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泛滥之势，考前相约作弊，已经成为考试的一种不成文的“仪式”，不仅没有人以作弊为耻，而且作弊成功还要举杯相庆，监考老师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作弊被逮，就跟官员腐败被抓一样，大家只怪他命不好，赶上了“名捕”或者上面检查。主管部门为了遏制作弊风，采用了让学生在考前签诚信承诺书的办法，可惜，这种印在考卷上的诚信承诺书，更像是古代某人用来遮住自己眼睛的那片小小的树叶，吾欺谁，欺天乎？

        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学生作弊现象的升级过程，是跟高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大跃进的进程是同步的。姑且不说大跃进带来的大规模扩招、拼数字，直接激化了学风的浮躁，导致了教学质量的直线下降，大跃进的行政干预，就直接使得我们做老师的，包括我们的学校当局，不得不有组织地作弊，而且是老师领着学生一起作弊。

        高校大跃进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高校的各种名目的检查、评审陡然增加，每年大约要有四五十次。每种评审，高校都得花大力气准备而且迎接，因为稍有怠慢，这个学校的排名以及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和什么博士点什么的东西就要受到影响。因为在中国，不是什么“大师”或者教学和科研质量撑起了大学的地位，而且这些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什么的才是决定一个大学地位的关键性因素，是关系大学生死的灵通宝玉。为评审作准备，当然少不了成堆的文牍和表格，尤其是在涉及教学的环节上，表格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地步。由于评审的缘故，大学文科教学的自由度已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不仅教材要规范化，教案要规范化，上头恨不得规定每堂课都要填一个表，每节课都按严格的规范来上，连提问和作业都要按一个模式来进行。当然，这种规范化的约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教师们的抵抗，从学校到各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实在没有办法让教师们就范，于是，变通的方式是由管理人员着学生定期炮制各种材料，包括本该由老师填写的各种表格。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作弊，尽管这种作弊是上级领导逼出来的，但事情的性质仍然是作弊，本质上跟学生考试时的打小抄，并无不同。

        大学是干什么的？用曾经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学生在大学里，就是学四件事：一是学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o be）。这其中，最要紧的是做人。一个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幼稚的孩子。在此之前，一切都由别人为他们做主，他们除了偶尔忙里偷闲有点儿追星的爱好之外，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好好读书、考试，别的一概不管，也没有能力管。有不少人，不知道是非，不懂得好坏，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第一次离开家长单独生活，大学的四年，无疑成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好则好，学坏则坏，价值观的形成，就在此阶段。

        按道理，做教师的，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是要比别的行业高一点儿才是，如果做教师的，尤其是做大学教师的，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至少不能教人家的子弟做假。教师带头做假，对一个处在关键时刻而且对大学有很高期望的孩子来说，对一个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问可知。同样是不诚信，同样是做坏事，社会上的人做跟大学老师做，对于学生肯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作为大学教师，如此轻易地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学生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教育行政部门所主导的各种评审，无疑都有非常堂皇的理由，但由此激发的高校大跃进，后果却是严重的，由此造成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大幅度滑坡，已经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靠行政部门的评审提升的，更没有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行政杠杆抬成的。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这种大动作的真正动机，从小的方面说是为了负责人的政绩，从大的方面说无非是权力的扩张和利益的导向，在几乎每种评审背后，都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对行政权力的屈服，这种屈服，也包括了道德上堕落。

        当然，大学里，教师们干的坏事比作弊还坏的，还有不少。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跟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的种种政策导向，逼良为娼，诱良为娼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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