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傍晚驶入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在离高速公路不远处，发现了我们当晚的寄宿地，一个名叫圣玛丽旅馆的地方。别的不说，给仁波切当司机让我看到了我原本可能嗖嗖掠过的地方。而且还让我处处省下一点现金：邀请他到圣母大学演讲的人为我们俩在圣玛丽旅馆安排了住宿，非常漂亮的套房，全额付款，谢谢。我已经习惯了伴随郊区生活的高端金融账目——账单、捐款、税务、芭蕾舞裙的现金支出、足球鞋，还有花岗岩的厨房台面——我发现自己在想，仁波切，用我们图书业的说法，是怎么理财的。我从西西莉亚的信中得知，扬斯敦的演讲不付钱给他，但这一场他会有丰厚的收入。他为分发智慧索要冰冷的现金吗？还是他收取支票，只要走进一家银行说：“嗨，我是著名的沃利亚仁波切，你介意为我兑现这张支票吗？尽管我在这里没有开户。”然后把钱叠进袍子的衣袖里，在想付油钱时（他的确付了油钱，不顾我的反对），或者想买明信片时（他带着极大的专注，俯身给我妹妹题写一句话）变出来？他有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吗？有赞助人吗？在乌拉巴托的银行里藏有遗产并定期要汇票吗？我好奇我的内在生命中有多大比例用于思考金钱，仁波切又会就那个话题说些什么，但我没问。

        此时，他和我已经创建了一种旅行之道。我们在一天结束、停下落脚时，如果两人都吃晚餐，就会先各自回房，给对方一个小时的独处时间，一个人冥想，另一个人不停地换台，淋浴，或者躺在床上，做一套很久以前记住的伸展运动，目的是舒缓背痛。我在南本德的套房在一楼，两间大房间，两台电视，一张沙发，书桌，特大号双人床，非常干净，相当安静，淋浴强劲，棕色条纹的墙纸稍被玷污，挂了不算原创的圣母大学宿舍楼和教学楼的绘图。旅馆里很可能有很多圣母大学的校友，从密歇根南下，或者从北卡罗来纳州过来，参加大型的足球周末，不知是马奥尼神父大堂还是什么的绘画唤起了昔日美好时光的记忆。这让我在诸多徒劳的沉思中想到，如果宗教这个术语的定义更加广泛——我相信应该如此——那么圣母大学的真正宗教就不是天主教，而是足球。毕竟，他们能在神圣安息日的早晨搞来十万个尖叫的粉丝参加弥撒吗？教友们会为了仪式早早过来，在辖区的停车场支好烤肉架吗？会年复一年地回来，重现一场心爱布道的记忆吗？会买印有他们教会名字纹章的三角旗、运动衫和保险杠贴纸吗？

        然后，在多少有些无关的遐想中，我好奇自己的宗教会是什么。如果我像那样更广泛地定义它，那么作为我的思想与激情的主要关注点，会是什么？家庭生活，也许。我们的日常仪式包括一起吃饭，参加娜塔莎的钢琴独奏会和安东尼的足球比赛，在斯普林小河旁遛贾斯伯，每年冬天去青山山脉、夏天去科德角度假。就像电台节目上的所谓基督徒一样，我们忙于一连串规则与逾矩的交战。又或许我属于本初美食教会，或者工作，或者性爱，或者金钱。是什么夜以继日地占据我的意识流中心，贯穿我的脑灰质？最大的鱼在漫游吃食的那个深池是什么？还是说，我应该使用印度教的模型，引入几十个男神女神——吉妮、娜塔莎、安东尼、我的父母、老板、网球搭档和朋友、妹妹、性爱、食物、游泳、工作、银行存款、阅读——每一个都在圣境里占据一席之地？

        你就开玩笑吧，行啊，有个小声音在尖声讲话。但是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奥托。河道的主流是什么？如果你有自己的脱口秀——上帝因为那个拯救美国——你会叫嚣什么？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躺在豪华套房的床上，拉了窗帘的窗外，印第安纳州的炎热白天缓慢步入夜晚。我对这件事又稍加严肃地考虑了一下。我想到的，让我自己也很惊讶，是爱。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回答。爱，对吉妮和孩子的，对我们美好的杂种狗贾斯伯的，对工作的，对饮食的。那是我的第二职业。我会成为爱党的国民电台之音，它比民主党更左，比共和党更右，远在外太空。

        我会是爱党的拉什·林博，爱党的杰西·杰克逊、迈克尔·萨维奇、杰瑞·布朗。听众们会拨打800，告诉我他们有多欣赏这个节目，我是整个国家里唯一讲话在理的人，那些可怕的、缺爱的人类如何毁灭了我们崇拜的国，还有，从他们的手上拿回美国是我们的职责。每小时里有20分钟，会播放药物、投资和征募和平队的广告。我们是屈指可数的、骄傲的津巴布韦志愿者。

        但是，你就不能，那个声音尖声说道，用认真的方式回答问题吗？嘲弄不是缺乏安全感吗？那不正是你打心眼里对待仁波切和西西莉亚的方式吗？取笑他们，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中有东西威胁到你，或者至少质疑了你的假设？

        我没去应对那个问题，反而开始考虑食物。我冲了个澡，由始至终都在想，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北边的平坦玉米地里能找到什么当晚餐。

        仁波切的演讲被排在晚上9点，我觉得是个古怪的时间。另一件怪事是，他同意跟我出去吃晚餐了。我以为他会彻底跳过晚餐，留我一人在烹饪的莽原里孤身探险。但从俄亥俄州进城的路上，他说，他想在演讲前找间餐厅，与我共进晚餐。这是一系列把戏中最新的一个。

        “你真的吃肉吗？”我问过他。

        “一点肉，不要太多。”

        “你介意香料吗？”

        “香料很好啊。在斯科沃罗季诺，我们从来没有香料。我到了印度才发现我的舌头。”

        我大笑，心想：这不就是泰国菜嘛。没有太多的肉，想放多少香料就放多少。很可能墙上还挂有几尊小佛像。于是在登记入住处，我就打听过附近能不能找到泰国餐厅，然后前台的小伙子（他看起来像是跟我一样欣赏美食）带着大大的骄傲笑容告诉我们，有个叫“暹罗”的地方，就在南本德的市中心。

        “你不会找不到的，真的。”他说。

        “不，相信我。我真的会。”

        他哈哈大笑，我头一回领悟到，我回到中西部了。也许（我希望情况起了变化），没有太多优质的饮食选择，但人与人之间有种轻松感，不怕难为情，就像这片土壤上的玉米一般生长。“上了车道右转，沿着那条路开，不要转弯。你会开进市中心，它就在你的右边。”

        我感谢他时，他说：“那可不。”

        于是我在冲澡、穿衣服、逃避叽叽喳喳的内在声音提问时，一直在想着那个。然后我去敲仁波切的门。青咖喱。我在想着。泰式冰咖啡。九层塔炒饭。泰式炒粉。冬阴功。

        逃啊。逃啊。

        仁波切和我并肩走到一楼的走廊，穿过阳光照耀、摆满沙发和椅子的大堂，从那些进城观看8月双赛季球赛的大一新球员的爸爸身上，我们吸引了一些不完全友好的注视。

        等我们再次坐进车里，在去“暹罗”路上的红绿灯前停下时，我毫无计划地说：“你在欧柏林的咖啡店里跟那个女人说话时，我买了你的一本书。我不想告诉你的。我把它藏在后备厢里，这样就能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读了。我有一点惭愧。”

        仁波切喜欢把他的超大布袋放在两脚之间坐车（我有时在想，里面是不是装满了钱），尽管我屡次建议他把它放进后备厢或者后座上。现在它就搁在那儿。他伸手解开包扣，一只手伸进去捞，拿出一本泽西·L.小理乍得的《美食修复人生》的平装本，是我编辑的一本书。它是两个夏天前发行的，精装本卖出了88000册，光是海外销售版权一项就为作者赚了25万美金。我望过去，看到他举起书——我的一项重大成功——让我看到。他的脸上有特大的狡黠微笑。我的惊讶一定表现出来了，因为当交通灯变绿、我们往前开时，仁波切开始大笑，一直笑到我们在杰弗逊街找到一个停车位，离“暹罗”两个街区时才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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