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也答完之后，我就急着要上路了，而且我莫名地恼火。就像是为了刁难我，仁波切在演讲结束之后，又逗留了很长时间，跟点心桌旁的人聊天，轻声发笑，回答问题，把一只手搭在他们的肩上，接受恭敬的鞠躬。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站在清凉夜风里的人行道上，就站在那儿，眺望荒废。这里发生了什么？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美国？

        我饿了。我依稀觉得自己好像有罪——相信我，这不是我常用的措辞。空洞的内在，肮脏的胶合板眼睛，扬斯敦要道上精美的古老石屋似乎映照出几分的我来：外表足够光鲜，建筑上讨喜，结构上健全，但挖空之处有老鼠在爬。我为什么要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个坏人。我站在那里，等待里面的欢宴得出笑意的结论时，一直在跟自己争论。我什么都没做错。反之，我没怎么计较，就重新安排好了我的行程，多少还算准时地把仁波切带到了他的演讲会址，要知道，有两天之久，他手头上一直拿着我妹妹的那封信，却都没有想到向我提起。确实，我用提问向他施了一点压力，但整件事情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不然要我怎么样，就像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附和吗？他说什么都照单全收，就因为他被认为是个心灵大师？那不是我的风格，完全不是。我的风格是去提问，去分析，去质疑，去权衡一个问题的各方各面，如果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不像现实真理，就一直挤压它，直到谎言暴露无遗。那样何错之有？在我看来，我一直很恭敬，而且，我比房间里的其他人更诚实。仁波切似乎没有不悦。

        然而就是有什么东西对我纠缠不休，某种模煳的愧疚感。仁波切的回答是，加深它。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人会做正确的事，而不去做错的事？害怕坐牢、离婚、永恒的惩罚吗？对天堂的信仰？还是以防真有来世？对于在生活中做更多“灵性功课”的人，那些人不止是不出轨、不偷公司的钱、不用酷刑拷问公民，每周还花几个小时祷告——对那些人来说，存在一个更高层、更加愉悦的不一样的天堂吗？

        我感觉，我疏漏了一部分的论据。比如说，那些不做好事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还有死亡那个议题呢？它有什么意义？一个人要怎么为死亡做准备？最后，当仁波切和一小群仰慕者们从门口涌出来时，我正在发愁，就像发愁衬衫上一颗松动的纽扣。扬斯敦的人行道上一定回荡着二十多声“谢谢”，至少同样多次的鞠躬。微笑，容光焕发的脸庞，孩子似的爱慕。这一切怎么这么气人？

        终于，仁波切对扎辫子的女人说了最后一声再见，鞠了最后一个躬，我们把车倒出停车位，从422号公路离开小镇，这条路是我闷在车里时找到的。仁波切彻底安静下来。在我的经验里，这对一个刚做完演讲的人来说不同寻常。我做编辑的部分职责包括，当作者来纽约时，陪同他参加读书会，几乎无一例外，在比较成功的作者朗读完或者演讲完之后，当他们沐浴在一群人的钦佩赞美声中一两个小时之后，总会有某种“演讲后人来疯”，一种亢奋的状态。要过一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或者在某些极端自负的案例中，要过几天他们才能意识到，他们其实跟芸芸众生在同一个水平上，只不过偶尔有人找他们要签名，或咨询他们对这样那样的烹饪手法的意见。

        或许我在这里的口气听起来是嫉妒。我不嫉妒。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多大的冲动要写一本书，或者去跑巡回推广、在我写的东西上签名、上电视主持烹饪节目，或者被邀请在苏荷区开餐厅。只不过多年以来，我注意到一两个小时的公众崇拜对一个人的影响，而我在仁波切的身上一丝都没看到。

        他坐着，盯着窗外城市的残骸，现在已经黑下来。后来，我们经过几座工厂——庞大笨重的残骸，这里曾经制造过产品，人们曾经在这里工作过，赚取过薪水，把钱花在扬斯敦的商家和店铺里。只有一座工厂亮着灯，似乎还在使用。很快我们出了扬斯敦，驶过一条商业街，这里多多少少还能维持完整的面貌。

        “饿了吗？”我问我的旅伴。

        “不太饿。”

        “那么辛苦都不饿？”

        “不太辛苦，讲话而已。”

        我们继续沉默地前进了片刻，我能感觉到荒谬的愧疚感仍像臭气一般，黏着我不放。上师的沉默中似乎有一种谴责。也许我侮辱了他，或者让他尴尬了。“听着，”我说，“对不起。恐怕我刚才有点过分。我从房间后面像条警犬一样扑上来。”

        “警犬？”

        “你知道，我的问题很尖锐。它们有一点强硬。不太恰当。我不该开口的。”

        他在黑暗的车里边摇头，边望着外面的街道，没有看我。“不，”他足够诚恳地说，“你的问题是最好的问题，奥托。”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从他的嘴里讲出来很怪。“你那么说只是为了恭维我，为了不让我难过。”

        “我从不恭维，”他说，语气比以往跟我讲话的任何时候都要有力，“你的问题恰恰很好。你给我的回答，”他咯咯一笑，轻碰我的胳膊，“不太好。”

        “我会想一想。你说我能想到明天。”

        “对。明天早餐的时候。”

        “好吧，我饿了。你介意我们停车吗？如果你要明晚在南本德做讲座的话，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想，我们可以先吃饭，再开一个小时，这样我们早晨就不用太赶。”

        “不要赶。”他说。

        “永远别赶？”

        “永远别赶。”

        “好。意大利菜怎么样？”

        我们正经过一处地方，门外有块招牌：阿尔贝里尼家，停车场满了，这永远是个好兆头。我们停好车，走进去，被带到一个面朝街道的类似玻璃房的地方就座。我注意到，带位的女招待有美丽的胸部。很难不去注意，因为她穿了一件很紧的低胸上衣，似乎就是为了展示它们。我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发现自己在好奇，我注意到了那对胸部，那一阵几乎是反射性的淫欲——我知道没什么结果，而且也不想有什么结果——我好奇，这些欲念，不管多么轻微，会不会伤害我在灵性道路上的进程。如果存在这么一条路的话。如果它通往我想去的地方的话。跟你不看相比，盯着女招待的胸部看太久，你最后就落入一个稍微差那么一点的美好天堂。

        我自言自语，这就是叽叽歪歪的后果。你会开始担心每件小事——咖啡是自由贸易的吗？鸡是散养的吗？你应该不再看美女吗？回不回收口香糖的包装纸？你应该回家把自己锁在房里，像《圣经》指导的那样，不停祈祷吗？

        餐馆小工用一篮新鲜的面包卷把我从这团精神泥淖中拯救出来。服务生很有眼色，面包卷是温热的，菜单包罗万象，胸部是世界级的。仁波切喝了柠檬矿泉水。我先要了一份沙拉，然后是波特红酒浸鸭浇意式炖饭，以及一杯黑皮诺。我又看了一眼女招待的胸部，带着几分童年的固执——没有人会否定我这一点小小的、无害的审美享受——然后让自己停住。我想吉妮了。

        沙拉和一种稍甜的招牌意大利油醋汁一起上来，配以温热的面包卷，无与伦比。皮诺足够酸，有馥郁的李子味。鸭子做得堪称完美，如果浸在稍显浓稠的波特红酒汁里吃的话。但下面的意式炖饭用苦艾酒入过味，与这道菜肴搭配得刚刚好。在一个不吃东西的人面前大吃特吃的感觉很局促，我试过了，再次道歉也好，让他每样东西都尝一点也好，来让自己摆脱那种愧疚感，它像潮湿的夏日午后贴在我身上的湿衬衫一样。

        “你是一个好人。”仁波切说，就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聊那个。

        “拜托，别再发表什么好人的言论了。在我听起来很假，说实在话。听起来像奉承。”

        “啊，”他说，“你不相信你是个好人。”

        “我当然相信。我不害人。我是个好父亲，我知道。一个好丈夫。一个正派的公民。我们有自己的慈善工作在做，吉妮和我。我们为各种事业慷慨解囊。”

        “但是有点什么，”他说，挥舞着两只手，就好像在弹一个想象中倒置的键盘，手指流动，琴键并不挨着彼此，钢琴本身也不是平的。“缺了。”

        “不，未必。没有。”

        “也许是害怕什么东西。”

        “不见得。我不喜欢坐飞机。要我说的话。”

        “怕死，”他说，“怕失去一切。”

        “我不崇拜死亡。我不去想它。生活是活人的。伴随死亡而来的是什么，呃，我们无法控制。”他点头和微笑的方式深深地激怒了我。“别聊了，”我说，“我们换个话题。”我又舀起一匙炖饭，喝了一口酒，准备进攻。“你就从来没有冲动要小孩？”

        “当然，”他说，“我也很难过，我还没有孩子。我非常喜爱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要？发誓禁欲吗？”

        “金鱼？”

        “禁欲。没有性。”

        “性，性。”他说，声音太大。附近的桌子坐了人，他们都听到了。我们似乎没法在餐厅里不引人侧目地吃一顿饭。“仁波切喜欢性！”

        “真的？”

        “当然。非常喜欢女人！”

        “但她们会玷污杯子的，对吧？”

        他发笑了，就好像我在开玩笑，他翘起下巴对着天花板，显出粗脖子上的肌肉。“不，不。女人不会玷污杯子的，奥托！仁波切会有精神上的妻子。”

        “精神上的妻子？你的意思是，没有性。”

        他再次大笑。“一点点性。不会太多。仁波切做什么都不会太多。食物，性，睡觉，公务，演讲，幸福，悲伤……不会太多。”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只要一点点的性？要是它本身没错的话，为什么不要很多的性？”

        “你自己有感觉，什么时候做了对的事，什么时候做了错的事，是吧？”

        “是，当然。”

        “我刚好平衡时，自己有感觉。”

        “太多的性会让你失去平衡？”

        “太多的什么都不行。太多冥想，太多演讲。”

        听到这个，我陷入沉默。我考虑过再点一杯红酒，我想点的——我可没有平衡的问题——但是，想到还要开车，我克制住了。我还是品尝了一块提拉米苏，和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其中一个侍应善意地给我们建议，说有个小镇可以逗留，沿着这条路往北开大概一个小时，还有一家不错的旅馆，他觉得会适合我们。我请他代我向大厨转达赞美之词，赞美我刚吃的这顿饭，还提到我编辑美食图书，服务生把这些告诉了大厨和名叫理乍得·阿尔贝里尼的老板。理乍得出来短暂寒暄了一下，握着仁波切的手，就好像他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周二夜晚的顾客形象。

        阿尔贝里尼说，没多久以前，扬斯敦还是繁荣的地方，有稳固的中产阶级和美好的文化生活。但之后，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城市开始走漫长的下坡路，到现在都没缓过来。他店里的生意也衰退了，他说，但他们还好能从俄亥俄州那一片的其他地方吸引顾客。和他交谈时，我想着那些迁走工作的人，不管那些人其实是怎样的人，他们有没有回过这座城市，甚至只是开车穿过它。我还好奇，他们回来时，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要如何对自己解释，才能自我感觉是个好人。利润养育了我们所过的生活，我知道，也看到它的必要性。但那些人把利润奉为上帝，而且在我看来，根据他们宗教的规则，如果关掉工厂、把工作转移到海外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在道义上就是对的。为了免于罪恶感，我猜，他们为自己做过什么、没做什么设计了各种思维方式，各种聪明的合理说辞。我突然想到，在一个不同的竞技场里，我可能也会惯于做出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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