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在这次见面一开始就保持一种老僧入定的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论是里基·塔尔讲的故事，还是奥立佛·拉康或彼得·吉勒姆偶而的插话，他都不为所动。他在椅子上靠着背坐着，短腿蜷缩，脑袋低垂，胖乎乎的双手交叉地放在他鼓鼓的肚子上。他低垂的眼皮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已经合上了。他的惟一动作是拿下眼镜来用领带的绸衬里擦一擦，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上去仿佛浸泡过了，赤裸裸的，令看到的人很不好意思。但是，他插嘴的话和在听了吉勒姆解释以后发出像老学究那样空洞的声音，现在对在场其他人变成了一种信号，引起一阵椅子的移动和清一清嗓子的声音。

        奥立佛·拉康第一个说话：“乔治，你喜欢喝什么？要我给你倒一杯威士忌吗？还是别的？”他请人喝酒，态度显得很关心，好象是给别人吃治头痛的阿斯匹灵。“我刚才忘记问了，”他解释道，“乔治，来一杯提提神吧。究竟是冬天呀。是不是有点凉飕飕的？”

        “我很好，谢谢你。”乔治·史迈利说。

        他想喝的倒是一杯新煮的咖啡，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他也记得奥立佛·拉康家的咖啡很糟糕。

        “彼得·吉勒姆呢？”奥立佛·拉康挨个问。不，彼得·吉勒姆也觉得不能喝奥立佛·拉康的酒。

        他没有问里基·塔尔要喝什么，里基·塔尔就继续说下去。

        他说，他对伊林娜的出现没有惊惶失措。他在没有进屋之前就想好了退路，他就马上按此行动起来。他没有拔出手枪来，也没有伸手按住她的嘴巴；他没有搞这一套把戏，他只是说他是为了一件私人的事来找鲍里斯的，他很对不起，但是他要坐下来等鲍里斯回来。他用很地道的澳大利亚口音——非常适合一个从南半球来的生气的汽车销售商——解释说他不想多管别人的闲事，但是他决不让一个连寻欢作乐的钱也没有的倒霉的俄国人在一个夜里就把他的女人连钱一起偷走。他越说越气：但是把声音压得很低，看那女人的反应。

        里基·塔尔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进鲍里斯的屋子是十一点三十分，离开时是一点三十分，还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见面。这时情况巳完全颠倒过来了：“不过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干什么不规矩的事。可以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对不对，史迈利先生？”

        这种无心的讽刺似乎触动了乔治·史迈利的心事。

        “对。”他乏味地同意。

        伊林娜在香港的出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西辛格也不是非知道不可的。她本人就是贸易团的正式团员，她是个收购纺织品的专家。“想起来真叫人不相信，她比她的老头儿还更合乎条件。她的脾气完全是个孩子，从我的胃口来说，有点女学究气，但她年轻，不哭的时候，笑容动人。”里基·塔尔奇怪地有点脸红，“跟她在一起很有趣。”他坚持这么说，好象是同众口一词的相反意见在辩论，“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来的托马斯先生在她生活中出现，正好是她为冤家鲍里斯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她以为我是个从天而降的天使。她能够找谁说说她的丈夫而那个人不会借机害他呢？她在代表团里没有谈得来的人，她说，甚至在莫斯科，她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不会了解你一边到处跑一边又要保持破裂的关系是什么滋味。”乔治·史迈利又陷于沉思出神状态，“一个旅馆接着一个旅馆，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甚至不许同本地人随便谈话，或者同陌生人笑一笑，她就是这样形容她的生活的。史迈利先生，她认为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因此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而且床头总有一只空伏特加酒瓶为证。为什么她不能象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生活呢？她不断地问着这句话。为什么她不能象别人一样享受阳光呢？她喜欢游览，她喜欢外国孩子，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生来自由，无拘无束的孩子？她不断地说：生下来就无拘无束，生下来就自由。‘我是个乐天的人，托马斯。我是个正常的、喜欢交际的女人。我喜欢与人来往！我喜欢他们，既然我喜欢他们，我为什么要欺骗他们？’接着她又说，但问题是她很早以前就被选拔来做这种工作，这就把她冻成了一个老太婆，同上帝隔绝。因此她才喝了酒，痛哭一场。这时她仿佛已经忘了她的丈夫，而且，还因为发了一通脾气表示很抱歉。”他说话又迟疑起来，“我可以嗅出来，史迈利先生。她身上有金子。我一开始就可以嗅出来。先生，他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伊林娜就有力量，也有才能。她可能有点固执，但仍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拿出来。我遇到一个慷慨大方的女人，我就能凭直觉感觉得到，史迈利先生。我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个女人是已经下了决心要对我慷慨大方的。我也不知道怎样说来解释直觉才好。有的人能够感觉到地下有水……”

        他似乎在等候同情的表示，因此乔治·史迈利就说：“我明白。”伸手搔一搔耳根。

        里基·塔尔表情之中带着一种奇怪的依赖的样子看着乔治·史迈利，他沉默了一会，时间显得长了一些，最后说：“第二天早上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退了机票，换了旅馆。”

        乔治·史迈利突然张大了眼睛：“你对伦敦是怎么说的？”

        “我没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自作聪明的傻瓜。”彼得·吉勒姆说。

        “我怕彼得·吉勒姆先生会说‘当即回国’。”他答道，会意地看了彼得·吉勒姆一眼，但没有得到回报，“你知道，很久以前，我初出道的时候，曾经犯过错误，中了美人计。”

        “他上了一个波兰女人的当。”彼得·吉勒姆说，“他当时也凭直觉感到那个波兰女人是慷慨大方的。”

        “我知道伊林娜不是美人计，但是现在我怎么能希望彼得·吉勒姆先生相信我呢？没有办法。”

        “你告诉西辛格了没有？”

        “没有。”

        “你推迟回国，向伦敦提出什么理由？”

        “我原订星期四起飞。我估计国内的人要到下一个星期二才想起我来，特别是鲍里斯是只死鸭子。”

        “他没有提出理由。管家星期一算他旷工，”彼得·吉勒姆说，“什么规章制度他都违反了。不是规章制度，他也违反。到下一个星期中间，甚至比尔·海顿也发脾气了。我得硬着头皮听着。”他悻悻地说。

        不管怎么样，里基·塔尔和伊林娜第二天晚上碰了头。第三天晚上又碰了头。第一次碰头是在一家饭馆里，没有什么进展。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别人看到，因为伊林娜怕得要死，不仅怕她丈夫，还怕代表团里的保卫人员，里基·塔尔叫他们猩猩。他请她喝酒，她谢绝了，还全身哆嗦。第二次碰头的那个晚上，里基·塔尔还没有放弃，仍等待着她慷慨大方起来。他们搭电车到维多利亚山顶，挤在穿白色短袜和戴着遮阳帽的美国太太中间。第三次他租了一辆汽车，带她在新界兜风，最后因为距离中国边界太近，她突然害怕起来，于是他们又折回到港口这边来。不过，她对这次兜风还是很喜欢，不断地谈到一路上景色的美丽，还有那鱼塘和稻田。里基·塔尔也喜欢，因为这次出游向他们两个人都证明，没有人盯他们的梢。但是用他的话来说，伊林娜仍旧没有打开行李。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一开始就假装是澳大利亚人托马斯。我跟她鬼扯了不少关于在阿德莱德郊外的绵羊场，还有城里大街上有玻璃落地窗户的房子，在灯光照射下的‘托马斯’三个宇。她不相信我。她点着头敷衍了一会，等我把话说完，然后她说‘是啊，托马斯’，‘不，托马斯’，完了就说别的了。”

        第四天晚上，他开车到俯瞰北岸的山顶上，这时伊林娜告诉里基·塔尔，她爱上了他，还说她是莫斯科中心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而且她知道里基·塔尔也是同行。从他态度警觉，听人说话时眼神贯注，她可以看得出来。

        “她以为我是英国谍报上校。”里基·塔尔板着脸说，“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觉得她大概快要疯了。她说起话来有一半象个廉价小说中的疯疯癫癫的女主角，有一半又象个有教养的好姑娘。她最喜欢英国人。她老是说，英国人是君子。我给她买一瓶伏特加，她一下子就喝掉半瓶。为英国君子干杯。鲍里斯是主角，伊林娜是他的配角。这是一出夫妻搭档的戏，总有一天她要跟潘西·阿勒莱恩直接对话，单独向他报告一个大秘密。鲍里斯是在收买香港的商人，附带给当地苏联常驻站传递情报。伊林娜当通讯员，译出微点通讯，帮他收发无线电报，速度极快，使人无法偷听抄收。理论上是这么计划的，懂吗？那两个夜总会前一个是同他本地联系碰头的地方，后一个是万一碰不上头的退路。但是鲍里斯实际上只想喝酒，追舞女，浇愁解闷。或者出去散步，一去就是五个小时，因为他没法同他妻子呆在一间屋子里。伊林娜只能哭着等他回来，或者喝得烂醉，想象自己单独坐在潘西·阿勒莱恩的壁炉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内幕和盘托出。我在山顶上坐在汽车里，让她不停地说着。我没有动，因为我不想打断她。我们看着港口上暮霭渐降，可爱的月亮升了起来，农民们带着扁担和煤油灯走过。我们只需要等亨弗莱·鲍嘉穿着夜礼服登场了。我的脚踩着伏特加酒瓶，让她说下去。我一动也没有动。这是事实，史迈利先生，这是事实。”他说，是希望别人相信他而又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乔治·史迈利的眼睛紧闭，他对一切呼吁都无动于衷。

        “她就这样开了头，”里基·塔尔解释道，好象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他没有参与其间，“她把她的一生经历都告诉了我，从生下来一直到遇到托马斯上校，那就是我。妈妈，爸爸，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鲍里斯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我真实姓名，工作姓名，旅行的时候和发电报的时候的伪装姓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我看她的那套变戏法的道具：可以暗藏密码报告的钢笔，秘密照相机，等等，应有尽有。‘等潘西·阿勒莱恩看了不知会怎么说。’我对她这么说，顺着她。都是大批生产的货色，不是什么精制的东西，不过材料还是头等的。最后，她和盘托出了苏联在香港的常驻站的全部情况：跑腿的，安全联络站，信箱，等等。我费了好大劲才记住。”

        “你还是记住了。”彼得·吉勒姆没有好气地说。

        是的，里基·塔尔同意；他差不多记住了。他知道她并没有把全盘情况都告诉他，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刚成年就当了特务，要讲真话不容易，他想，作为开端，她已经不错了。

        “我有点同情她，”他又用那种假坦白的口气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属于同一波长，互相没有干扰。”

        “可不是。”奥立佛·拉康难得地插了一句话。他脸色苍白，但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由于百叶窗的窗缝里漏进来的晨曦所造成的，则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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