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临近黎明时，亨利醒来了，可是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他仿佛看见一团晃眼的白色自动聚拢在眼前，那是刚刚做过的一场梦的余影，梦的内容已经回想不起来了。带胳臂带腿的黑色人影叠加其上，在空荡荡的天空的映衬下，像乌鸦般朝上飘起，然后又远去。他睁开眼睛，深蓝色的曙光弥漫在屋子里，他望着女儿的眼睛。女儿站着，离床很近，她的头正好与父亲的齐平。几只鸽子在窗台上咕咕噜噜叫着，走来走去。父女互相凝视着，谁都不说话。外面大街上的脚步声逐渐远去。亨利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玛丽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轻轻嚅动着嘴唇，纤小的身子在洁白的睡衣里颤抖着。她看着父亲飘然入梦。

        她连忙说：“我长了个阴道。”

        亨利挪了挪双腿，又醒过来。“是的，”他说。

        “所以我是女的，对吗？”

        亨利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快回床上去，玛丽。你会着凉的。”

        她离床稍微远点，走到父亲够不着的地方，面对窗户站住，看着灰色的天光。“鸽子是男的还是女的？”

        亨利仰面躺下，回答道：“有男有女。”

        玛丽又朝鸽子传出声音的地方靠近些，仔细听着。

        “女鸽子也有阴道吗？”

        “是的。”

        “在哪儿？”

        “你想在哪儿？”

        她想了想，又听了听，然后回头越过肩膀看着父亲：“在她们的羽毛下面吗？”

        “是的。”

        她高兴地大声笑了。灰蒙蒙的光线逐渐清亮起来。

        “快到床上去！”亨利假装着急地催促。

        玛丽向他走来。“我要到你床上来，亨利，”她要求说。亨利给她让了块地方，又把被子扯过来。玛丽钻进去，亨利看着她入睡了。

        过了一个小时，亨利从床上轻轻地溜下来，没有闹醒孩子。他在淋浴器下面冲了个澡，然后对着一面大镜子站了会儿，仔细打量着镜子里还在滴水的身体。仅从湿漉漉的灯照亮的那个侧面，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身若雕塑，高大伟岸，会取得非同凡响的成就。

        亨利匆匆穿好衣服。在厨房倒咖啡时，他听到公寓外面的楼梯上传来吵闹的喧哗和脚步声。他不由自主地朝窗外看出去。天开始下起细雨来，光线逐渐暗淡。亨利走进卧室，想从窗户朝外眺望。身后玛丽还在睡觉。天空乌云密布，怒气冲冲。

        他所能看到的远处，街道两头挤满了准备收集雨水的人。他们正两人一组或者全家出动，展开防水帆布。天更黑了。人们把帆布横着铺在路面上，然后把帆布的端头扎到排水管和栅栏上。他们把水桶滚到大街中间，来收集帆布上的雨水。大家做着这一切活动的时候悄无声息，这是充满了嫉妒与竞争的悄无声息。跟平常一样，抢夺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地盘有限。亨利家窗户底下，两个人影已经扭打在一起。乍看上去，很难弄清是什么人。很快他就看清了，一个是粗壮结实的女人，另一位是个二十出头的瘦弱小伙儿。他们像凶恶的螃蟹般钳住对方的脖颈，已经打到马路边了。大雨如注，人们根本不理睬两个斗殴者。他们的防水帆布在脚下堆了起来，那块有争议的地盘已经被别人占了。现在，他们完全是为自己的骄傲而战，只有几个孩子聚集在那里围观。他们滚到了地上。那个女人突然占了上风，用膝盖顶住小伙子的咽喉，把他压在地上不放。小伙子双腿徒劳地蹬着。一只小狗竖着粉红色的那玩意，在阴暗的晨光中显得非常耀眼，它跑过来投入战斗。小狗用前爪紧紧扣住小伙子的脑袋，像拉紧的弦索般抖着脊梁，不停地连根吐着舌头。孩子们大声笑着，把小狗拉开。

        亨利刚从窗口回过身来，玛丽就从床上下来了。“你在干什么呀，亨利？”

        “看雨，”他说着，抱起孩子走进卫生间。

        上班要步行一个小时。他们穿越切尔西桥时途中停了一下，玛丽从她的婴儿车里爬出来，亨利高高地抱起她，让她看下面的泰晤士河。这已经成为某种日常仪式。她不声不响地看着，看够了就稍微拧一下身子。每天早晨，有上千人在朝同一方向行走。亨利很少认出朋友，就算认出了，也是一块儿默默地行走。

        市政大楼矗立在一大片平坦的硬地上。婴儿车在绿色的草根上颠簸着。地基的石头开裂了，逐渐下陷。人类的废弃物在这片平地上堆得到处都是。腐烂后被踩倒在地的花草，压扁后当成床铺的硬纸盒，残余的灰烬，烘烤过的狗猫的遗骸，生锈的罐头盒，呕吐物，废轮胎，动物的粪便，应有尽有。地平线上布满那高耸的钢筋和玻璃的垂直立面，现在已是难以回想的旧梦。

        喷泉上空被苍蝇遮蔽得灰蒙蒙的。男人和小孩们每天都上这儿来，蹲在宽阔的水泥边沿拉屎。远处，沿着广场的一条边，几百个男男女女还在酣睡着。他们裹着带竖纹、颜色鲜亮的毯子，这些毯子是白天用来圈划地摊的。人群中传来孩子的哭声，这声音随风而来。没有人动弹一下。“那小孩为什么哭啊？”玛丽突然大声问道，她的声音又被淹没在那片巨大、可怕的空间了。他们一路匆匆忙忙赶过来，已经迟到了。他们显得非常渺小，是这片广阔区域里惟一活动的身影。

        为了节省时间，亨利抱起玛丽跑着踏上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没等他跨进对开的大门，有人就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准时到。”他转过身，放下玛丽。儿童游乐园的头儿把手放在玛丽的脑袋上。她有六英尺多，显得瘦弱憔悴，双眼深陷，断断续续的血管游走在面颊上。她抿了抿嘴唇，踮了踮脚尖，然后再次开腔讲话了。“如果您不介意……这费用，看能否现在就结了？”亨利已经拖欠了三个月。他答应明天把钱带过来。她耸了耸肩，抓住玛丽的手。亨利看着她们穿过一道门，瞥见两个黑人孩子拼命团抱在一起。那声音非常尖厉，震耳欲聋，她们随手关上门，声音也死寂般被截断了。

        三十分钟后，亨利开始打今天早上的第二封信，他已经不记得第一封信的内容。他的工作是负责把一些高官潦草的手书信件打出来。打到第十五封信的结尾时，他早已忘了信的开头，这时马上就要吃午饭了。他都懒得抬眼向上瞄瞄。他把那些信件拿到一个稍小些的办公室，交给那里的什么人，既不看这人的样子，也不在乎谁接的信。亨利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午餐前，只有个把分钟的时间可供挥霍。打字员干活的时候全都喜欢抽烟，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儿，不光今天如此，过去千千万万个时日都如此，将来同样如此。好像没什么办法。亨利点上一支烟，就那么等待着。

        他从十六楼下到地下室，加入一条家长的长队，大多数是母亲，她们趁午饭时间过来看看自家的孩子。这是条由哀求者组成的叽叽咕咕的长队。她们过来完全是出于需要，而非责任。母亲们互相柔声细语地讲着各自孩子的事儿，与此同时，队伍慢慢朝双开门方向移动着。每个孩子都得签了字才能领走。游乐园的头儿站在门边，只要她出现就意味着这里需要安静和秩序。家长们很听话，都签了字。玛丽在门那边等着，看见亨利后把两只握紧的拳头举过头顶，做了个天真烂漫的挥舞动作。亨利签过字，抓住她的手。

        天空已经清澈爽朗，石板上散发出某种了无生气的温暖。辽阔的平地上到处都是人，就像群聚活动的蚂蚁。平地之上，蓝天挂着一弯镰刀般苍白的月亮，被天空映衬得格外清楚。玛丽爬进推车，亨利推着她穿过人群。

        想出售点东西的人在这片开阔地上挤得满满当当，把货物铺在五颜六色的毯子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兜售用过的肥皂块，摆在鲜黄的毛毯上，像某种珍贵的奇石。玛丽挑了块大小形状很像鸡蛋的绿颜色的，亨利跟老太太讨价还价，最后以当初要价的一半成交。付钱拿肥皂的时候，老太太面露怒容恼色。玛丽惊恐地直往后缩。老太太笑了，然后伸手从袋子里掏出一件小礼物。可是玛丽回头爬到自己的推车里，不想拿。“走开，”她冲着老太太大喊道，“走开。”他们继续往前走。亨利朝开阔地某个偏僻的角落推过去，那里有片空地可以坐下来吃午饭。他绕着喷泉走了很大一圈，很多男人像脱了毛的鸟儿般栖息在喷泉边上。

        他们坐在开阔地一侧的矮墙上吃起面包和奶酪来。下面分布着几幢荒废不用的政府大楼。亨利向玛丽问起儿童游乐园的情况。有传言说那里强行向孩子们灌输某种教条，不过他问的时候装作很随便的样子：“你今天玩什么了？”

        玛丽激动地跟他讲起玩水的游戏，有个男孩还哭了，他老爱哭。亨利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吃的小玩意儿，凉凉的黄黄的，弯曲的样子很神秘，他把这东西放在玛丽手中。

        “这是什么呀，亨利？”

        “一根香蕉。你可以吃了它。”他教玛丽怎么把皮儿剥掉，告诉她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香蕉成串地生长着，然后又问了句：“那位阿姨今天给你们讲故事了吗，玛丽？”

        玛丽转过身，从矮墙上望过去。“讲了，”过了会儿她才说。

        “讲什么故事了？”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讲的是……香蕉……香蕉……香蕉。”他们开始往回走去部办公楼剩下的半英里路，玛丽自言自语地吟诵着今天学到的新词。

        远远的前方，一群人围着什么有趣的东西在观看。有人从他们身边跑过去汇入其中，围着激烈的鼓点和一个男子形成一道圈儿。亨利和玛丽到达的时候，那道圈儿已经有十层厚了，男子的喊叫声都被闷住出不来了。亨利把玛丽举到肩膀上，往人群中挤进去点儿。大家从穿着看出他是政府工作人员，就无动于衷地站到一边。现在能看清楚了。场子正中间有一个敦实、黑色的油桶。地上铺了张兽皮，这个男子站在旁边，形体像头笨重的大熊，赤手空拳击着大桶。他身缠染成红色的长袍，状若大口袋，头发又红又硬，长得快到腰上了；光裸的胳膊布满浓密的汗毛，犹如动物的软毛般纠结着。连他的眼睛都是红的。

        胖男人没有喊叫什么具体的话。油桶每震动一下，他就发出一声深深的嚎叫。他紧紧盯着人群里的什么东西。顺着他的视线，亨利看见人群中传递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巨大的饼干盒，里面硬币在叮当作响。接着，他看见人群中闪烁出一道暗淡的反射过来的阳光。那是一柄长剑，微微弯曲，带着装饰性的剑柄。众人伸出手抓住它想摸摸，以便确认质地。剑逆时针传递，与饼干盒相会了。玛丽揪着亨利的耳朵，要他解释。他继续往圈里挤着，直到挤进从里往外数的第二层。锡盒离他们很近。亨利感觉那人凶恶的红眼睛盯着他的女儿，就扔进去三枚小硬币。那人击着鼓，咆哮不已，盒子继续传递着。

        玛丽在亨利的肩膀上抖个不停。他拍拍女儿裸露的膝盖以示安抚。那个男人突然张口说话了，吐出两个粗鲁的单音词。他的话语笨拙缓慢，含糊不清。亨利听懂了那两个单音的意思，同时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姑娘。“不流血……不流血……不流血……”那姑娘远远地站在另一边，大约有十六岁的样子，腰以上裸露着，光着脚。她纹丝不动地站着，双手垂在身边，两脚并拢，眼睛盯着前面几尺远的地上。她头发也是红色的，看着很漂亮，剪得很短。她腰上缠了块红布，脸色苍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她自己就没有血。

        这会儿，鼓点开始换上动脉跳动般的节奏，剑回到那男子手中。他握着剑高高地举过头顶，冲着人群怒目而视。有人把饼干盒从人群中递过去放在他面前。他朝里瞥了眼，摇了摇大脑袋。钱盒又回到人群中，鼓点的节奏越来越快了。“不流血，”男子喊道。“从她的肚子进去，后背出来，不流血。”盒子又出现在他手上，他再次表示不满。人们开始急了。站在后面的人挤进来往里面扔钱，那些给了钱的又冲着没给钱的大声嚷嚷。吵闹声不断，不过盒子里的钱越来越满。盒子第三次回到他手里时，终于被接受了，人们松了口气。鼓声随之停歇。

        男子点了点头示意那姑娘——显然是他女儿——到圈子中间去。她站在油桶的旁边，鼓摆在她和父亲之间。亨利注意到她的腿颤抖不已。人群悄无声息，大家专注地看着，不想错过任何细节。小贩的叫卖声从平地的另一边传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玛丽突然惊声尖叫起来，尖细的叫声充满惊惧：“她要干吗啊？”亨利示意女儿安静。这时，父亲把剑交到女儿手中，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姑娘似乎显得很无助，不敢看别的任何地方，只是盯着父亲的脸。父亲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她抬起剑锋，对准自己的肚子。父亲弯下腰，把盒子里的钱全部倒进搭在肩上的一个皮袋里。剑在女孩儿手中颤抖着，人们不耐烦地骚动起来。

        亨利忽然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脖子上流淌下来。玛丽尿裤子了。他拎起玛丽放在地上，就在此刻，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那女孩把剑头往肚子里扎了有半寸。玛丽愤怒地尖叫起来。她使劲儿用拳头击打亨利的大腿。“把我抱起来。”她抽泣着说。一块小硬币大小的鲜红色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开始朝外绕着剑体冒出来。人群中有人在讥笑：“不流血！”巨人系紧长袍下面的皮袋。他把剑往前推，好像要拿它扎透自己的女儿。她倒在父亲的脚下，剑“哐啷”一下掉到地上。男子拾起剑来，向愤怒的人群挥舞。“蠢猪，”他大声喊着，“贪婪的蠢猪。”人们被激怒了，开始回骂。“骗子……凶手……他收了我们的钱……”

        不过大家还是有些害怕，因为他拉起女儿，拽着离开时，人们都四散开来为他让了条路。他在头顶挥舞着那把剑，“蠢猪”、“滚回去，你们这些蠢猪”这样的喊声不绝如缕。有人狠狠地朝他扔了块石头，正好砸在他的肩膀上。他迅速转过身，丢下女儿，像疯子般朝人群冲过去，大幅度凶狠地狂挥着剑。亨利抱起玛丽，跟着别人一起跑了。当他再次回过头张望时，发现那人不断催促着女儿，已经走出很远了。人们放了他，不再管那些钱了。亨利和玛丽往回走去，在原位找到推车。一个把手已经被人弄弯了。

        那天晚上，在漫长的回家路上，玛丽安静地坐在车上，没提任何问题。亨利对孩子有点担心，可他累得够呛，没有太关心。走了最初的一英里路后，她就睡着了。穿越沃克斯豪桥时，他中途停下来，这次可是为自己而逗留。泰晤士河的水位比自己以前见的要低。有人说这条河总有一天会完全干涸，那些大桥将毫无用处地横跨过新鲜的草地。他抽着烟，在桥上逗留了十分钟。要相信一个说法真是太难了。很多人说自来水是慢性毒药。

        回到家里，亨利点起屋里所有的蜡烛来驱除玛丽的恐惧。玛丽到哪儿都紧跟着他。亨利在煤油炉上做了条鱼，他们在卧室吃起来。他对玛丽说起她从未见过的大海，然后又给她读了篇故事，最后她在亨利的膝头上睡着了。他正要把玛丽抱上床时，她醒了，说：“那个阿姨拿剑想干吗？”

        亨利说：“她要跳舞，她手里拿着剑要跳舞。”玛丽用清澈的蓝眼睛深深地凝视着亨利，他感觉孩子在怀疑，然后为自己的谎言感到后悔。

        他一直工作到深夜。快到两点钟的时候，他走到自己卧室的窗前，把窗户打开。月亮已经沉落，乌云游过来，遮住了星星。他听到河边传来狗成群吠叫的声音。向北望去，他看到部办公楼前的平地上还有燃烧的火。他怀疑自己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好多事情有很大的改变。身后，玛丽说着梦话，大声笑着。

        

星期日

        我把玛丽交代给邻居，自己穿过伦敦步行到北边——有六英里远——去会一个老情人。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继续偶尔见面主要是为了追忆往昔而不是宣泄激情的需要。今天，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爱，遗憾的是并不成功。之后，在一间阳光中弥漫着灰尘、塞满破塑料家具的房间里，我们聊起过去的事情。戴安低声抱怨着寂寞空虚和不祥感。她不知道该由哪个政府或者哪些虚幻的东西对此负责，不知道假如没有这些事情又会怎样。在政治上，戴安要比我老练成熟得多。“我们走着瞧吧，”我说，“现在就翻过身来，肚皮朝下。”她对我说起自己的新工作，在帮一个老人卖鱼。那人是她叔叔的朋友。她每天天刚亮就去河边，接迎他的渔船。他们把鳗和鱼装到马车上，再推到一个街道小市上去卖。老人在那里有个摊位。到了市场，老人就回家去睡觉，准备夜间继续干活儿。她留下来替老人卖鱼。黄昏时分，她把钱拿到老人家里，大概因为她人好又漂亮，老人坚持把收入平分了。她叙说这些的时候，我抚摸着她的脖颈和后背。“现在我闻着到处都是鱼腥味儿，”她哭了。我原以为那是别的情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腥气——她有很多情人——不过我从不点明。她的担忧和抱怨跟我的没什么区别，然而——也许是理该这样讲，我只是说了些空洞而又没什么安慰作用的话。我的手指在她后背上重叠的赘肉里摩挲着。她叹了口气。我说：“那最起码还算是份工作。”

        我从床上起来。在卫生间里，我冲着一面老旧的镜子凝视着自己。我的皮囊贴着冰凉的浴缸边缘。性高潮，无论怎么迷乱，总会给人带来神清气爽的幻觉。一只虫子单调的嗡嗡声让我迷迷瞪瞪了好一会儿。我没吭声，戴安开始猜测，然后大声问道：“你那小姑娘怎么样？”

        “挺好，很听话，”我说。不过，我却想起自己的生日，再过十天，就三十岁了，这又随之让我想起母亲。我弯着身子开始洗漱。两年前，借朋友之手，一封写在一张粗糙的粉红色纸上的信转交到我手里，信纸叠得严严实实，用一个旧信封装着。母亲提到肯特一个村庄的名字。她在田里干着活儿，有牛奶、奶酪、黄油，农场还给点儿肉。她对儿子和孙女表达了爱的思念。从那时起，每当神清气爽或者焦躁不安的时候——我分不清楚——我就盘算着带上玛丽离开这个城市，然后随即又放弃这样的计划。我算了算去母亲待的那个村子要走一个星期。可是每次我都找些借口把这个计划忘了。我甚至忘了这个计划在脑子里反复闪现，每次都好像刚刚才痛下决心。鲜奶，鸡蛋，奶酪……偶尔还有肉。然而，除了这个目标，让我激动兴奋的还是旅程本身。在浴缸里洗脚时，我又有了第一次做准备的奇异感觉。

        回到卧室时，我的想法又变了——我制订这样的计划时总是如此——而且隐隐约约有些不耐烦，发现情况并没有改变。我跟戴安的衣服胡乱堆在家具上，灰尘、阳光和各种东西挤满整个房间。我离开卧室后戴安就没动弹。她仰面躺在床上，双腿叉开，右膝略微弯曲，手放在小肚子上，嘴巴有气无力，克制着被埋没的怨言。我们彼此没有让对方满足，却老老实实地说了会儿话。我们都是多愁善感的家伙。她笑着说：“你刚才在哼哼什么来着？”我把计划告诉了戴安，她说：“我还以为你要等玛丽再大点儿了走呢。”这时我想起那不过是我拖延的一个借口。“她已经够大了，”我坚持说。

        戴安的床边摆了张小矮桌，铺着块厚厚的玻璃板，里面落了一层凝滞不动的烟尘。桌上放了部电话，电话线只截了四英寸长。电话那边靠墙摆着台电子管收音机。木壳、玻璃屏和控制按钮早就掉了，现在只有明亮的电线在暗淡的金属中曲里拐弯地套着。易碎物多得不胜枚举——花瓶、烟灰缸、玻璃碗，很有维多利亚遗风，或者戴安所谓的装饰艺术风格。我从来闹不清其间的区别。我们搜罗各种实用的物品，但是像在这个城市里仅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居所的其他很多人一样，戴安把东西堆得杂乱无章，毫不讲究功用。她迷信室内装饰要有风格。我们经常为这些东西争吵，有一次甚至吵得很尖刻。“我们以后再也做不出手工的东西了，”她说，“我们也不用工厂或者大规模制造这些东西。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做，可我喜欢要么通过工匠之手，要么借助各种程序制作的东西。”（她指那部电话）“这都没关系，因为它们依然是体现人类创意和设计的产品。对物品的淡漠离对人的淡漠只有一步之遥。”

        我说：“收集这些东西，把它们摆放成这个样子等于自恋。没有电信系统，电话就是毫无价值的废物。”戴安比我大八岁，她坚持认为一个人只有自爱了才会爱别人或者接受别人的爱。我觉得这是陈词滥调，这场讨论以沉默告终。

        天渐渐有些冷了。我们钻进被窝，我带着我的计划和干净的双脚，她带着她的鱼腥。“关键是，”我说，针对玛丽的年龄，“没有个计划你现在就活不下去。”我头枕在戴安的臂弯里，她把我拉到自己的胸脯前。“我认识一个人，”她开始说，我知道她这是要介绍自己的一个情人了。“想开个广播站。他不知道怎么发电，也不认识建转发器或者修理旧设备的人。就算这些都齐全了，他也知道没有收音机来接收信号。他隐隐约约说起过修旧收音机的事，想找本书学修理。我对他说：‘脱离了工业社会，广播站就没法存在。’他说：‘我们会想办法。’你知道，这就是他感兴趣的那些节目。他还让别人感兴趣，大家坐一圈儿谈论这些节目。他只想要现场音乐。他想大清早就播十八世纪的室内音乐会，但他知道没有这样的乐团。晚上他就跟自己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聚会，大家策划话题、节目内容，讨论采用什么台词。有个历史学家写了本书，想分26次朗诵完，每次半小时。”

        “让过去重来一遍没什么好处，”稍顿片刻，我说，“我才不在乎过去，我要为玛丽和自己创造一个未来。”说完我们都笑了。因为我否定着过去，同时却躺在她怀里说要跟母亲一起生活。这是我们之间常开的一个老玩笑了。我们开始飘然进入对往事的回忆。在戴安的纪念物的包围中，很容易想象屋子外面的世界依然如故，秩序井然又多灾多难。我们聊到最初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中的某一天。我十八岁，戴安二十六岁，我们从卡姆登城穿过摄政公园，行走在一条栽着落光叶子的梧桐树的大道上。正值二月，天气寒冷，晴空明朗。我们买了去动物园的门票，因为听说动物园很快就要关张了。那次经历令人失望，我们无精打采地走过一个个笼子，那些荒唐地把动物圈在各自园地里的笼子。寒冷蒙蔽了动物的气味，阳光照出了它们的无所事事。我很后悔花了钱买门票。说来那些动物只不过看起来有些像它们的名字：老虎，狮子，企鹅，大象，顶多如此而已。后来，我们在一间空旷的咖啡店度过了还不错的一个小时，在温暖的室内聊着天喝着茶，我们是那里唯一的客人，那间咖啡店弥漫着无边无际的都市的凄凉。

        在离开动物园的路上，小学生的叫声把我们吸引到黑猩猩旁边。那些黑猩猩待的笼子像个巨大的鸟笼，不过是那些早已忘记的过去的动物的拙劣模仿。杜鹃花丛中，一道丛林小路蜿蜒而过，一系列不规则、便于转动的栅栏贯穿整个笼子，里面还有两棵人为加工的树木。喊叫声是冲着强壮有力、脾气暴躁的雄性黑猩猩发出的，笼子里的大王，它正吓唬别的同伴。它们面对猩猩王四散开来，从笼壁的一个小洞里穿过去消失了。这时留下来的只有一只看上去年迈的母猩猩，它可能已是祖母辈的了，肚子上紧紧搂着一只小猩猩。那只雄猩猩开始追逐母猩猩。母猩猩嚎叫着在丛林路上奔跑，摇摇摆摆地撞到了栅栏上。两只猩猩在笼子里兜着圈子飞奔。雄猩猩在母猩猩后面只有几英寸之遥。母猩猩拖曳的手离开一条栅栏时，雄猩猩就乘机用前面的手去够母猩猩的手。

        母猩猩爬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快，开心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小猩猩紧紧贴在母猩猩身上，粉红的小脸半埋在母猩猩的乳房和毛发中，在空中书写着大幅度的轨迹。这时两只猩猩开始在笼子的顶上驰骋追逐，母猩猩飞奔时嘴里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往下面的栅栏条上屙下鲜绿的粪便。雄猩猩顿失兴趣，任由自己的牺牲品钻过墙洞逃了。小学童们发出失望的唏嘘声。笼子里安静下来了，别的猩猩样子可笑地出现在洞口，朝外窥探着。猩猩王高坐在一个角落，睁大明亮、出神的双眼，回过头盯着它们。笼子里的猩猩慢慢多了起来，那个母猩猩也带着孩子回来了。它警惕地看了眼自己的追逐者，尽量把自己能找到的粪便都收集起来堆好，然后躲到树枝上，在那里可以安心地吃东西。它还用指尖给那只小猩猩喂点东西吃。它朝下看着围观的人群，冲他们吐了吐绿舌头。小猩猩紧紧依偎着它的保护者，孩子们四散而去。

        回忆完这些，我们默默地躺了很久。床有些小，不过挺舒服，我感觉睡意昏沉。戴安说话的时候我已经闭上了眼睛：“那种记忆再也不会困扰我了。一切变化那么大，我几乎不敢相信去过那里的是我们。”她的话我听得很清楚，却只是含含糊糊地表示赞同。我感觉自己正在跟戴安道别。外面阳光灿烂，天气温暖。她站在窗前，我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向她招了招手。我发现自己对车的操控已经无可挑剔，当然了，我早就知道。小车无声地向前行驶着。我感觉饿了，开着车经过好多家餐馆和咖啡厅，可是我没有停车。我此行自有目的地，要去拜访远郊的一位朋友，却不知道他是谁。我行驶的这条路叫所谓的环路。下午天气很温暖，我周围的车辆快速又敏捷，四周的景观没有什么人为的色彩，完全能够理解。路旁简陋的牌子上地名标得清清楚楚。一条铺着瓷片、像个小便池的地下通道明晃晃的，左转右拐，穿过抛物线般的弯道，然后在剧烈的腾跃中转到天光里。面对信号灯，男男女女们加大了马力，这时不合格的车辆或者无能的司机都令人无法忍受。戴着戒指的手伸出车窗，轻轻地敲打车子的侧身。在一个高耸的乳罩广告牌前，一个男人在看着手表。他身后的那个巨人正用凝固了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拽着吊带。变灯了，我们全都鱼贯前行，大家的唇间带着得意和鄙夷兼而有之的神色。我看到一个神情忧伤的男孩骑着超市里的一匹马，父亲站在一边微笑着。

        天渐渐黑下来，有些刺冷。戴安在房间对面点起一支蜡烛。我躺在她床上，看着她为自己寻找更暖和的衣服穿上。我突然替她感到难过，一个人跟那些古董孤零零地生活着。虽然我们如此亲密，可我很少过来。从南到北，然后再回去，路途很长，而且还有些小小的危险。

        我没有说起刚才做的梦。戴安对机器和制造时代非常眷恋，因为汽车曾经是她生活质地的组成部分。她经常说起在一整套规则的约束中驾车、出游的快乐。停停……走走……前方雾气弥漫。我从小就是个漠然的过客，十几岁时就看到街上的汽车逐渐零落。戴安对各种规则充满了渴望。我说：“我想我该走了。”然后开始穿衣服。我们瑟瑟发抖地站在门边。

        “答应我个事儿，”戴安说。

        “什么事儿？”

        “答应我，你不能不辞而别就去乡下。”我答应了。我们吻过后戴安说：“我无法忍受，你俩走了我却浑然不觉。”

        如同往日，黄昏初降时外面的人总是很多。天气太冷了，人们已经在墙角纷纷生起火来，围着火站着，聊着天。大人后面的孩子们在黑暗中欢闹着。为了走点捷径，我沿着街道中心行走，再进入满是铁锈、破烂汽车的长巷子。进入伦敦市中心后一路都是下坡。我穿过运河，来到卡姆登城。我走到尤斯顿，拐到托特纳姆法院路。每个地方都千篇一律，人们从寒冷的房子里走出来，抱团围着火堆。我路过的人群都默默地站着，眼睛盯着火苗；还早，不到睡觉的时间。我从剑桥环形广场右转进入索霍区。河口街跟老康普敦街的拐角处又有一堆火，我停下来想休息下，暖和暖和。火堆边上两个中年男子在火苗的映照中激情四溢地争吵着，别的人只是听着，或者站在那里迷迷瞪瞪地乱想。足球联赛的记忆已经淡化。喜欢这些的男人绞尽脑汁，或者希望对方也绞尽脑汁，去回想曾经轻易就能想起的细节。“当时我在场，伙计，他们还没到半场就得分了。”另一个极端反感地装出要走的样子，其实脚根本就没动。“别说这种蠢话了，”他说，“那场比赛就没有进过球。”他们同时说起来，很难听明白。

        有人在我的后侧靠右做了个动作，我转过身。挨着光圈靠里站着一个瘦小的中国人。他的脑袋像颗洋葱，他正笑着，大幅度挥舞着胳臂向我点头招手，好像我站在老远的山顶上。我迈出几步迎上前去问他：“你有什么事儿吗？”他上身穿件灰色旧套装，下着崭新的瘦腿紧身裤。他从哪里搞来这条新裤子的呢？“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又问了遍。这位小个子中国人吸了口气，唱歌似的对我说：“来！你过来！”接着他走出火的光圈，没影了。

        这个中国人在几英尺远的前方走着，几乎看不见人影。我们穿过沙夫茨伯里大道，来到杰拉尔德街，到了这儿，我放慢步子，故意慢慢腾腾，伸出双手在前面摸索着。有几家高层楼房的窗户透出几缕隐隐约约的光，这些光让街上的行人有点方向感，但是照不到街上。我慢慢向前摸索着走了会儿，随后那个中国人点亮一盏灯。他在前面五十码远的地方站着，手里举着那盏灯，高度跟脑袋齐平，等着。我走到跟前后，他给我指了指一条低矮的门道，前面堵了一件方方正正的黑东西。那是个橱柜，这个中国人挤过去时，我借着灯光看见那边有座陡峭的楼梯。这个中国人把灯挂在门道里面的墙上。他抓起橱柜的一只角头，我抓起另一只角，抬起来。这东西不是一般的重，我们抬着每次只能上一级楼梯。为了让我们的动作协调一致，这个中国人喘着气喊唱着“你呀来啊”的调子。我们逐渐形成了某种节拍，那盏灯远远地落在下面。好长时间过去了，楼梯好像没个尽头。“你呀来啊……你呀来啊，”这个中国人在橱柜里面对着我唱。好不容易，前面一扇门打开了，透出一缕黄黄的灯光，厨房的气味流进楼道里。有个难以确定性别的声音在高调、急促地说着中文，屋子的更深处还能听到有个孩子在哭泣。

        我在一张撒满了饼干屑和盐粒的桌子旁坐了下来。在拥挤的房间一边，那个中国人在跟妻子争执什么，这个女人纤小又干瘪，脸上瘦骨嶙峋，肌肉扭曲。他们身后有一扇用木板封起来的窗户，门那边放了堆毯子或者垫子。离我有几英尺的地方坐着两个小男孩，赤条条的身上只穿着一件黄黄的背心，他们站着，腿稍微有些罗圈，嘴里流着口水，在打量着我。孩子的胳臂肘为了保持平衡向前伸着。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在看管他们。女孩的脸蛋简直就是母亲的细嫩版，连穿的衣服都是妈妈的，大得离谱，腰上束着塑料带。从一只小火炖煮的罐子里飘出淡淡的咸味，和屋里的牛奶以及孩子的尿臭味儿混在一起。我感觉很不舒服，后悔没能走在回家的路上，在黑暗中享受自己的私密，沉思自己的各种计划，可是隐隐约约的礼貌感又阻止我不要走。

        我自以为是地想象着夫妇俩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些中国人的礼节。他是想答谢帮了自己忙的客人，这是面子问题。“根本就没意义，”妻子坚持着。“你看看他穿的那件厚大衣。他比我们富有多了。我们穷成这样，还要给这样的人送礼物，无论心多好，这样做都显得很愚蠢和自作多情。”

        “可是他帮了咱们，”丈夫好像在反驳，“我们总不能空着手打发他走吧。至少我们可以请他吃顿晚饭。”

        “不，不，东西没那么多。”他们的谈话很正式，都尽量克制着，把音量控制在不要高于喃喃细语的水平。两人说话时的争抢，女人脖子上跳动的青筋和男人紧握又松开的左拳明确地传达了他们存在的分歧。我默默鼓劲，希望女人占上风。我希望他们温和、彬彬有礼地跟我握别，我永不再回来。我将一直朝南走回家去，然后上床睡觉。其中一个小男孩眼睛盯着我，接着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我望着女孩示意拦住他，女孩顺从了，但有些不乐意。我觉得她没有必要地迟疑了半天。

        争论结束了，女人俯着身子，冲着一堆垫子给孩子们铺床，丈夫在我旁边的一把椅子里坐着望着她。女孩斜靠着墙，闷闷不乐地检查着自己的手指头。我捻搓着桌上的碎屑和盐粒。那个中国人转过身来，看着我似笑非笑。接着他对女儿和一个小男孩说了句显然很复杂的完整的话，说到最后几个字时调门稳定地提高了，而脸上的表情仍然保持不变。那个女孩看着我，闷声闷气地说：“爸爸说，让你跟我们一起吃饭。”为了表达得更清楚，女孩的父亲指了指我的嘴巴，又指了指罐子。“你来。”他满腔热情地说。角落里，母亲冲着孩子们尖声嚷嚷，孩子们躺在那张小席的两头在昏昏欲睡中哭着。我直直地朝她那个方向看着，希望捕捉到她的眼睛，得到她的认可。女孩百无聊赖，又靠着墙不动了，父亲抱着胳臂坐在那里，眼睛浑浊又空洞。我问女孩：“你妈妈是怎么想的？”女孩耸耸肩，看着自己的指甲，头都不抬。在她的声音的映衬下，我的声音听上去很空洞，文质彬彬，措辞故作简洁。“刚才你父母在说什么来着？”她盯着那只黑色的橱柜。“妈妈说，那件东西爸爸买得太贵了。”

        我决定离开了。我冲那个中国男子打了个哑语，做了个脸色难看的表情，然后又指指我的肚子，意思是说我不饿。主人似乎把这个动作理解成我很饿，都等不及吃晚饭的时间了。他急急忙忙地给女儿说着什么，女儿回答的时候他又生气地打断。她耸耸肩，穿过屋子向火走去。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细细的热乎乎的动物的味道，很像血的腥味。我在椅子里拧过身子，对那女孩说：“我不想惹你父母生气，但是告诉爸爸我不饿，我得走了。”

        “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女孩说，然后舀了一勺什么东西倒进一只大白碗里，端到我面前。她好像对我的处境饶有兴致。“他们谁都不听，”女孩说，然后又回到墙的原位站着了。

        在满满一碗清澈的热汤里，半淹半浮着几个暗褐色的小球，互相无声地碰撞着。那个中国男人努着脸鼓励我吃。“你来。”我感觉女人从房间她站的那边打量着我。“这是什么东西？”我问那女孩。

        “屎吧，”她含糊其词地说。接着她又改变了想法，很卖力地嘶哑地说，“是尿。”那个中国人发出一声低低的窃笑，干枯的双手微微挥了下，好像为女儿精通了一门艰涩的语言而高兴。在全家的注视中，我拿起汤匙。那两个小孩在他们的角落里悄无声息。我迅速喝了两小口，含着没有吞咽下去的汤抬头冲着女孩的父母笑了笑。“挺好。”我终于说，然后又转向那女孩，“告诉他们，很好。”女孩还是没有抬起头，注视着指甲说：“如果是你，我会放下不喝。”我把一只小球设法弄进汤匙里，那东西沉得惊人。我没有问女孩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我知道她会说什么。

        我吞下那只小球后站起来。我去跟那个中国男人握手道别，可他和妻子盯着我没动弹。“走吧，快走吧。”女孩无奈地说。我慢慢绕过桌子，害怕呕吐出来。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女孩说了句什么话惹得母亲忽然很生气。她冲丈夫吼叫着，指着我吃过的碗，从里面冒着细细的白色蒸汽，好像在控诉着什么。那个中国男人安坐不动，显然早已麻木了。这时怒火冲天的女人开始痛斥起女儿来，女孩迅速背过身去，不想听。父亲和女儿似乎在默默地等着，等待着那个瘦女人脖子里的脊索啪地一下断了，我也等着，半藏在橱柜的后面，希望走上前去，用友好的道别来缓和下局面，让我的良知好受些。可是这个房间和里面的人就像静止不动的活人画。只有喊叫声在继续着，我于是趁着不被注意溜走了，下了楼梯。

        那盏灯依然在门口上方亮着。心知找点煤油多么不易，我把灯熄了，然后走进漆黑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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