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关村出现了一家农贸市场，那是新事物。去看过吗？人们互相问。

        我也去了。哎呀！只觉五光十色。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大葱雪白，青菜碧绿，黄瓜土豆西红柿，真是十分可爱。当时的欢喜，简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

        不久，路边有了摊贩，又有了一些小杂货铺、小饭馆。人们从长久的束缚中解脱了，一点一点尝试着吸进新鲜空气。

        转眼已是八十年代中叶。一个细雨蒙蒙的秋天下午，我和外子仲从颐和园出来，走过牌坊去乘公共汽车。“那里有一家西餐馆。”仲指着斜对面不远处。“我们去看看。”我说。那时的我，什么都要看看。

        门口挂一个小牌——维兰西餐馆。院子很小，屋子也不大，只有三四张桌子。因时间还早，并没有客人。一位中年人迎出来，大概是店主了。“吃西餐吗？”他问。我们坐下来，那中年人自去厨房。

        店内陈设简单，桌上倒是铺了台布。我的座位可以看见厨房，那中年人正带着一个助手在操作。菜做好了，中年人走出来，和我们攀谈。他姓郑，原在“法国府”任厨师，允许个体户开业后，出来开这家餐馆，已经两三年了。

        “尼克松来参观过。”郑经理指指墙上的照片，那是尼克松第二次来华时的留影。

        他的手艺很好。我和仲常记得那蒙蒙秋雨，那家小店和美味的汤。

        当时，父亲已不大能出门，我托人到维兰买他喜欢的炸虾，告诉他今天有这个菜，他总是很高兴。他往往是知道要吃什么，比真的吃到还高兴。

        九十年代初，又一次从颐和园出来，看见东宫门南边有一个大门，挂了很大的牌子，写着维兰西餐馆几个字。原来它迁到这里了，里面是两层楼，扩大多了。

        一次，和王蒙贤伉俪游香山后，在此处同进午餐。那天，谈得较多的是义山诗，王蒙对义山诗的见解，多出于平常心。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感悟。若一矫情，就拐了弯，不对路了。

        又过了些时，维兰又不见了。一个住在附近的亲戚告诉我们，它迁回原址了。它确实迁回原址，不过气派已经大不一样。它和整个社会同步前进，已经不再是“乡镇企业”。从门脸到店内陈设，都有些洋了。唐稚松学长特邀我们一聚，选在维兰。饭间，稚松学长念了一首小令，我不大懂他的湖南口音，要他写在餐纸上，现在只记得结尾几句：“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得千山响。”我们都喜欢这首小令。

        以后，没有人提起那西餐馆。一天，在报纸中夹了一份广告，通知维兰又搬迁了，迁到中关村一座楼内。这时的陈设已颇优雅，每张桌上有一个小花瓶，插了一朵康乃馨。郑经理坐在店角的一张椅上，已是老人了。

        杨振宁先生的二弟振平，偕眷来京，来看望我。他是我的弟弟钟越中学时的挚友。他们常在昆明文林街上一起走。钟越瘦长，振平较矮。我还记得那景象。我们到维兰进餐，说起许多往事。他说一次在我家，他和钟越一起看一本笑话书，笑个不停。我问他们为什么笑，他们不肯说。自复原以后，他们从未见过面。

        母亲没有看见中关村的农贸市场。后来农贸市场以早市的方式出现。畅春园附近有早市，后又迁到圆明园西侧。前几年偶尔去过，看着各种东西都很平常。想想七十年代末的感觉，那时真是可怜。

        早市之外有超市，超市里面的东西极多，又很方便。这应该都是母亲关心的喜欢的。母亲于1977年10月3日离开了我们。她完全没有赶上变迁。

        以后，又一个亲戚说，她曾请人到维兰进餐，到了那座大楼却找不到。说是又搬迁了。

        没有广告出现，我们几乎忘记了这家餐馆。一天，乘车经过万泉河路，同伴忽然说：“维兰搬到这里了。”果然路边有一家店，几个顶端弧形的大窗连着。现在的门脸，不仅很大，而且极洋。

        我又去了这家餐馆，桌椅陈设又升了一级。尼克松留影仍在壁上。墙上挂了大幅横标，他们正在举行26周年店庆。而且一定还会有所发展。遗憾的是，菠菜泥子汤已不如在那俭朴的小院，和着蒙蒙秋雨所尝了。

        也许，这些年尝过的东西太多了。也许，一起品尝滋味的人没有了。也许，胃里虽然丰富了，头脑却还没有足够的自由驰骋的空间。我望着汤盘发愣。我不挑剔。

        我有一张五人照片，上有父母小弟，还有仲和我。时光流逝，把他们都带走了。

        只有我踽踽独行，在不断变迁的路上，向着生满野百合花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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