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一个题目，如让学者来看，很容易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在那个时候，贵族和农民这两个概念才可能放到一块说事。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口头语言中，贵族和农民，不仅是两个出现几率相当高的词汇，而且是困扰国人多年的梦魇。

        追求贵族，是国人坚持多年的努力。书沾上“贵族”，无论气质还是行为，就好卖，房打上“欧洲”“城堡”字样，价钱就高，前一阵全民课子学钢琴，眼下北京人又赶着让小孩学高尔夫，说是打高尔夫有贵族气质。据说一代小贵族的培养，分为两个路数，一个是本土路线，琴棋书画再加读经，一个是西化路线，钢琴、网球、高尔夫再加点涉外礼仪，比如怎么吃西餐、打领带之类。总而言之，中国城市有了点余钱剩米的人们，个个都憋着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贵族，其中有些人听说了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传言，还多少有点耐心，可相当多的人恨不得一夜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伯爵，采取了快速填鸭式的培养，孩子课余时间，学了外语学钢琴，学了钢琴学舞蹈，学了舞蹈学礼仪，弄得大人孩子都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章诒和的风靡一时，许多人迷的其实不是她的文笔和思想，而是那里“贵族气质”的描写，最念念不忘的是康有为女儿占用两百多盘子的一顿西餐。

        在举国若狂、追求贵族的同时，农民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倒了霉，成为贵族的反衬。在很多场合，“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无论人或事，只要被人说成是“农民”或者“真农民”，被说的多少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人宁可让人说他是流氓，也不愿意让人说他是农民。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中，农民意味着落后、保守、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以及种种让城市人看不起的毛病气质，总之，若要贬低人，一句“农民”就足够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追捧贵族、贬低农民的国人，恰恰离贵族最远。要说欧洲人捧捧贵族，倒是情有可原，封建社会相去不过三百余年，当年的贵族的城堡犹在，某些国家还有国王和爵士，可是中国，据钱穆说，宋代已经没有了大门槛，整个社会变动不居，“陋室空床，当年笏满堂，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朝为田舍儿，暮登天子堂，或者过来，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中国的社会，没有贵族已经有上千年了，怎么到如今，反倒全社会寻找起贵族来了？

        其实，现在追捧贵族的国人，尽管身在城里，有的已经住了很多代，但是，如果较真追上去，出不了三代，很可能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农民。其实农民才是我们的本色，无论哪个家族，就算是姓爱新觉罗的满族皇家的人（大多数人都姓金和赵了，近几年才开始“复辟”），查到他们的祖宗努尔哈赤，其实也是个半个农夫。对于那些号称祖辈都在城里居住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城市，在百年前不过是集中居住的乡村，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况且，居住在城里，跟贵族与否并没有关系。

        也许，正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潮，拿不出手，又赶上改革这么多年，不少人有了点闲钱，可供折腾，于是就拼命地追求贵族，急切之间，又找不到学习的榜样，只好凭着一点皮毛的印象，胡乱追起来。按说，追求贵族，向往教养、品味，倒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咱们某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点追求，想给自己和子女上台阶。只是追得往往不是地方，不知道弹钢琴、跳拉丁舞甚至打高尔夫，并不等于贵族。教养，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氛围，来自教育，来自书籍的滋养。无论如何，一个只有琴谱、时尚杂志的家庭，是培养不出气质高雅的人来的。传统的中国，没有贵族，但是有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标志，不是某种我们现在热衷的零碎技巧，而是读书的传统。

        已经有太长时间了，国人总是对自己不自信，而农民的底色，恰是我们某种不自信甚至自惭形秽的根苗，追捧贵族和贬损农民，其实都不过是这种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和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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