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丽娅·波林斯卡娅，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工程师。
那些布娃娃……最漂亮的……它们总会让我想起战争岁月……
在爸爸活着时，妈妈活着时，我们都不提战争的事。现在，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时常想，家里有老人，多么幸福啊。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甚至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也还是孩子……
我们的爸爸是一名军人。我们住在别洛斯托克郊区。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第一个小时，第一分钟，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睡梦中听见什么低沉的声音，好像炸弹的爆炸声，但有些不太习惯，接连不断的轰鸣声。我醒来，跑到窗前——在我和姐姐上学的方向，戈拉耶沃镇营房上空，整个天空都燃烧起来了。
“爸爸，是暴风雨来了吗？”
爸爸说：“快离开窗口，是战争。”
妈妈给他收拾行李箱。每逢有警报总会把父亲叫去。好像没什么不寻常的……我想睡觉……我倒在床上，因为什么都没明白。我和姐姐躺到很晚才起床——去看了电影。在战争之前的岁月，“去看电影”完全不像现在这样。电影只在周末才会放映，片子也不是很多：《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夏伯阳》《如果明天就是战争》《快乐的小伙伴》。在红军的食堂里组织大家看电影。我们这些小孩子，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看电影的机会，所有影片几乎都能背诵下来。我们甚至会给屏幕上的演员提词，提前说出来，打断他们。当时，不管是村里，还是在地方都没有电，靠发电机发电放电影。发电机一响，大家都跑过去，在屏幕前抢占地方，要不就自己随身带着凳子。
电影会演很长时间，一集放完了，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待着，放映员安装好下一集的片盘。要是新片子还好，如果是老片子，它会不时地扯断，要等粘好了，要等晾干了。不然的话，胶卷会烧起来——那就更倒霉了。如果是发电机熄火，那简直是最麻烦的事。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电影还没来得及放映完。
口令响了起来：“第一队——到出口！第二队——集合！”
如果警报响起来，放映员就跑出去。当电影换片的间隙时间过长，观众们等得不耐烦，开始骚动起来，吹口哨，叫喊……姐姐爬上了桌子，大声宣布：“我们开个音乐会吧。”就像人们当时所说的，她自己非常喜欢朗诵。词记得不是很牢，但爬到桌子上却从来没有害怕过。
这是在幼儿园里养成的性格，当时我们住在戈梅利郊外的军营里。等大家安静后，我和她就开始唱歌，在大家的喝彩声中，我们唱了《我们的装甲车坚固，坦克飞快》。战士们高声跟着合唱，食堂的窗玻璃都抖动起来：
我们的战车投入愤怒的战斗……
就是这样，1941年的6月21日……战争前的夜晚……九点多，大概是，我们正在看电影《如果明天就是战争》。电影放映结束后，我们很久都没有散去，父亲勉强把我们找回家：“你们今天还睡不睡觉了？明天是——休息日。”
……当一阵阵的爆炸声响起，厨房窗子上的玻璃碎了，我完全清醒过来。妈妈把半睡半醒的弟弟裹到小被子里。姐姐已经穿好衣服，爸爸没有在家里。
“姑娘们，”妈妈催促着，“快点。边境上发生了挑衅事件。”
我们跑向树林：妈妈气喘吁吁，她抱着弟弟，一直在重复着：“姑娘们，别掉队……姑娘们，快跟上……”
不知为什么，我记得，火光刺痛着眼睛，天气非常非常晴朗，小鸟们在歌唱，这有些像飞机轰鸣的声音……
我浑身颤抖，后来为自己不停地发抖而觉得很羞耻。我时常想，要向阿尔卡季·盖达尔的《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一书中勇敢的战斗英雄学习，可是突然我发抖了。我抱过小弟弟，摇晃着他，甚至小声地给他唱起《小小的姑娘》这首歌曲，这是我们的电影《守门员》中的“爱情”歌曲。妈妈经常唱这首歌，它对我当时的心情和状态很有帮助。我当时……也在恋爱！不知道按照科学的解释，按照书上关于少年心理的说法，是怎么回事，但我已经开始恋爱，相思有一段时间了，我同时喜欢上了几个小男孩。但在当时，最喜欢一个——最边上的维佳，他上六年级。六年级和我们五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第一排桌是五年级，第二排是六年级。我无法想象，老师们是如何上课的。我都没注意听课，我脖子都不扭，始终盯着维佳！
我喜欢他的一切：尽管他的个头不高——比我还稍微矮点。我不仅喜欢他有一双蔚蓝蔚蓝的眼睛，就像我爸爸的眼睛一样，我还喜欢他博览群书——不像阿里克·波杜布尼亚克，弹人脑奔儿那么疼，尽管他很喜欢我。维佳特别爱读儒勒·凡尔纳！和我一样。在红军图书馆有他的全集，我都读完了……
我不记得，我们在树林里坐了多久……渐渐听不到爆炸声了。四周一片寂静。女人们放松地叹息着说：“我们的战士把敌人打退了。”但是突然……在寂静的间隙……突然听到了飞机掠过的引擎声……我们都奔跑到路上。那些飞机飞向了边境的方向：“乌拉！”但是，这些飞机上有什么东西好像“不是我们的”，飞机的翅膀不是我们那样的，连叫声也不像我们的。这是德国人的轰炸机啊，它们一架架翅膀连着翅膀飞过，飞得又慢，又沉重。让人觉得，因为它们，整个天空都被遮挡住了光明。我们开始数，总也数不对。已经过了很久之后，在战争年代的简报中，我看到过这些飞机，但印象中，不是那样的。拍摄的图片是和飞机平行的水平。而当时，你是从下面仰视的，透过茂密的树林，况且还是少年的眼光——简直是一幅恐怖的画面。后来，我经常梦见这些飞机。但梦是连续的——这一片黑铁般的天空慢慢压下来，向着我，压下来，压下来，压下来。我一身冷汗地惊醒，打着寒战。太可怕了！
有人说，桥梁被炸毁了。我们吓坏了：爸爸怎么办啊？爸爸不能游过来啊，他不会游泳。
现在我也不能说清楚……但是我记得，爸爸跑到我们跟前说：“得把你们转移到后方。”他给了妈妈一本厚厚的装满相片的相册和一条暖和的棉被：“快裹上，风太凉。”我们只随身带了这些东西。大家都慌慌张张地赶路。什么证明啊，身份证啊，钱啊都没带。我们还带了一锅肉丸，是妈妈为休息日准备的，还有一双弟弟的鞋子。而姐姐——太神奇了！——她最后一分钟随手抓了一个袋子，里面竟然是妈妈的一条绉绸连衣裙和一双鞋。这是怎么回事。纯属偶然。也许，是妈妈和爸爸想在周末去做客吧？谁也已经想不起来了。和平的生活一刹那就消失了，推迟成了遥远的计划。
我们就这样转移了……
我们很快到了车站，可在车站上等了很久。大家都在颤抖，嘈杂不堪。关了灯。人们在焚烧文件和报纸。找到一个路灯。它的光线映出坐着的人们整齐的影子——像一堵堵墙、一块块木板。他们一会儿静止，一会儿移动。此时，给我的感觉是：德国人占领了城堡，我们的人都当了俘虏。我决定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够忍受得了刑讯。我把手指头伸到箱子中间，往下挤压。我疼得叫了起来。妈妈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啊，女儿？”
“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刑讯拷打。”
“快得了吧，小傻瓜，哪来的刑讯？我们的人不会让德国鬼子得逞的。”
她抚摸着我的头，亲吻着我的头顶。
我们的车队一直在炮火中前进。只要一开始轰炸，妈妈就扑到我们身上：“要是死，大家就一起死。或者炸死我一个人……”我看见的第一个炸死的人，是个小男孩。他躺在地上，看着天空，我呼唤着他。叫啊，叫啊……我不明白，他已经死了。我当时有一块糖，我把这块糖给了他，想让他能够站起来，可是他没有……
轰炸中，姐姐小声地对我说：“轰炸停止了，我要听妈妈的话。我要永远听她的话。”真的，战争结束后，托玛非常听话。妈妈回想起，战争前一直都是叫她“淘气鬼”的。而我们的小托利克……他在战争爆发前已经走得很好了，也会说话了。但是此时他突然不再说话，始终耷拉着脑袋。
我看见，我的姐姐是怎么样突然头发变得花白的。她有一头长长的黑发，它们变白了。一晚上的时间……
火车启动了。塔玛拉去哪儿了？车厢里没有。我们看见，塔玛拉怀里抱着一大束矢车菊跟在火车后面奔跑。那里是一片辽阔的田野，麦子比我们的个头还高，长满了矢车菊。她的面庞……她的面庞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黑色的眼球瞪得大大的，奔跑着，一声不吭，甚至“妈妈”都没有叫，奔跑着，默默地。
妈妈几乎疯了……她从火车上蹿起来向过道跑……我抱紧了托里克，两人都叫喊着。这时出现了一名士兵……他把妈妈从门口推开，跳了下去，赶上托姆卡，一下子抱起她，扔上了车厢。早上我们发现，她的头发白了。有好几天，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藏起了镜子，后来她偶尔看了一眼别人的镜子，哭了起：“妈妈，我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妈妈安慰她：“我们给你剪掉，还会重新长出黑色的来。”
这件事之后，妈妈说：“好了。再也不许你们离开车厢了。打死就打死。我们要是能活下来，就认命吧！”
当时大家都喊叫：“飞机！大家都快下车！”——她把我们藏到床垫下，而这时有人赶她下车，她说：“孩子们都跑出去了，我不会走。”
应该说，妈妈经常会提到“命运”这个奇妙的词。我总是问她：“什么是命运？是上帝吗？”
“不是，不是上帝。我不信上帝。命运——是生活的道路，”妈妈回答，“孩子们，我永远相信你们的命运。”
在轰炸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怕得厉害。后来，我们到了西伯利亚，我还恨自己的胆怯。偶然有一次，我扫了一眼妈妈的信……她是写给爸爸的。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试着写信了，我打算看看妈妈是怎么写的。而妈妈正好写到，塔玛拉沉默不语，轰炸的时候，瓦丽娅哭了，很害怕。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1944年的春天，爸爸来看望我们，我不敢抬起眼睛看他——我觉得害臊。太可怕了！但是和爸爸的相见是后来。到这次见面还早着呢……
我记得一次深夜里的空袭……一般来说，很少晚上有空袭，火车跑得飞快。而在此时，却来了空袭。火力凶猛……子弹射到车厢顶上噼啪作响。飞机轰鸣着。飞射的子弹划出一条条光线……弹片划出的光线……我身边的一个女人被打死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被打死了……但是当时她没有倒下，没处倒，因为车厢中到处挤满了人。女人站在我们中间，呻吟着，她的鲜血流到了我的脸上，暖和的，黏糊糊的。我的背心和我的短裤都让血浸湿了。当妈妈用胳膊够到我，她喊叫了起来：“瓦丽娅，你受伤了？”
我什么也不能回答。
这之后，我发生了某种转变。我知道，这之后……是的……我停止了颤抖。我已经无所谓了……不再害怕，不再疼痛，不再遗憾。我变得有些呆滞，无所谓。
我记得，我们没有很快到达乌拉尔。有一段时间我们停在了萨拉托夫州的巴兰达村。我们被送达那里正好是晚上，我们都在睡觉。凌晨，六点，牧人甩动着鞭子，所有女人都站起身，抓住自己的孩子，叫喊着跑到了街上：“轰炸啦！”她们叫喊着，直到来了代表，说，这是牧人在轰赶牛群。当时大家立刻镇静下来……
吊车的轰鸣声一响起，我们的小托利克就吓得浑身颤抖。他片刻都不放我们离开自己身边，只有当他睡着的时候，我们才敢外出。妈妈带我们到了军事代表办事处，想打听一下父亲的消息，请求援助。军事委员问我们：“您说丈夫是红军的指挥官，请给我看看您的证明。”
我们没有证明文件，只有爸爸的照片，爸爸穿着军装。他拿起照片，半信半疑：
“也许，这不是您的丈夫呢。您怎么证明？”
托利克看见他拿着照片不给我们：“把爸爸还给我……”
军事委员笑了起来：“对于这个‘证明’我不能不信。”
姐姐头发花白，妈妈给她剪掉了头发。每天早晨大家都检查她长出了什么样的头发——黑色的，还是灰白的？弟弟安慰她：“别哭，托玛……别哭，托玛……”长出来的头发仍然是灰白的。小男孩们嘲笑她，欺负她。她从来都不摘头巾，甚至在上课的时候。
放学回到家。家中找不到托利克。
“托利克呢？”我们跑到妈妈上班的地方。
“托利克在医院里。”
我和姐姐拿着蔚蓝色的花环走过大街……从向日葵下钻过……弟弟的蓝色海魂衫。妈妈跟着我们，她说，托利克死了。在太平间门口妈妈站住了，她不能走进去。她犹豫不决。我一个人走了进去，立刻认出了托利克——他全身光溜溜地躺着。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像木头人一样麻木。
爸爸的信追到了西伯利亚。妈妈整晚都在哭泣，怎么告诉爸爸，儿子死了。早晨我们三个把电报送到了邮局：“女儿们活着。托玛头发白了。”爸爸猜到，托利克不在了。我有个女友，她的父亲去世了，我总是在自己信的末尾写道——她请求我这样写：“爸爸，问候你，也代我的女友列拉问候你。”大家都想有爸爸。
很快就收到了爸爸的来信。他写道，自己长时间从事地下特殊任务，生病了。在医院里，人们告诉他，只有家庭能医治好他的病，等看到家人，他的病就会减轻。
我们等了爸爸好几周。妈妈从皮箱里掏出自己的衣物……绉绸的连衣裙和鞋子。我们都有过约定——不卖掉这件裙子和这双鞋，无论多么困难。这有些迷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把它们卖掉，爸爸就回不来了。
透过窗子听见了爸爸的声音，我都不能相信，难道这是我的爸爸？我不信，还能看见爸爸，我们已经习惯了等待。对于我们来说，爸爸是应该等的人，是只能等待的人。在那一天，课也不上了——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包围了我们家。他们等待着，爸爸从家里出来。这是第一个爸爸，从战场上回来的第一个。我和姐姐两天都没上学，人们源源不断地来到我们家，问长问短，留下了些纸条问：“爸爸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爸爸很特别——他是苏联英雄——安东·彼得罗维奇·波林斯基……
爸爸，就像那时我们的托利克，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不能一个人，他一个人时就会很不舒服，他总是拉着我。有一次，我听见……他跟不知谁说，游击队员们到了一个村子，看到大片新鲜的、翻过的土地。他们就站住了，站在土地上面……一个小男孩穿过田野跑过来，叫喊着，他们全村子的人在这里被枪杀了，都埋到了这里，所有人。
爸爸看了看，他看见——我快要倒下了。他再也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讲述过战争……我们很少谈论战争。爸爸和妈妈确信，这样可怕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们很久都坚持这一点。当然，我和姐姐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我们买了布娃娃。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的童年都没有玩够。童年的快乐。等我上了大学，姐姐知道，对于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布娃娃。姐姐生了个女儿，我去看望她们：“送个什么礼物呢？”
“布娃娃……”
“我问，给你什么礼物，不是说给你的女儿。”
“我说的就是，给我个布娃娃吧。”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都赠送给他们布娃娃。我们给所有人的礼物都是布娃娃，所有熟人。先是我们亲爱的妈妈去世了，然后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感到，立刻感到，我们是最后的证人。在天之涯，在海之角……我们是最后的见证者。我们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应该说出这些……
我们的话也将是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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