四天，我因为知道叶一向不好好吃药，所以又去看他一次，看看他吃药的情况。老周说：“吃了两天就不吃了，你快劝劝他吧。”我劝叶继续吃药。叶说，这种药有问题，吃了一天到晚想睡觉。叶又说，他就是不愿吃药：“你不要再讲了！”我看无法劝说，也无办法。我又上了一次北医，问了问医生。医生说，这种药一开始吃了是老想睡，但过几天就好了，现在病刚刚开始不久，一定要按药方吃药，如果病人实在不肯吃药，可以改为每天晚上吃一次。以后在叶来我家时，我又劝他吃，他始终不同意，叶说他已经好了，现在不大听广播了，不用吃药。实际上，他又说他还听到广播，但不是一举一动都有反应了。以后他一直不肯吃药和再去看病。到了5月初，他还是（说）听说有专为他的广播。

        从2月初到5月初这一段时间，叶总是翻来覆去谈他“听”到的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的广播（实际上全是叶的幻觉）。叶常说，井冈山办学习班，要他去参加。每天早上广播一次要他去，因他不去，隔一会儿就广播批判他，叶还说，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谁是更大的特务。

        看到年逾古稀的叶企孙精神上受到如此非人的折磨，对叶企孙处境非常同情的周培源出于保护的目的，就叶企孙一案向有关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叶企孙是特务，应该交公安机关处理。虽然这是保护策略中的下下策，但面对全国一片混乱的形势，周培源也只能这么做。至少，这可以使叶企孙暂时摆脱红卫兵的纠缠，免去皮肉之苦和性命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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