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简明扼要地追述一下莱夷人的历史。这颇困难，但我还是想努力寻觅一个“原来”——我知道任何类似的企图都会大有争议。比我更为“好事”的大有人在，他们引经据典的能力并不逊于我。不过这在我也是必做之事。长久以来我都疲于奔命，几乎没有时间做出这些梳理。而关于一个民族的任何追忆，都不可能不影响到时下正在形成或遵循的义理。也就是说，我及我的同道走到了时下一步，是必须如此的。

        只要稍稍回眸，就不能不为自己所从属的民族而自豪。这是一种源于血脉的情感，它并不能淹没清晰的思路，尤其不能淹没至善的义理。我的莱夷族是后来中原大族所蔑称的“九夷”之一。“九夷”后来的变故多到不可言说，其名称由于时间的久远、复杂的演化，已大致不可据信。但“莱夷”肯定在“九夷”之中。夷族居于东方，黄河下游、濒临大海，拥有当时天下至为发达的文化：发明了陶器和文字。历史上记载的“孔子欲居九夷”，即是这位游说访学之士最后的选择。他的选择当然出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考虑。“九夷”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几经变迁，分化瓦解到惨不忍睹。他们经受了来自西部强敌的进逼，不断向东退却，最后全部缩居于一块不大的滨海地区。这个过程不堪回首，灭国的灭国，迁居的迁居，降附的降附，其中大部已融合得无有踪迹。

        莱夷族是“九夷”之中最为强大和倔强的一个部族。它由若干个胞族组合而成，其中最有影响的又是其中的两个胞族：孤竹和纪。他们好比是“莱夷族”两兄弟，在纷纭复杂、酷烈壮阔的时世有令人泣下的行迹。我不得不说，像所有英雄部族一样，他们的悲欢离合、从兴起到衰亡的真实历史，就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史诗。

        莱夷族起初是一个游牧民族。它在遥远得无法追述、几近淹没的历史年代里就定居在东部海角，其中心地区即黄县莱山北麓；距莱山二十余里的归城故城，那高大的夯土城墙屹立风雨，千年尘埃也难以淹没。许久以后的考古学家对待复杂的历史往往会有眼花缭乱和犹疑不决之时；比如说他们会把归城莱国故地误为齐灭莱之后由临淄一带迁移。其实归城故城是莱夷人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城邑，在长达几千年的时光中都是莱子国都。远在夏代甚或更早，它们的势力范围已达泰山以南地区；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也属于莱夷人治下。这是当时天下最为富强的东方大国。

        莱夷人在东部海角定居的时代，老铁山海峡还没有发生陆沉。从海角到辽东半岛的遥远路程可以骑马穿越。所以这个游牧民族自从远古时期就自由来往于北至贝加尔湖南岸、东至高句丽半岛、南至胶州湾这样一片不可思议的巨大陆地。从当时的地理版图上看，其国都定位于后来的海角地带是颇有远见的。当时看不出地理意义上的狭窄感；而后来由于打通了海上通道，地理上的偏僻和局促就更不存在。至于这个骑马民族如何缘起，又经过了哪些更早的分合衍化，已难以追述；人们只好无一例外地求助于神话。从有文字可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莱夷族是生存于黄县海角一带的“土著”。他们擅长骑射、冶炼和丝织，发明了文字——直至西部狄戎、鬼方、白狄族东侵，再到秦统一文字，历经了几千年的融合演化，文字仍源于莱夷的发明，并能跨越八千年风烟，直接呈现于后人。丝织业的繁荣传统在八千年后也不会淹灭。其时的“现代人”将会在半岛地区看到最为华美的丝绸。至于冶炼，那更是无可驳辩地直接记载于文字：“铁”字的“失”部即由“夷”字转写。由于莱夷人的国都位于老铁山南部，铁矿资源极为丰富，莱夷人就在海角地带建立了庞大的冶炼的基地。

        我认为莱子国在西周以前时期达到了强盛的顶点。这是不同胞族合力开拓的结果。孤竹与纪这两个胞族起到了中坚作用；而纪族又是最强大繁荣的一个胞族。莱子国自西周之后走入了低潮期，但这个过程极其缓慢，远比后人认为的要缓慢得多。有人把莱子国的衰变完全归之于纪与孤竹的分裂和相互背叛。这是非常荒谬的。两个胞族间有过龃龉，但尚不可以称之为“背叛”；“背叛”不能让整个胞族承担。莱子国的衰败萎颓是不可挽回的运命。

        令人一直费解的是，历史上为什么一再发生这样的事实：比较落后的民族取代了比较先进的民族聚居权。这已是一个不变的结论。中原以及东部生活比较优越，当文化落后的民族取得了聚居权之后，往往又会被更为落后的民族所驱逐。那一段的历史图表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做出这样的阐释。以莱夷人为代表的诸夷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却在最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社稷，有的甚至几近灭族灭种的悲境。

        莱夷人有一个强大对手：周。周的势力从中原一带扩展到黄河以东，终于主导了泰山以东广大地区，迫使莱夷人迅速东撤。其实周人的族居地也并非中原。周之后人总乐于说自己的始族为轩辕氏黄帝，完全是出于一种虚荣；另有一说为“东海人”，也出于同样原因。周氏族其实是源于比较落后的白狄族；白狄族与犬戎、鬼方等都是古代同以“犬”作为氏族图腾的北狄族，他们的居地最早在西北部。远在夏代以前，白狄族的一部就沿黄河来到中原地区，他们是姬、姜两个胞族。有人说姜太公是“东海人”，自然非常荒谬。白狄族因其落后而在中原颇受歧视，所以后人总是抹去自己的血缘痕迹。他们把姜太公说成“东海人”，又说成是中原土著（河南汲县人），显然都出于这样的目的。

        姬和姜姓的婚姻，使两个胞族结成了更为紧密的部落。周氏族在中原立足之初与夷族有过极为美好的合作。其莱夷族的孤竹一部即在泰山以南、黄河中下游一带与周人过从甚密。孤竹曾不无争议地将一块富饶的属地划给了周氏族，这其中的代价是什么一时还难以明了，但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周氏族与莱夷人值得怀念的合作期当是这一阶段。“鱼族”作为周氏族中的一个胞族，也属于姜姓；而“赢”姓属于另一胞族“黾族”。他们都是白狄族的后裔。秦始皇姓“嬴”，也不难寻其血缘流脉。有人称其为“狄戎之王”，并不显得多么唐突虚妄。

        周氏族中的“鱼族”曾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大族”。在历次复杂的战争和兼并、融合之中，后来已被消失得几乎杳无踪影。在悠远的古代，它显然经历了一段极为痛苦的时期。这当然不排斥后来越来越强大的周氏族的内部分裂。当年与孤竹合作最好的就是这个鱼族；同时也可以预想，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的结局会是什么。它导致了周氏族内部的分裂。有一个时期——想必是至为艰难之时，鱼族人的足迹遍布东部，这显然是莱夷人对其施与的特殊恩惠。再到后来，当莱夷人与周氏族彻底决裂、发生了所谓“东夷四国结盟反周”的事件时，鱼族倾向并参与了夷族的行动。这是一个重要事件，是不同的氏族融血的过程。

        所以面对复杂难言的史实，我渐渐已不满足于以族划界，一味排斥狄戎。那将是狭隘和浅薄的做法。因为在漫长的演化融合过程中，有时血缘的关系远非是第一要素。不同的部族可以在不同的物质文化环境中寻找共同利益，共赴同一种运命，完成同一种义理。我提出了这种推论，虽依据了强大的史实依据，却遭到了太史阿来的剧烈反击。他是个“血缘至上”论者，在不顾基本史实、歪曲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抛出了一整套谬论妄言。后代人强做攀附、无中生有地寻找某些血缘佐证以求得结论的做法，简直与之如出一辙。

        后来人不止一次地得出“万族归宗”“万世一系”的结论，说华夏大地诸色人等差不多皆出于“炎黄二帝”；有人甚至画出了“黄帝像”，这就更为可笑。因为无论“黄帝”还是“炎帝”都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只是氏族的名字。传说仅是传说，不能认虚妄为事实。如果根据正史的记载，黄帝乃少典之子；而少典乃炎帝神农氏所生，这又把黄帝族与炎帝族合而为一，此说本身也就彼此矛盾。

        真实的情况显而易见要复杂得多。无论是“黄帝”还是“炎帝”族，也无论是“九夷”还是源于“白狄”的“鱼族”及其他，在漫长不可考据的演化之中都经历了地理与血缘的巨大演变；因自然灾变和战争而造成的迁徙：混合、分化以及融血，其具体渊源已完全难以测知。因此我即便极为重视“血缘”，即便赖此寻觅和确定自己的情感脉络，那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去做一个“世界主义者”了！

        论如何，历史上的周氏族与莱夷族之争是至为遗憾的事情。类似的遗憾在古今历史上尽管屡见不鲜，我也还是感到了十分痛心。这当然不仅因为它导致了莱子国的衰败。这场争端引发了剧烈的战争，并产生了莱夷族内部——孤竹与纪的反目。两个兄弟胞族的失和也是一个氏族衰颓的重要动因。

        曾有人认为孤竹与纪的争吵不休以至最后分道扬镳是对族上遗产的争夺；还有传说认为仅是为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甲胄、一只日行千里的宝马发生口角。这皆不足信。他们矛盾之不可化解，必定与莱夷和周氏族的历史性争斗有关。关于“孤竹的背叛”更不足信。在激烈复杂的氏族战争中，彼此的俘获、降诚常常发生，但就整个孤竹而言还是至为清白的。他们与纪的和解过程也将有助于说明缘由。

        早在殷人入侵莱夷的时期，孤竹就曾与纪分手，远途跋涉穿越老铁山海峡北上；但那不是反目，而是与殷人斗争的需要，等于是一场战略转移。当时的周氏族尚未成气候，他们倾向于孤竹，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合作，有了孤竹分割属地，让来自西部的白狄一支有了栖息之地。当时殷与莱夷人的战争甚为酷烈，莱夷一度丧失了西部大片土地。迫于形势的严峻，莱夷人北上寻找新的栖居地也完全必要。大约是几十年之后，北上的孤竹立足已稳，同时莱夷与殷人的关系也趋于稳定，这时孤竹的大部才重新沿老铁山海峡返回海角。

        后来的周氏族对莱夷人的反目为仇，使两个氏族间的关系大为复杂化了。起因颇为曲折难索，但必定与周氏族内部的强大胞族鱼族有关。鱼族是一个强盛而慷慨的白狄族分支，他们与莱夷族中的孤竹曾有过精诚合作。这就在客观上损害了周氏族的利益，于是先产生氏族内部斗争，接着又是周氏族与整个莱夷族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中鱼族的一部进一步融入莱夷，而另一部则归于他们的血族。孤竹在战争初起时就受到纪的追究和指斥，但并未达到分庭抗礼的地步。当时的西周步步紧逼，莱夷族似乎也没有可能再分化了。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合力抗敌。

        莱夷族倚仗强大的国力击退了西周的侵入，领土范围大致恢复了战争初期的规模。这时孤竹与纪的矛盾才重新突出起来，冲突日益加深，于是孤竹一支人马重又沿殷人入侵时北上的路线穿越老铁山海峡了。他们最北到达了大小兴安岭，甚至是贝加尔湖地区；往东南则到达高句丽半岛——这些地方素有孤竹人的后裔，其时大张双臂欢迎来自故国亲人的悲喜之情可想而知。孤竹此次北上当然不同于殷人入侵时期，大有一去不归、分土而立的意思。但他们仍视黄县海角的莱子国为母国。

        也就是这个时期，暂时平静的周氏族与莱夷族的局势重又紧张。本来西周面对强大的莱夷无可奈何，但由于孤竹北迁，莱夷族自身的荒疏，周氏族又开始了新的图谋。战争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周人重新越过泰山和黄河。黄河中下游的土著过去曾受惠于莱夷，为了表示对莱夷的忠诚甚至更换姓氏为“纪”，而这一次却迅速转向了周氏族，并作为先锋进攻莱夷。莱夷军队撤过黄河，又东撤四十里，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撤到了莱洲湾。

        纪不得不派出快马北上求援。而差不多与此同时，远在北方的孤竹也得知了海角的危急，正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赶赴故国。这是至为紧张动人的一个历史过折，可惜史书上绝少记载。孤竹人过于慌促的回返因季节不合，大约有三分之一兵员战马冻死在大雪冰封的迁徙之路……及至春天，孤竹人终于赶到了海角。一场空前酷烈的故国保卫战开始了转机。

        莱夷国因此而得以生存。但他们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

        早在孤竹第二次率众北上时期，居于西北方和西方的狄族、犬戎也开始了东移。他们与周氏族有着血缘关系，同属白狄族。狄族与犬戎族的东侵路线颇为曲折，大致一支来自北方，一支来自西方。虽然入侵的白狄族与早已在黄河中下游定居的姜姓和嬴姓同属一个血族，但如同当年“鱼族”的分化融合一样，其间也经历了兼并、战争、妥协求存等相当繁复的过程。他们最终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莱夷部族，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莱子故国。不难想象狄戎东侵对于正在进行的周氏族与莱夷族这场战争的巨大影响。结果是长期的平衡和对峙被打破，强大的莱夷族不得不割地东移，退居于胶莱河以东地区。这是莱夷人历史上最感屈辱的一段；可是历史的悲惨演变并未止于此。

        战争的结局是莱子国领地收缩，版图大变，土地仅剩强盛期的三分之一。而从西部、西北部东下的狄戎族却获得了极大生存空间，不仅获取了中原，而且雄视东部和南部。他们实行了新的分封，划定了更为明确的势力范围，半岛西部地带产生了一个“齐国”。这是周氏族派生出的一个强大的东方之国，日后它将有世人瞩目的作为：它与西部狄戎的另一分支也将有复杂的合作与对抗的历史。这盖出于新的利益关系，其结果又是新的战争，新的分封，新的一轮吞并和灭亡。在此期间，遭受更早、也是更大不幸的，乃是莱子古国。

        周氏族在取得了对中原和半岛地区的控制权之后，对以莱夷人为首的众多氏族实行了严厉统治。这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震惊。没人能够设想一个文化落后、至为野蛮的氏族，能对包括像莱夷族这样先进氏族在内的一些部族实行如此有效和有力的统辖。这说明在长期的土地争夺、侵入和氏族兼并的过程中，有一些部族是专于探究的。周氏族以永久统治者的气魄，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血缘的局限，而遵从全新的、合乎历史与时代的义理行事。比如同属白狄血统的鱼族，虽然在战争初期就有了分化，归附于周氏族的并未受到文化上的限制；而今也许出于对一种背叛的后怕，即便是归附了的鱼族，周氏族也给予了严厉而冷酷的惩罚，大有扫除鱼族一切影响的企图：凡与鱼族有关的所有铭文、刻记、简册，都一律毁弃；而且还进一步将鱼族迁至遥远的西部。对待其他氏族也采取了类似方式，尤其是对于莱夷族留在黄河中下游的痕迹，全部彻底予以扫除；对于那些散居的异族则统统迁移：或西部，或南疆；而中原和半岛西部则迁入其他居地的繁多胞族和部落。

        大约在短短二三百年的时间内，来自西部和西北部的狄戎族完成了至为艰巨的文化与政治的分割兼并、混合统一。如此一来，一些氏族也就很难以血缘的力量重新集结了，从而也就免除了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种“四国结而叛周”的事件。当然许久以后又会滋生新的问题，因为没有了血缘的纽带，也还有物质的、义理的、政治的、地理的……各种各样的纽带。新的纷争可以一度缓和，但不可以永久消弭。这即是人类悲剧的奥秘。为消除这一悲剧之源，需要的时间也许要久远得多，也许远远比狄戎改造和夺取中原花费的时间更多；它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抵得上人类有生以来的全部历史。

        齐国产生之后，与莱子国的相峙期并不太长。莱子国已尽全力振奋国家，曾经采取了军事、农工等各方面的诸多新策，但终因不合历史大势而归于灭亡。最后的居地失去之后，莱夷人一部分沿孤竹与纪开辟的路径回返北方；一部分被迁移、流散四方。齐人不像周氏族最初对付鱼族那样严厉，但也相当苛刻。莱夷人的最后一部分固守海角者不得不沦为铁盐丝织百工，成为强盛齐国“渔盐之利”的一部分。

        莱夷古国毁灭的悲剧，带来了永远不能消除的遗恨，而这遗恨又派生了其他。它造成的历史之回响，将会产生可怕的、多方面的震荡。王室沦落，庶民流失，走上了令人不忍目睹的悲命亡路。余下的、潜隐不彰的、更久远更揪心的，是绚丽逼人的莱夷文化。天下人的技巧、富庶、文字简册，盖无出其右者。但也正像后人多次指出的严酷现实一样：在古代，往往是比较落后的部族取代了比较先进的部族。这种取代一方面造成了新的交流和新的进步；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的被淹没、不被完整地传承，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种代价也许才是人类的大哀伤，令人类难以承受。

        人类的这种替代、战胜与被战胜的方式，曾让我久久伤怀。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物质极大丰富、文化极为发达的莱子国，尚敌不过处于野蛮时期的狄戎？当时的莱夷人衣着天下最华丽的锦缎、手持天下最锋利的宝剑，却要败于手持棍棒铜戈的敌军。天下最好的骑兵也属莱子国，人口虽略居弱势，但由于鱼族及黄河中下游诸多夷族的联合，也非致命弱项。莱子故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它终有化解之日。不仅是莱子国，还有其他种种历史变数，也似乎可以从此一窥端倪。我将由故国之悲索开去，直至穷穿义理。在此我早已失去了顽皮之心，而代之以满腔的庄严。我无法游戏于历史和人类的至大悲伤之中……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族先一度——不，而是在长达千余年的漫长时光里，陶醉在自己特有的文明之中。他们丰饶的土地，辽阔的疆界，最先进的冶炼织造技术，特别是相当周备完美的文字，都足以使其有自豪的理由。作为一个民族，他们过于强烈地记取了一种优越感；他们既不能从一种特定的感觉中走出，也无法超越这种感觉。这就可以让整整几代人陷于一种盲目，而丧失起码的分析。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常常借助于感觉，但并不完全依靠和倚仗于感觉；它更为倚重和凭据的倒是分析。分析就要冷静笃定，要有“定量”。我的祖先往往在一种陶醉中首先给自己“定性”：自己最先进最优越，文明程度最高；既有强大的物质，又有卓越的文化；从现实的双边和多边安定上看，也拥有武装一流的军队。“性”已定，“量”的分析也就不屑于去做了。一个傲慢的民族常常是极不喜欢麻烦的。

        如果嫌分析麻烦，那么更大的麻烦就会接踵而至。

        先进科技在军事上的应用对于战胜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它总是受其他因素双重或多重的制约。还有一个可怕的现实，那就是时代的局限。由于处于刚刚挣脱野蛮时代的阶段，莱夷的锋利宝剑、射程更远的弓弩，比起西部狄戎和其他部落的棍棒、铜矛和弓，尚没有更本质的飞跃。这种先进和优越的距离尚不足以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的迅速积累，莱夷人的生活已经相当舒适了。在与其他部族的交换方面，铁、盐、织绸这些对于中原和西部南部最具诱惑力的商品，莱夷人是唯一的出产者和制造者，他们可以用较少的劳动量换取其他部族极多的劳动量。这种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莱夷的财富得到更多积累，另一方面又促进和刺激了享用。

        大概今天很少有人相信，当时的莱夷人已经如此奢华。上层人物自不待言，仅是城邑之内的平民，即在节日里穿绸衣系玉坠，身携宝剑；饮食讲究，烹调师已得到尊宠；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酿酒师、制陶师；莱夷人的音乐即是后来齐国音乐的发祥地；有人甚至估计，从强盛之时的齐都临淄的情形也大致可见莱子故都的繁华。其城邑面积，齐都显然要大得多；但它的城建、街道规划，特别是它的服饰、饮食、音乐、文字，差不多一一承袭莱子国都，并无多大改变。莱夷人当时已有了宴饮伴以舞乐的习惯，当然这只局限于上层。但即便是普通人家，起居也相当讲究。他们可以烧制各种陶器用以建筑；房屋有的已做瓦顶、铺以方砖；墙壁用烧制的灰粉涂得雪白；室内总是垒了火炕，炕上铺了芦苇编成的精美席子和毡；席上摆一做工细致的小方桌，以供宴饮之需。

        莱夷人当时的渔盐业至为发达，几乎不亚于丝织、种植和冶炼。黄县东西部的大盐场已是举世闻名。渔民拥有当时最大的船，可以顺风顺水驶往辽东和高句丽半岛西端；除了捕鱼之用，莱夷人还造出了供游玩的车船。船由普通的舢板式更新为三层楼船，由顶楼、中楼和底舱构成，且中楼和顶楼舱间皆由细白苇席和毡毯辅就，舒适非常。至于车辆，独马车和牛车基本在城内绝迹，而代之以更为豪华的四马彩绘大轿车。车上丝绸冠盖，并带有水具和酒具，有暖手炉。

        由于农业和盐、铁、丝织业的发达，商业交换在边境和邑内活跃空前。后来的齐国曾以天下贸易之都的美名流传于世，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接和发展了莱夷商贸的结果。专事交换、脱离劳作的邑民大批产生，有的专事于物质集散，而且成为巨富。整个城邑，甚至大半个国家，都游走着商贾的车子。模仿者层出不穷，昼夜不舍的运货车辆把盐与丝绸、粳米、干鱼、石灰、铁制品、陶……运达泰南广大地区；有的还远达西部高原地区，更不用说长期以来即在莱夷势力范围之内的辽东、更北的黑龙江流域了。这些商品的散布也伴随着文明的散布，极大地诱惑和苏醒了尚处于石器陶器时代的西部、西北部的狄戎，以及其他游牧部族。这使许多部族以神秘钦羡的目光注视东方，亲临宝地之念也油然而生。

        齐国是建立在严重削弱莱夷的基础之上的。此时的莱夷颓相已显，虽然自身还仍然处于想象的优越与辉煌。但也毕竟好景不长了。她正忍受着割地之辱，一边舐伤口，一边努力振作。可惜为时已晚。早在周氏族与孤竹交好时期就埋下了灾祸之根。长达几十年的边境交流，周氏族已非当年。他们已有了自己的百工制造，自己的剑和战车。当然直到周莱战争初起时，周氏族自己尚不能炼铁，也织不出光亮滑细的丝绸。但他们总在这种时代的交流之中获得了关键性的进取。于是在战争中期，由于大批狄戎的东进，莱夷渐失优势，军事上一再失利；大约又过了十年时间，齐国灭了莱夷。

        显而易见，正处于鼎盛期的莱夷人已被物质所累。丰饶的土地、渔盐之利、先进的文明，这一切都促进了翻涌奔腾的物质之河，它终于一泻千里，淹没了一切。尽管她拥有第一流的军队，但军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并非是国土和人民最有力的保卫者。一支在物质之河澎湃水流中沉浮冲刷的军队，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无力。

        莱夷人曾经有效地管理了自己的国家，在一切方面几乎都做出了当时最完美的、典范式的设计。但当时西部、中原、泰南，还有北部，甚至是黑龙江西北部地区，都发生了沧桑巨变。这看起来离半岛和海角地带相当遥远，几乎是音讯不通；它们一概影响不了莱子国的生活，属于天外之变。不过这些变化会由远而近地渗透，还会直接逼近，化天外为境前。这时候才会察觉周边的围拢如此坚厚无摧。天下之大，奇迹丛生，演化无常，谁也不知道一个角落在几十年时光中会产生出什么奇迹。莱夷人看到的只是境内之变，而无视那广瀚之数。其实世上原本不存在永恒的城堡，也不存在至高至善之物。莱夷人常以自己的铁骑自豪，自诩举世无双。可是忍耐力、英勇、沉着性，在这些方面达到一个极数的民族，天下已不在少数。

        莱夷人在变动最巨的年代没有静观思变，吸纳改良；她太满足于自己的往昔与今朝了。令人痛惜万分的是，她没能伸手抓住自己的历史。机会一旦丧失也就再不回返。其实当时周氏族与殷人、内部的鱼族，还有与其他氏族部落的争端及联合，与西部及西北部的联合与斥拒，更有与莱夷本身的一系列交往和摩擦，其中都包含了诸多可以研讨、可以吸取之处。战争的历史已有千年，变数甚多，当年无敌的莱夷铁骑在今天面临了什么尚是未知。而军事装备上处于落后境地的狄戎却常年征战，经验丰厚，而且蛮勇超人。这一切都藏在莱夷之师的盲角之中。我的族上在相对优厚的物质文明的滋养下，已失去开拓之师的泼辣与生猛，面对蛮勇莽悍的骑射海潮一般涌来，必感恐惧与陌生。敌手之今天，从许多方面看正是莱夷之昨天。

        这或许不仅是莱夷人衰败的原因，而且是古代一切先进民族被落后民族驱赶和取代的原因。看来任何民族，在物质与文化进一步发达繁荣之后，切不可遗忘了昨天，不可放弃了吸纳，尤其不可放弃体魄与思想的操练。失去了这“操练”，后果可怕至极。一个被物质所累的民族就不会产生有竞争之力的最现代的思想；就会变成一个鼠目寸光的庸常之辈。这种人周身挂满了珠宝，但就是不堪一击。少数上层莱夷人曾经以筹划国策、御敌和富强为己任。但他们已然忘记：社稷之重不可以仅仅托付几人几代；再说一国之流习总会随风气荡动，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它不可能对国君大臣王公贵族毫无影响。

        我不能说对于自己族先毁城灭国之由全部了解，但起码可以若有所悟。我谨记：一个民族一不可为物质所累，二不可固守虚荣。其他呢？我想除了所能察觉的原因，余者就实难测知了。因为一个民族与一个人是一样的，一切皆有命数。天命若此，即无计可施。我如果如太史阿来一样，做一个顽固不化的复国主义者，即是违背天命。除此而外，人的敬畏血缘也该有个限数，切不可一味痴迷鲁莽。因为历经了八千年之久的演化，莱夷、黄帝、炎帝诸族，已然混血交融。我们已无法更具体地指斥狄戎。我们只能一齐听命于土地，去做土地的奴仆。土地也等于庶民，庶民为土地之草芥，是土地之生化；为土地的奴仆，即为庶民的奴仆。

        有如上觉悟，并能以身试法，固然需要勇气。我又何尝有此巨勇？

        无法回避的是母亲的目光。这目光让我在安静之时一再记起。母亲的目光慈爱沉重，让人无力迎接。母亲的眼中包含了太多亡国之恨，她嫌亲手注入下一代血液中的尚不够浓烈，仍用这难逝的目光将其倾注。这只使我一遍遍自责与哀伤。我年纪渐大，不得不从母亲的目光中走出，走向自己的远途。

        与太史阿来和那班挚友不同的是，我在一遍遍对莱夷历史的追思中，已经淡泊许多又急切许多。我不再一味地咀嚼狄戎之恨，而代之以深长的悔痛。这悔痛属于莱夷的后人，也属于狄戎的后人。我将社稷、民族、血脉、民生、义理……诸种因素混而合一，心绪复杂得无以表述。任何试图完整无误的言说，都会换来更大的误解。这误解之可怕，是因为总有人不惜抓住一切机会来曲解，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之卑劣常常即决定手段之卑劣。我对其充满了怜悯。

        我有时不知自己代表了谁，代表了什么？我又是谁？站在了何方？我不知自己在代表社稷还是民生？忠诚于血缘还是义理？向往于母国故地还是寰宇苍茫？不敢细究。因为这心中的悟想、这伸手即可按住的善之心跳。这潜而未发的勇力、这柔弱可入与猛烈无敌……我仅仅是我，是一粒一籽一尘，是稍纵即逝的一闪一跳一声。我自知只有瞬间的明了，并倚仗这瞬间而顽抗。我将在无言的反驳中坚持自己的怀疑。那些不能予众生以幸福、以希望、以延续、以完美的，无论假借了多少吓人的名义，我都不会跟从了。

        我只想把这些告诉自己冥冥中的慈母，只可惜她再无闻。我还想与那个苦难不幸、又是野心勃勃的太史阿来畅谈一次，可惜他已永诀。我想与区兰、卞姜，甚至是那个“女通灵者”逐一深谈，可惜也都不能够了。这些辩论与畅言，这些回告与相诉，大多也无用无益。可我仍需诉说。我自己需要这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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