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第七次会上，做了第一次检讨，被斥为“向党进攻”；又在8月31日第12次会上做了第二次检讨，被斥为“虚伪”。她实在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才好，于是向党组请求帮助。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等人同她谈了两次话。

        在帮助丁玲的第一次谈话中，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是周扬引出的话头，他提议要丁玲谈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况和自己写过一个条子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人听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并且问丁玲，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丁玲说：“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做结论，离开延安时我去问过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我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是照着做了的。1952年我也给安子文同志写过信，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谈。” 刘白羽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

        2001年1月25日，刘白羽同志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1955年的情况：周扬有一天跟我讲，要谈丁玲的历史问题，你不懂，历史问题很重要。周扬召集邵荃麟、阮章竞、林默涵和我，在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把丁玲找去，要她谈“历史问题”，这样一来，就转向了。

        丁玲究其一生，最遭人怀疑的，遭攻击最猛的，就是1933年5月到1936年9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三年，当时，她始终拒绝为敌人做事、写剧本、编报纸，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辞，并且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终于在曹靖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但是，为了应付敌人，早日获取自由，丁玲曾经写过一个纸条，内容是“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以示自己的消沉，1943年她在延安审干时，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事情。周扬十分清楚，这是丁玲浑身上下最脆弱的一环。在批判丁玲“反党”的时候，他出其不意，朝着丁玲的要害处猛刺了一枪。

        丁玲晚年在回忆任弼时同志时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

        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和李富春副部长的签名。陈云特意告诉丁玲，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2003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当时，陈云同志要中组部把这个结论复写了一份交给丁玲保存，还在上面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陈明说，现在看，陈云同志这个做法真是有远见，好像就是要预防以后搞运动时会有反复，有人会揪辫子。

        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帷幕辉煌落下，会议大获全胜，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从8月6日开始揭批丁玲“反党”，整整一个月，搞出一个“反党集团”！

        周扬最后发言说：“丁玲、陈企霞是反党的联盟，不是为实现党的方针，而是为个人野心，权力欲望。”反党联盟“是反党情绪的结合”。“丁玲反党联盟同胡风不一样，丁玲是党内的，其中是否有反革命，值得追查”。

        大概因为黎辛一直为大会写简报，会议结束后，刘白羽来找他，要他代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起草一个报告。黎辛想：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其他那些事情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他想不通，便推辞说：“会上说了那么多事，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我都不清楚，怎么写？”刘白羽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总不能把会上说的事情全部查清楚才向中央写报告吧。你还是先写，你举例说到的事情我们负责查对核实。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在整个丁、陈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中国作协党组9月3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列举了二十几个“罪证”，这些“罪证”绝大部分未经过查对核实。他们依据这些未经查证核实的所谓“证据”，就给“反党小集团”定了案，并上报中央！因此在1957年6月整风开始后中国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有人批评这个报告是“欺骗中央”！

        不能否认，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揭发”出来的“罪行”，必定有道听途说的，有添油加醋的，甚至也有望风捕影无中生有的，“利害大于是非”，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揭发者或由于品质，或由于觉悟（相信党相信领导），或由于胆怯等等，何况有一些“揭发”还是“动员”或“引导”出来的。中国作协党组的主要领导，都是参加革命二三十年的老同志，也曾参加和领导过多次政治运动，如何定性，怎样结案，他们应该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断送一个同志的前程，甚至致人死境。这样的教训，这样的例证，他们不仅听过见过，有人也曾亲身经历过，深受其害，切肤之痛。可是为什么到了自己手下，对于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级、老部下，竟然能够狠得了心，下得去手，必欲置之死地呢？于理于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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