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广告。照片上几位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的先生，一脸的无奈。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的话要插上牌子游街。如果不见官，民间的惩罚也类似，在祠堂里当众用荆条抽属于小意思，重的犯奸作科者，抓来，大抵要剥光了衣服示众（如果女的比较有姿色，大家剥衣服的积极性更高），然后再沉潭。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的，属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意。

        在中国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反传统，但传统却总是阴魂难散。没秩序的时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惩罚，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时候，则惩罚中的羞辱，就专门留给下等人。总而言之，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一片茫然。我们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惊小怪，总是在书里写来写去，但也总是写不明白。不错，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其实，中国人的面子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面子，替人说项成功了叫有面子，做事做成了同样是有面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来也是有面子。最重要的，面子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面子也是有运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头上。一般说来，等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除非此人是浑不论的滚刀肉。    从实施惩罚的效果角度，凡是需要惩罚的时候，往往要触及对方的“灵魂”，即羞辱其人格，要让这个人和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如是，效果才好。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的面子足够大。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地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那个被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的匾，叫某大臣（钱名世）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只要面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无论你官当得多大，地位有多高，只要上级领导发了话，羞辱就免不了，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个人搞大批判，群臣无不乐于响应。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在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前往蹂躏。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论给大人物戴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的兴奋。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一个社区，往往是边缘的人最倒霉，只要有点儿事，大家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也比外来的同类处境好些，因为那些外来的人，地位既低，又没有熟人的情面，所以，只要他们犯了事，肯定是全区共讨之，羞辱自然是其中之意。厦门发生的事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是治安联防队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但是，这些看上去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的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无论你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面。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更可能的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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