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说个插曲：上海过去有一本书，叫《文坛登龙术》，专门教人一套出名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专门找名人打笔仗，通过和名人打仗，提高自己的地位。

        上次讲到，九叔得了3000大洋，是完全意外的，属于偶然性。叔父也认为是偶然性，为此还做过诗，其中有两句我还记得：

        是说我们家，从穷人靠偶然性变成有钱人，我们家一下子翻了身。

        我降生不久，稍大一点，才听说九叔得的3000大洋。父亲要显摆财富，而当时也没有报纸宣传，没有别的方法显摆，盖房子是最好的显摆。新盖的房子大门朝南，是个三合院，西、北、东各五间。我出生以后，没有见过北房和东房，好多年就剩下一个西房。我出生以前，很早大概就剩下西房了。后来，我离开故乡到济南，几十年还是西房。我在清华读书时仍然是西房。

        我的父亲，虽然有了土地，但一生没有做过一天农活儿。挥霍完钱财以后，这是后话了，我到济南以后，父亲因为没有钱，到济南向九叔要钱。我小，七八岁，不懂什么世故，只记得当时马巧卿婶母住在西房，北房条件不好，临时就让父亲住。婶母在西房，大声自言自语讲话，好多农村妇女经常采用的一种骂人方法，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让北房的父亲听，无非是指桑骂槐式的，骂借钱的人之类的，骂人话。从那以后，父亲觉得没有脸面，受到弟妹如此的奚落，父亲只得悻悻然回到故乡，再也没有进济南，他是要面子的人，不好意思进城了。

        父亲回去以后，怎么生活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父亲在我们家乡那里，属于知识分子了，看书，能写信。家里没有地，又不干农活儿。是否给别人写信赚点零花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乡下如何过日子。

        昨天讲过，农村赶集，而官庄没有集。大的庄有集。离官庄近的村子，大概隔5天或者10天一个集。赶集的时候，各地商人和周围的农民都去做买卖，在集上，搭上戏棚子，晴天的时候在戏棚里唱戏，下雨天还可以在里边避雨。

        我家的西房有几间房子，留有一间，做押宝的赌博用。当时乡下没有麻将，怎么赌呢？农村又没有什么正规的赌具，但是这难不倒他们，他们只要押四个字就开赌：押一、二、三、四，四个字。谁押准了，谁就算赢。坐庄的占3/4，别人占1/4。这样自然大家都愿意坐庄，因为谁坐庄，谁占便宜。

        于是大家都要夺庄，我们村没有集，要到集上去夺庄。赶集的时候，大家都去争庄，但争庄很不容易。夺庄有种种方式，村里有一个人采取的是这个方式，这个人叫胡二疙瘩，也不知道名字怎么来的。他到邻近的一个庄子去夺庄，他怎么夺？

        他到夺庄的地方，进去以后，拿出身上别的一把刀子，先把刀子插到桌子上，然后从桌子上拔出刀子，从自己的屁股上割下一斤肉，放在桌子上，说：我就押上一斤肉，用这一斤肉夺庄，你们有押的吗？一时间在场的人几乎吓傻了，当然谁也不敢争庄了，因为谁输掉了，谁要从自己身上割下一斤肉，谁也不舍得割自己身上的肉。于是，他夺庄成功，成为远近闻名的大侠。

        一个侠，一个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两个玩意儿，我想了半天，西方没有。士最明显的例子，是祢衡骂曹，不怕杀脑袋。

        胡二疙瘩用自己身上的一斤肉，把庄主就给夺过来了。

        我父亲与这个胡二疙瘩有交情。父亲死后，我从济南回家奔丧，安葬父亲。举人的大儿子，我的大大爷，他要闹丧。为什么自己家族里有人闹丧呢？

        此话要绕弯子了。

        九叔比较聪明，有机会入了武备学堂。这个武备学堂，据说是按照先前李鸿章和德国俾斯麦签过的协定办学，在中国的重心建立德国式的陆军学校，济南不是重心，那时候北京也不是重心，广东、南京是重心。但济南也建了陆军学校，当时称武备学堂，学堂不收学费，管吃管住，正是父亲和叔父所要求的。兄弟俩商量，叔父留在济南，进武备学堂，父亲回乡。九叔入了武备学堂，除了管吃管住，还发点零花钱。九叔自然很高兴。

        武备学堂要按照德国编制和方式训练士兵，当时，据说按照俾斯麦的要求，德国派军官到中国训练武备学堂的学生。九叔讲过一个笑话，德国军官指挥操练，用德文喊一二三四（Eins，zwei，drei，vier），学生们听不清楚，就喊成了“鹌鹑，刺猬，逮不住，飞啦”。

        奇怪的是，九叔在武备学堂学的专业中有一个是水利，没有想到，这个专业以后大有用武之地，可以为自己得到肥缺。

        武备学堂的堂长姓马。大概因为九叔聪明伶俐，很得武备学堂堂长的喜欢和赏识。于是堂长就把自己的大小姐，嫁给叔父做媳妇，这就是婶母马巧卿。堂长是济南有势力的人物。九叔一旦娶了堂长的大小姐马巧卿，就什么也不怕了，要吃有吃，要住有住，以武备学堂堂长女婿的资格，在济南立住了脚跟。父亲回家经营，在家乡本来无父无母的人，一下子富而归故乡，当然很是风光。

        到我进城的时候，九叔已经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工作。当时全国有个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济南有个局，就是河务局，管山东段的黄河。河务局里有个工程科，九叔就靠在武备学堂学的水利，被安排在这个工程科里。工程科里有四条汉子，潘、陈、季、张，潘是潘镒芬，上海人，后来回上海了。陈是陈显廷，浙江绍兴人，留寓济南。张是张韶庭，山东平阴人，他是四条汉子中资格最浅的，爱开玩笑，外号叫张脑勺。有三位是我的老伯，还有一位就是九叔。我们家长期和张韶庭家有来往，属于世交。我和他的儿子张蔇，多年来一直以兄弟相待，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

        九叔这样的身份，在故乡的农村当然显赫得很，声名远扬。

        回到上面说的闹丧。闹丧是怎么回事呢？闹丧在农村是很不体面的事情。因为父亲和九叔穷困潦倒的时候，大大爷一家没有帮过我们，九叔发达以后，也没有帮大大爷一家。在农村，这是合理的事情。但是大大爷却嫉恨在心。1925年那年，我在济南上初中，父亲病故。我从济南回家奔丧，要出殡时，大大爷扬言：“不许出殡！”一时间家里气氛非常紧张。这可是大事情。谁能够出来帮忙，挽救这种不体面的局面？

        这时候，胡二疙瘩站出来说话了。他站在当街上大声高喊：“谁敢闹丧，我宰了他。”村子小，全村都听得见。这句话自然把大大爷给镇住了，不敢闹丧了。

        胡二疙瘩在我们那里，就属于侠客一类人物，远近闻名，家乡人认为侠客只干好事，不干坏事的。我父亲接近侠，与胡二疙瘩很好。胡二疙瘩不是农民，他怎么生活，我不知道。他很重义气，我在乡下的时候，几乎天天见过他，一副侠客的样子。

        我6岁那年的冬天，到了济南。是1917年春节以前到的。九叔那时候已经在河务局工作了。我到济南后，很是想家，尤其想母亲。

        我一生是靠运气，第一个运气，就是我是一个男孩。

        九叔只有一个女孩，假如他有男孩，他就不会要我了。

        我清平的家里，父母又生过两个女孩，一个大妹妹叫香，从来没有大名。后来人们叫她香妹，因为营养不良，长得非常瘦小。我2001年回故乡，还见过她，听说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6岁以前，在家乡没有吃过肉。我姥娘家在王里长屯，她家隔壁，是个宰牛，卖牛肉的。我姥娘家也很穷，牛肉自然吃不起。卖牛肉的，在冬天把一些牛肉汤做成冻，不过不是肉冻，里面没有肉，而是汤冻。有一次，我四五岁的时候，姥娘从王里长屯提了一罐子汤冻。我吃了这种汤冻，就是吃肉了。

        我六岁以前，在家乡没有洗过澡，所谓的洗澡，就是夏天在水塘子里，和小伙伴杨狗、哑巴小（他姓马）先在地上玩，滚一身泥，像泥猴一样，然后到水塘里泡一下，就算洗澡了。小时候我性格外向，一点也不内向，打架，斗殴，都干。

        不记得我外祖父是否有男孩，似乎应该有个舅舅。不过我没有见过。

        进城后，正好赶上过春节。九叔家里顿顿有酱肉。在农村乡下是从来没有吃过的。白面当然也吃不上，只有举人家大奶奶能够吃上。我们家就永远是高粱面的饼子。有一年夏天，我大概四五岁，对门住着宁朝秀大叔，他媳妇我叫宁大婶，妹妹我叫宁大姑，宁大婶和宁大姑带我到离村很远的麦地里拾麦穗，大概捡了一个夏天，母亲把麦穗弄成面，大约有十几斤。那时候，我们那里还不会发面，母亲把白面做成死面的饼子，往锅上贴。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糊在锅上的饼子，很感兴趣。吃了一个，母亲不再给了。我就偷偷拿了一个，不巧被母亲发现了，就追着我，要打我，要把饼子夺回去，我就跑出去，一下子跳到房后的池塘里，手里拿着饼子，胜利似的在水里吃，母亲没有办法，站在岸边看着我吃。

        我如果是女孩，肯定不让我到济南。现在只能还在乡下。因为叔父的关系，我到了济南。到济南以后，我和叔父因为以前没有在一起，又不是亲生的，也就没有什么感情。我对叔父母没有感情，他们对我也没有感情。

        上面说过，我是过年的时候，到了济南。初期，住在棋盘街叔父租的房子里，我见过他支付房租的单子，上面记着哪个月交多少。后来买下佛山街的房子，西屋6间，北屋3间。我和叔父的佣人王妈住在一个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

        刚到济南，我非常想家，晚上更是厉害，经常哭，王妈便安慰我，我一生对她有感情。

        王妈是山东肥城人，丈夫是个秀才，不幸早逝，生活没有着落，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到叔父家当了佣人。她有个儿子，长期在东北，多少年没有消息，有一年忽然从东北回关内来了，却失聪变成了聋子，还是个病秧子，在济南什么也不能干，只能去做挑水工，每天挑济南的泉水沿街叫卖。一桶水卖一分钱，这种行当，很难挣饭吃的。没有办法，母子两个只得回老家肥城，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王妈。我对王妈非常怀念，我有一篇《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就是写王妈的。

        王妈最早是一个人在我们家当佣人。我的第二件憾事，就是对王妈没有尽孝心。

        这里有一个插曲：

        谈谈张济春将军。哪一年我忘记了，我住在朗润园13公寓，有一天张济春到朗润园了，很长时间，他在我窗外溜达。也没有人理他。他穿的是军便服，军衔看不出来，家里人都不懂，被“挡驾”了。我从窗口看到，军便服的领口有个大星，是将军的标志，便出去问，找我干吗。原来他是国防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和党委书记，想请我到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去做讲演，我答应去讲演，题目是《爱国主义》。在讲堂里，有200位学员，全是大校，我先问他们：“爱国主义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学员们几乎异口同声，说是好东西。我问：“希特勒侵犯别的国家，也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同样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是好东西吗？”所以我说对爱国主义也要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笼笼统统说不准确。

        我一生的憾事之一，是对一叔没有尽孝心。他从小父母双亡，上边有七哥、九哥，也无法生活。自己出生之后被送了人。我们一生有来往。我喊他一叔，他终生为农民，一个字也不认识。

        第二件憾事就是对王妈没有尽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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