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也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就那么说：『如果你觉得我很怪，那是因为我真实。』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为了保持你一开始就认为有的真实，而叫我自己不管在内在、或外在，都必须恒常的保持着怪怪的。」很饶舌。在许多年之后，我总还是那样的跟好兰迪抱怨着。「没有人说粗糙就不美好啊！你知道在那种充满了美声和修修补补的合成音乐的时代里，粗糙，反而是一种难得的真实和美感呢！」好兰迪，总是信心满满的那样解释着。而这其实也就正好解释了，这十年来我们对台湾新音乐的发展过程里的某种迷思。随着新世纪和网络信息的泛滥，「全球化」这样的潮流，正像是无法找到疫苗的瘟疫一样的冲击了各式行业与文化。「失根的兰花」是早十几、二十年前就不断的被提及的一个意念、一个图象。是一种不肯随波逐流而攀附在原来的位置上却常被讥为食古不化的迷思。什么样的音乐才是负责的、良心的，在我进入这行之前就已是一场激烈的论战。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常常听见人们这样对我说：「其实，我还是觉得你以前的唱片比较好，后来的都太商业了。（要不就是后来的都太混沌、太艰难。）」这真把我搞迷糊了。好像是人们在这家伙苟延残喘了几年之后，突然发现了他的存在，试着去接纳他。但却为了表示自己某种，特殊的品味，却吝于与人分享。我们常常形容，唱片业其实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显然是因为它有着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也就催逼着我们在新的唱片制作过程中，不允许让过去的缺憾再发生。然而，新的缺憾又在新的专辑中产生了，如此，我们就不断的在制造，也不断的在遗憾。于是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后来的唱片是比较接近没有缺憾的。但是，当你努力的撑了那么久之后，却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觉得你以前的唱片比较好。」「是好听，还是感觉好？」我总是会这样问。「说不上来。」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这样。这简直是在说，有一部分的人比较喜欢较多缺憾的作品。还是，我在这一路的演化过程里渐渐失去了让人喜欢的某些特质。「童真、天真、纯真……」成长的过程里一路抛弃的，一定是这些东西。那是意味着一件更趋于成熟或远离缺憾的作品，它也就更远离纯真。我们在聊到当年对唱片业的一股热情时，有些行径无疑是很奇怪的。想到第一张唱片的企划与付印完成时，大家都很兴奋，看着那张长宽几近一米的大海报时，突然有种错觉。「好兰迪……，我们一定要把卖唱片弄得像在革命吗？」那时候，台北市里，新的环境保护法，刚刚才公布，一早就有人跑来警告我们说在市区里随意的贴海报是要被罚的。也正因为这样，更激起了我们的斗志，认为违法的事情，更符合摇滚的叛逆精神。就决定要在环境保护法则颁布的当下，趁着夜里去张贴我们的唱片海报。东区敦化南北路到南京东路一带，就由我和炮林、好兰迪，开着公司的七四七小货车去完成。「要避开条子喔！千万要记得！」好兰迪跟负责西区那些人说着。而我才怀疑条子对我们到处张贴海报的事感兴趣吗？我抱着一迭一迭的再生纸海报，望着海报里那张咧嘴笑着的脸孔，还挺生涩的。一点都不觉得是我自己。两行粗黑的字：如果你觉得我很怪，那是因为我真实。是好兰迪那家伙想出来的案头。而这句字，也就像咒语一样的缠住了我，多少也影响了我后来对唱片业的态度。我们在夜里十点出发，专挑些人已渐渐散去的闹区去张贴。炮林开车，好兰迪说他身形高大容易被注目，就叫他在车内上浆糊，我只好硬着头皮，捻着那张上浆糊的海报遮住自己的脸，快速的跳下车门，穿过人群，在人们发现海报那张脸的主人，就是贴海报的人之前快速的、羞赧的转身离开。「挺糗的！」我跟好兰迪抗议着。「妈的，摇滚乐就是这么回事。」我看他额头冒着汗，他真是兴奋极了。就这样，不敢说我是流行音乐史上第一个去为自己贴海报的歌手，但相信后来大多唱片公司捧上天了的娇娇女、娇娇男们，再也没有这样子怪异的行径了。那是一个什么事都得自己来的时代。没有特别尊贵的艺人，演艺事业大抵都还停留在康乐队的形态上。严格说来，踏入这行也都是为了生活多，兴趣都还不是主要因素。其实我一直都喜欢那样的感觉，艺人和明星终究还是不一样的，明星有着太多的吹捧和虚假。然而人终究是嗜血的，与其说人们对明星虚华的浮面感到兴趣，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人们对明星虚华之后的悲凄、破败更感到趣味。然而，建构在虚华的表面之下的破败，却常常是成一定比例的。来到南京东路那栋还没有烧毁之前的中华体育馆前时，我们停住了车，聊着昨天夜里的事，并且议论著，要不要把海报贴在 Stevie onder 的旁边……「想起来真像黄春明那篇著名的小说︿莎哟娜啦，再见﹀是不是？」我们坐在车里聊着。「多少有点罪恶感。」我们都同意。是前一天夜里，一样是我和炮林、好兰迪。主办 Stevie onder 在台湾演唱会的倪桑找我们去帮他一个忙。「我在曼谷跟他们接头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白说了，说他们的乐团与工程先头人员到台北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他们去花一下。操！搞什么音乐，看起来在曼谷玩疯了，一票老外，黑的、白的、口没遮拦的。」「一定要这样作贱自己吗？」我们都有点民族情操起来了。「那怎么办？约都签了，钱也拿了一半了，到时候，给弹得要死不活的怎么对观众交代？」「问题是要去哪儿呢？」「这倒是打听好了，只是有点瘪罢了，但要麻烦你们了。」「你不去也好，省得人家看扁你大哥，我们当小弟的就交代着办了。」我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心情，吃花酒倒也不是没有领教过，接过倪桑那迭钱，三个人开着公司的七四七小货车，往饭店去接人时，各有所思的。按着倪桑给的地址，挤了一车十来个黑的、白的死老外，来到了民族西路的一家旅店门口。有点悲凄的上了楼。老外兴高采烈的，要不，「妈的，哪天我也要去美国玩几个老外。」炮林估量着死老外听不懂台语的诅咒着。好兰迪英文好，坐定了之后，几个老外追着他问要这、要那的。「拿酒来，拿酒来……」炮林对着陪笑的妈妈桑说，看来我们都同意要先老外之前把自己灌醉，更何况这些死老外显然醉翁之意也不在酒。酒过半巡，门外突然吵了起来，以为是条子临检来了，那才乐得轻松。不料是 Stevie onder 那经纪人老哥，拉着一个女孩叫嚷着。「我才不要做黑人哪！我不管你说什么种族岐视的，我也有我的自由，我才不要服务这个老黑哪！」叫得整栋楼都骚动了起来。我真他妈的心里面暗爽，看那老黑气急败坏的像颗热锅上煎过头了的煎饺。民族情操在此发扬光大，三个人只差没叫了起来。「老外很不爽。」好兰迪跟妈妈桑解释着。「干！他们不爽我们更不爽，说好喝喝酒的，那种事可得要两情相悦才行的。别当我们不懂英语，刚刚就打听出来，他们今天才从曼谷转过来的。谁知道这些搞乐团的，吸毒、杂交，什么都来。我们小姐染了病怎么办，去找谁要去？」「要不就乖乖的喝酒，要不请便。」几个老外听完劝解之后，倒也体现了外国人天真的一面，真的乖乖的像退了毛的公鸡颓坐在一旁。「真无奈！」我们回过神来，三个人停在中华体育馆前都那样的想着。「搞乐团的真的给人家这样子的印象吗？」我问好兰迪。「什么印象？」「记不记得昨晚那个生气的妈妈桑说的。说什么这些搞乐团的又是吸毒的、又是瞎搞的，什么都来，听了真教人沮丧呢！」「怪谁呢？我们给人家的印象不都是这样吗？还有人干脆不就说了，说是搞乐团的三要素。」「三要素……？」不怎么明白，我只知道「爱情」是第五元素。「性、暴力，与毒品！」好兰迪带着权威的语态那样说着，他常常都是那副狗鸡巴权威，可也就是他可爱的地方吧！那好了，现在我知道「性、暴力与毒品」是搞团的三要素，想我自己生来就懦弱，总是打架里挨扁的份，暴力已构不成我生命中的情愫了。而性呢？嘿！嘿！嘿！谁不爱呢？我当兵时候的绰号，还叫做美屁股呢！至于毒品呢？他们说酒精就算是一种毒品，那我可没饶过它。看起来，如果我没能搞好团就应该是我的暴力成分不够了。说的也是，你看那些搞团的不就是那些死样子，留着莫名其妙的长发，白天里见着了，莫不病恹恹的样子，大热天里还穿着补丁的皮衣，果真是一副欠打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构着，应该从搞乐团的人里除名。好兰迪拿着我的海报径往中华体育馆的票亭口走去，已是深夜了，边上没什么人迹，远远的就瞧见 Stevie onder 的那张脸对着我们笑。「真是大手笔。」那么多的海报怕不要在可以装上一万人的这馆子墙上贴上一圈。「一万张的票，全部卖光光，倪桑怕不赚翻了。」「想得美，都叫那些老外A走了。」好兰迪比较知道内情，我想也是这么回事，似乎是从那些日子里开始的，也许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吧！不过台湾人向有外国月亮圆的偏执心理，什么外国来的阿猫阿狗，一概都捧上了天，要不我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要不我就真是「全球化」的实际受害者。有些事想起来其实还是有些义愤填膺的，我老怪我自己在娱乐圈那么多年了，也没能把脾气修好。不过，通常牵涉到国际间的，或者你说是土洋大战的，我就不吃这套了，莫不是民族主义情结作祟。有些事真是不容易忘记，像带着外国乐团去玩乐吃花酒的事，像办了演唱会却老把大把钞票捧上取悦了外国人的事。我们的国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吗？但是有圆到那种程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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