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达是我们时代的一位圣者,一位真正的圣者”。但是一位圣者可以去逛窑子吗?布洛德在出版卡夫卡日记时作了一些审查;他不仅取消了暗示妓女的地方,而且包括所有与性有关的部分。卡夫卡学始终对作家的性能力有怀疑,热衷于对他的性无能作滔滔议论。因此,长期以来卡夫卡就成为那些神经官能症者、精神沮丧者、厌食者、体弱者的圣主,那些畸形人、可笑的矫揉造作者、歇斯底里者的圣主(在奥尔逊·威尔斯那里,K歇斯底里的嚎叫,而卡夫卡的小说其实是全部文学史上最少歇斯底里的作品)。
传记作者并不了解自己妻子的隐秘的性生活,但他们相信了解司汤达(StENDhAL)或福克纳的这种生活。关于卡夫卡的这一生活,我只敢这样说:他的时代的色情生活(不是太自在)与我们的时代不大一样:那时的年轻姑娘结婚前不做爱,对于一个独身男人,就只有两个可能:找好家庭出身的已婚女人或下等阶级的容易的女人:女商贩、保姆,当然还有妓女。
布洛德的小说的想象来自于第一种源泉;从那里产生激奋的、浪漫的色情(戴绿帽、悲剧、自杀、病态的妒嫉)和无性的色情:“女人们误以为一个重感情的男人只着重肉体的占有。这样的占有只是一种象征,它远远不能等同于情感的重要,情感使肉体改变了面貌。男人的全部爱情旨在赢得女人的仁慈(从真正的词义上讲)和善意。”(《爱情的欢喜王国》)卡夫卡小说的色情想象,恰恰相反,几乎仅仅从另一源泉汲取素养:“我从窑子前走过如同从亲爱的人家门前走过”(日记,1910年,被布洛德删去的一句话)。
十九世纪的小说,尽管懂得权威性地分析所有的爱情战略,却任性与性行为被遮盖。我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性从浪漫激情的雾里走出。卡夫卡是最早在自己的小说里发现性的人之一(还有乔伊斯,肯定是)。他不是把性当作为放荡者圈中人(十八世纪的作法)所设的游戏场地,而是作为每个个人的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卡夫卡揭开了性与存在相关连的诸面貌:性与爱情相对立;爱情作为性的条件,性要求的奇特性;性的模棱两可:它使人亢奋,同时又使人反感的方面;它的可怕的无意义,尽管丝毫不减其异常威力。
布洛德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然而,从卡夫卡小说的基础上我以为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反浪漫主义;它比比皆是:既在卡夫卡看社会的方法中,也在卡夫卡造一个语句的方法中;但是这一方法的根源可能来自于卡夫卡对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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