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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现在的中国,所谓的学衔, 一般指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而讲师教授之类,被称为职称。其实泛泛地说,职称也是学衔,按道理说,总得先有了学位,然后术有专长,才能有职称。虽然说,眼下的中国,党校和各个大学纷纷乱撒文凭,博士硕士满天飞,各行各业都有职称,连政工干部,也有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相当于讲师、教授)这样的职称,但一般来讲,在人们眼里,有职称的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不管学衔滥到什么地步,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授予。从讲师教授到政工师,都是拿着国家授予的资质证书。获得资质的过程,差不多举国一致:外语考试、学术评审,而且全部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认可。严格来讲,这种学衔,不意味着职位,有没有这些玩意,理论上说,跟你担任什么职务,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很多高级官员都喜欢拿一个博士头衔,但没有这个头衔,也不一定就当不上官员。即使属于技术职位,也不一定有高级工程师头衔的人,必定会担任工程师或者总工程师。

        在中国古代,类似的东西只有科举制下的科名,即所谓秀才、举人和进士。明清两代最接近当下,越久远越不像,在察举制下面,各地向上举孝廉,所谓的“孝廉”,根本没有职称的意思,如果没有官做,什么都不是。孝廉真正有含金量,是在明朝以后,人们习惯把举人类比为孝廉之时,那时候中个举人,即使不做官,自有人养着你,拖家带口,带着田亩来投充到你的门下。这样具有含金量的头衔,跟今天一样,都只能由国家掌控,由国家特定的机构和程序来颁发,个人纵然权倾朝野,也得按规矩走。比如秦桧想要自己的孙子当状元,也只好参加考试,顶多吩咐考官照顾,断不能自家相府里弄出张纸片盖上印就算数。

        古代学衔含金量之高,是国家与社会合力为之。国家看重这些人,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而社会也看重这些人,无论得没得到官职,都会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待遇,就是一个小小的秀才,不仅见了官不用下跪,而且老百姓都会对你客客气气,乡间礼俗活动,少不了他们,宗族管事,也优先考虑,至少,教学生谋束修,不会再有太大的问题。混成举人进士,则自己一辈子加上儿子一辈子,如果不发狠败家的话,基本上衣食无忧了。叶浅予回忆说,他老子是举人,他这个举人老爷的儿子,小时候被抱到街上,各路小贩会自动地把各种好吃的塞给他,多到自己和仆人都拿不了。过去所谓的乡绅,大多跟功名(即我们所说的学衔)有点儿关系,没有功名,得到的尊敬就会打折扣,而地方地面的维持,我们知道,有乡绅自治这回事。

        不用说,这种国家颁发的学衔,对于读书人来说,吸引力巨大,大到如宇宙黑洞与宇宙粒子一般。里马二先生说,如果孔夫子活在今天,也得忙于赶考,其实是有道理的。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是功名后面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还因为这玩意意味着来自家族、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荣誉感。就算可以抵御利禄的诱惑,也不大能抗得住这种光宗耀祖的魅力。写了的蒲松龄,可以在自家的书里把迷恋于科考的士子讽刺得体无完肤,而其在某些方面晚年得一个岁贡生,也一样喜不自禁。

        晚清西学的输入,对社会最大的冲击,是使得读书人有了另外一条获得功名利禄的捷径,而且通过这个捷径,这些通西学的人所得到的好处,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优厚。但是,这些留学生和在西学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却依然热衷科举,以得一个功名为荣,在办洋务的岗位上,一边操练西学,一边复习八股,参加考试。像严复这样能够睁大眼睛看世界,而且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学理的明白人,自打留学回国做了海归,每届乡试都不落下,屡败屡战,直至清朝新政,朝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让他当主考,赏了他一个进士头衔,才罢手。甚至在科举废除之后,朝廷给留学生考试,分别授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各科进士举人,比如兵科(军事学)进士、农科进士,等等,喝了洋墨水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应试,得一个工科甚至牙科举人,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这就是“国家学衔”这四个字,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新式学校乃至新教育制度的兴起,意味着学衔的国家垄断被打破。无论什么性质的大学,不管它是国立的、私立的、还是教会的,甚至没有资质的野鸡大学,都可以给它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发文凭,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头衔。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如果从事新的行业,做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至少在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时期,也不用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由国家授予从业的资格。后来被骂为大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刚刚进入民国的时候,没官做了,转行做了中国第一个律师,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司法考试。反过来,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也好,毕业找不到工作,也只好饿肚皮,没有人会端着面包和牛油等着你。

        新中国成立后,风水又转了回来,不仅大学和高考制度,使得科举在新学的前提下得以复归,而且国家掌控和垄断学衔授予的局面,也再度重现。大学毕业即为国家干部,这种制度,甚至在号称破除一切的“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身上,也照旧得到落实。改革之后,大学不包分配,毕业生不再有铁饭碗,但学位和职称的授予,还是国家包办,为数不多的几个民办大学,顶多也就能发本科毕业证,连这种证件,也得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没有高考档案,任何学校的毕业证都不算数。而职称更是国家强力垄断,只有少数所谓的国际会计师之类的“职称”,由于有特殊的需求,是个人自己到专门的国际行业协会所属的机构来考的,剩下的,国家不认可,就什么都不是。

        在古代,国家垄断学衔,但也很慎重对待学衔,官衔可以滥卖,滥到妓女和厮养都有四品的官衔,但学衔决不滥发,清朝直到把科举废除,学衔的授予,都是相当严肃的。因为在古代国家视野里,学衔或者叫功名,属于国家名器,关系到国家根本,什么滥掉,这个也不能滥。可是,现在学衔的国家垄断,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语境,不仅大学的学位发得越来越滥,滥到无话可说的地步,职称的评定,也大体上黑幕重重,讲政治,讲权势,讲金钱,什么都讲,就是不讲学术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衔之颁如斯之滥,形同儿戏,但知识分子却很少能抵御学衔的诱惑,放弃追求的。不管评职称的过程有多黑,所有人,包括某些看得很明白的人,都只能前赴后继地扎到里面,孜孜以求。不管这个过程让人有多么的屈辱,多么的不情愿,还是不能放弃。真正能看得开的,几如凤毛麟角。当然,替知识分子想想,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一辈子做学问,最后连个教授都拿不到,感觉自己也不比别人差,这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的奇耻大辱。

        从根本上讲,国家垄断学衔,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精英的无形控制,晚清到民国,国家放弃这种垄断,虽然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大师涌现了不少,但国家对精英的控制也放松了。再一次恢复这种垄断,意味着至少在体制内,国家可以保障对精英的控制,就算有不满,也在追求学衔的程序过程中,斗志全消,不变成奴才,已经阿弥托佛了。只是,古代的学衔垄断,国家还能保证学衔本身大体上的严肃性,不会撒开了乱给,表明对士人的某种尊重,而现在学衔颁授如此之滥,而且越来越滥,狗洞和大门都敞开,一任各种毫无知识含量之人涌将进来,说明古代的那种对士人的尊敬,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和玩物。成了玩物和工具,道德操守,自然靠不住,即使没有得到职称之前靠得住,得到之后,大都也靠不住了,士风想不日下,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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