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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航向偶然的大海

        有一本书,我在上海、北京的各书店里乃至于台北市卖大陆版图书的地方一再看到,终究也买了,但就像杀手凯勒买下那本廉价西部小说一样,吸引他的仅限于封面上触景伤情那一排字罢了:“他骑了千里路,去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是因为它的书名而买的,但对其内容的统计学讨论始终提不起兴致来看,因此,这本书只一直反复跟我传递着同一个讯息,那就是封面上的四个大字,“驯服偶然”。

        偶然,一个无法预期、难以控制的超级麻烦东西。

        《驯服偶然》,的确是个好题目,却只有很平庸的内容,这样的书其实还算常见,年轻时你会很气作者,有被人撩起希望却又一脚踩空的受骗之感,但现在你知道了,也同情了,甚至一见书名就大概预知了这个结果。书写者跟你一样,都被同一个我们并没能力解答的大哉问所诱引,也许他还比你勇气可嘉些,他至少肯埋头去打一场没机会的仗,做不可能的梦,伸手向不可能触及的天上星辰——题目好,因为问题是真的,甚至是迫切的,而且困扰着相当数量的人;至于内容平庸,则因为这个问题正好不容易有答案,或根本不会有答案,就人的认识限制而言。

        像两道平行向前延伸的线,人一面解答问题,又一面发现问题,而人类思维处境之所以艰难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我们发现问题(以及制造问题)的能力远远胜于我们解答问题的能力,像一场不公平的赛跑,我们的确是比前人知道更多事物真相,但同时我们却也比他们更困惑更迷茫更不确定。我们更不自在,更不容易相信自己幸福,还更会身心失调暴发精神官能症甚至自杀一了百了,老一辈的人习惯极轻蔑地用脆弱、不知餍足、宠坏了等等理由来指责,这不尽然全部是真的,因为我们掘开了更多生命的缝隙成为自己的陷阱,我们也堆积了更多解不开的问题沉沉压住心头。

        偶然和我们人生命的关系图样会是怎样?我想到的,一是生物学者讲的,我们是生活在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包围之中,浸泡在微生物的海洋之中;另一则是物理学家讲的,每天,有数以亿计的微中子轰击、穿透过我们的身体,其间还会有一两颗卡在我们体内留了下来——我们人的生命,便是这样持续浸泡在无尽机遇的海洋之中,并持续被不可察觉的偶然所轰击所穿透,比较不同的是,人比较早晓得偶然的存在,只是一开始并不觉得太困扰。

        这里,我们先把人和偶然的相处历史粗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我们认为它是可忽略的,就像微中子的存在对我们的生命并不构成威胁一般,这个阶段,人关心的是因果、是秩序、是纷杂偶然底下那些确定不疑的东西;然后,我们逐渐知道影响或说破坏是存在的,但我们仍相信它是可驯服的,比方说通过统计学来消除掉特例,用几率来捕捉其轨迹云云,就像我们很长一段时日相信我们有能力宰制一切生命,通过某种发明或机制(如抗生素)甚至假以时日还能完全消灭它们;最终到现在,我们在溃败中逐步认识到它的巨大和强韧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在生命历史之中的主体性地位而不是龙套,因果和秩序所能支配的范畴不仅有限而且可疑,更多时候只是人暂时性的设想而已,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无序,统治着世界。”

        我们先停在这里。

        

算命的凯勒



        ,这是布洛克杀手凯勒系列的第二本书,书写的方式在此起了一些变化,原先隐身在电话线另一端经常只闻其声的谋杀经纪人桃儿角色吃重了起来,她和凯勒的关系,逐渐由纵的指令下达,转变成为横的搭档对话,把凯勒孤寂但利落的单人表演,改为一场纠缠不休的双人舞。

        开始于凯勒一次心事重重、始终阴影挥之不去的任务——这次刺杀行动没什么不顺利的,随机应变的杀人方式也堪称漂亮无比,但奇怪就是不舒服,从机场接机的名牌和方式,委托人提供的全家福照片和一把点二二手枪,到住进去的廉价汽车旅馆云云。旅馆里,先是有醉汉上门找错人,然后又被楼上房客闹得几乎睡不了觉,而更换了房间又借助耳塞的凯勒,在有些心浮气躁但不改专业地完成任务之后,居然发现他原来的旅馆房间出了谋杀案了,搬进去里头的一对偷情男女在凯勒打包走人的前夕挨黑枪成为比翼鸟连理枝,这是向着凯勒来的一次误杀呢,还是妒恨攻心的丈夫循迹找上门的单纯情杀纯属巧合?

        由此,凯勒开始进入了“某种状态”之中了。

        凯勒不自主想起那个和他上了床又不告带走他那只取名“士兵”的狗的安德里雅,那个满脑子“气”、满脑子古怪玄想却误打误撞猜中他职业身份的女孩——这一回,困扰他的不再是存在主义式的大题目,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的父母是何许人,我和他妈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荒谬关系云云,这次的问题不是如此猛暴性的心理“绝症”,而是某种精神层面的霉菌香港脚之类的,不像会致命,但让人时时刻刻痒得很难过。凯勒专业控制的、严密不容一丝意外的秩序世界开始出现了裂缝,不知所措地感受到了机遇和偶然的一次又一次撞击。

        而这回,当然也在某种偶然的指引之下,他找的不再是同样在专业秩序中执业的心理医生,而是神秘的星象学者和灵媒——最有趣的是,科学性的心理医生没能通过治疗过程解读出他的秘密,那位在上一册书中心怀不轨想利用凯勒而最终从高楼当超人飞下来的心理医生,系由其他管道探知了他的真正身份;但我们常识中走江湖骗财骗色的命相之术,却不偏不倚地看出来,凯勒天生一只“凶手拇指”,双子座的凯勒有典型的双重人格。凯勒极其温和冷静但奇怪“生命中有这么多暴力”……

        不问苍生问起鬼神,写小说的布洛克究竟想干什么?

        桃儿这个角色人物,仿昔日斯卡德系列的乔·德肯和罗登巴尔系列的凯瑟琳,但挑眼点说,却没那两人真诚放松,去不掉一种冷酷感、固执感,好像难保哪时候会翻脸不认人——当然,桃儿是黄雀在后真心地护卫着凯勒,但我以为,她还坚定护卫着凯勒的职业而不是凯勒的情感,她消灭一切足以让凯勒杀手世界瓦解的人和事物,她不眨眼地抵抗凯勒生命中愈来愈形成威胁的机遇和偶然,我们可以说,桃儿是凯勒和杀手世界联系的一道最强韧的绳索,拉住凯勒不让他漂流回偶然和机遇搭建起来的正常世界。

        也可以说,拉住了这组仍勉强隶属于广义推理侦探的小说,不让它们真正漂流到逻辑、秩序、因果无力统治的广漠现实人生去。

        

把一切带有偶然病毒的东西赶出去



        推理小说,从人类思维历史的阶段演变来看,是某种抗拒真实时间的化石现象。推理小说出现于十九世纪中,但它的书写哲学基础却是足足一百年前的理性主义,甚至还要早,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是人和偶然相处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不以为现实世界谁也无法视而不见的种种机遇偶然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他把这些解释为某种残缺,只是现实事物之于永恒理性世界的拙劣、不完美摹本而已,即使在书中随着辩论展开,柏拉图感觉到现实世界的芜杂扞格于他干净的理性秩序王国,他断然的处置是为他的理性王国竖起四面高墙,把一切不听秩序号令的事物连同诗歌文学神话传说一并逐了出去。这就是他封闭性的理想国建构,也成为日后科学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严厉声讨他的罪状,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列出了思维历史上开放社会的三大罪人,柏拉图正是带头的那一个(当然,波普尔的科学主义倾向,其实是另一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只是他重要性有限,无法列名马克思之后成为第四个敌人)。

        推理小说抵抗偶然的浸蚀,采用的便是柏拉图的封闭法。我们知道,推理书写有它一而再再而三宣誓的书写规范,至S.S.范达因的二十条推理书写守则集其大成,采取的都是负面表列的禁令方式,不要神鬼、不要直觉、不要神秘之事,甚至不要情感和文学性描述(文字只求其素朴性功能性的表达通顺为止)云云,这就是柏拉图为他完美秩序理想国所做的,把一切偶然,连同可能召来偶然、感染偶然病菌的可疑人事物全排除出去,N95口罩,洗手消毒外加居家隔离。而我们常见推理小说所发生的世界,封闭的房间、四面环海的孤岛、惟一联外吊桥断绝的古堡或度假旅馆,或那样困在冰封无人荒野的一列火车,意思是没有控制不了的陌生人可能进入,意思也是没有任何偶然的因素可能侵入。

        有没有意识到偶然的透渗呢?当然有,否则不需如此紧张的防御。要不要正视它呢?很想,但很难的,要怎么做它才能跟秩序、跟因果逻辑和平相处呢?因此,偶然的存在,在古典推理小说内只能是装饰、是烟幕、是某种文字趣味,或作为留伏笔的尾巴。最极致的例子大概要算《特伦特最后一案》一书,它找到了一次漂亮的结合,把由偶然搭建起来的真相和推理者的因果逻辑对照起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地站稳在安全的封闭推理王国中大声嘲笑推理王国,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其余的,依然只能嘴硬地说:“我不相信有巧合这件事。”事实上,就连一炮而红决定写下去的特伦特探案,亦乖乖回去当王国的顺民。

        从这个角度来看,冷硬派的美国革命才是推理小说正式面向现实偶然世界的一次冒险出走,所以我们总说,它某种程度跨入了正统的、一般性的小说领域了。

        

一部直接面对偶然的小说



        一般文学性的小说(乃至于所有的文学作品),没有四面类型禁令的高墙隔绝保护,从来就得浮沉于机遇偶然的大波大浪之中,因此,很长一段时日,文学者一直扮演着秩序的大敌,只是,它的努力并不见得受人欢迎。哲学家要建构大体系,科学家要追寻因果明白、不掷骰子的真理,宗教家要宣扬宇宙永恒秩序,以及更可怖的,现实的掌权者要号令一切不留胡思乱想的余地,文学就得遭受轻蔑、鞭挞、禁止、流放甚至消灭,蛮倒霉的。

        文学性的小说和偶然相处,但如果要选一部最正面揭示着偶然无垠无际决定性力量的小说,我个人的答案是,托尔斯泰的不朽巨著,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一厢情愿的答案而已。

        写拿破仑挥军莫斯科的法俄之战,书中的重头戏是莫斯科陷落前的博罗迪诺大会战。在这个小说史上著名的片段之中,托尔斯泰动员了几乎小说中所有角色凝视解析这场双方兵员超过百万的战役,包括参战不幸重伤但若有所悟的安德烈公爵,包括徘徊战场边缘的皮耶,包括在后方焦急等待的娜塔莎和玛丽,还包括法俄两军统帅的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等等,这托尔斯泰还觉得不够,最终他自己跳出来,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直接在小说内文中论述这场战役,就跟交战两方一样,凡是能动用的武器,管他合不合理符不符合规范,小说家也全押下去了。

        这里,托尔斯泰“还原”了一场百万人战役复杂、混乱、人人茫然的模样,瓦解了历来史家对这场战役的有条有理描述和明晰事后解释,尤其对双方统帅一切了然于胸的战阵掌握和预见能力更嗤之以鼻。托尔斯泰以为,战争一起,人人救死不暇,每个人都只剩眼前成为一个个孤立断绝的点,左边不知右边,前方不知后方,胜负生死都得在眨眼间决定,讯息真假不分如子弹四下流窜却又无力及远,没有人有机会看清楚这场战争,实际上杵第一线的士兵见到的只是那一两个想置你死地的敌人,至于后方运筹帷幄的统帅,他们只能猜测并等待结果。小说中,托尔斯泰更辛辣地描述了拿破仑和库图佐夫茫然失措的反应,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把预备兵力投向哪里,就连传回来的胜负消息也不晓得怎么研判。

        这是由超过一百万个不同意志、遭遇、贤智愚庸不一反应共同参与并决定的结果,托尔斯泰甚至不用略带神秘性的“偶然”一词来说明。他坚信“因果之链”的存在,每一个结果都有前导的原因,但麻烦在于,原因的数量接近无限大,而每个原因的分量又趋近于无限小,这就是托尔斯泰说的“历史的微分”,你要洞悉结果,发现历史法则,理论上可能,通过“历史的积分”的艺术,找出无限小的总和就好了。但这又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完全观察并完整记录下这无限多而小如天上星海中砂的原因,予以排比、串组并演算,这些逸出我们认识能力之外的无尽因果,于是又只能以偶然视之。

        以赛亚·伯林以“腐蚀性的怀疑主义者”赞誉托尔斯泰的无情历史洞见,但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来说,这个腐蚀着人类建构秩序、掌握真理、预知未来的东西,正是这些不可穷尽的偶然,托尔斯泰只是个聪明锐利说出真话的老实人而已。

        

不会愉快的希望



        能欣赏偶然,面对偶然的,就只有小说乃至文学而已,但人活着有太多需求,不能只靠摄食小说过活,包括托尔斯泰自己在内。

        来抄一段的话,长了点请忍耐:“学有专精的兵学批评家,非常认真地要我们确定,库图佐夫在抵达费里前好久,就应当把大军调动到卡拉加公路,实际上也有人这么献过策,可这位大军统帅,尤其在此生死关头,向他提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几十个计划,每个计划在战略战术上都有根有据,而且和其他相冲突。似乎,总司令的正事,只不过在这些方案中抉择一个而已。然而即令这样他也办不到,时不我予。我们设想一下,在二十八日有人向他献计越野到卡拉加公路,但这节骨眼上,米诺瑞将军的一名副官飞骑来到,请示派他迎战法军还是退却?……经理官来请示,仓库要运哪里?军需处长也要知道把伤患运到什么地方;彼得堡方面,信使带来了沙皇的谕旨,坚不允许放弃莫斯科的可能性……总司令本身也需要睡眠、休息。颁发勋章时,被忽略的某骁将却来抱怨,地区居民呈情请求保护,派去巡视的军官,回来的报告完全和之前派去的人所说相抵触;一名间谍、一个俘虏,以及侦察的将军,对敌阵的叙述通通不一样,有些人不了解,或者忘记了总司令不得不在这些必不可免的情况下运作……那么,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早在翠沙、在斯摩林斯克;最最明显的,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在希弗第诺时一切就已决定了。二十六日在博罗迪诺会战,以及从博罗迪诺退守费里时,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就已经决定了。”

        这段话,生动且精准地揭示了往后托尔斯泰的人生信仰抉择——当偶然复杂到、巨大到超越了人的个别意志和认识极限,把人逼到完全不确定的思维流沙上不能再忍受时,它就很容易换另一个词现身,成为“命运”,成为“冥冥之中的意志”,或再多加一点必要的情感慰藉,就成为预知这一切、预先决定这一切的“神”了。

        最强烈的腐蚀物,会连自身的容器都腐蚀,这正是另一位小说家冯内古特爱开的玩笑,发明万能溶剂不难,难的是要用什么来装它。一生憎恶一切抽象概念、深入实体细节的托尔斯泰,最终却把生命奉献给最大的抽象,基督教的一神——这样,我们是否也回头解释了杀手凯勒这回的诡异走向,解释了他何以求助命相神秘之术。

        是否更让我们好奇而且更不确信,这个差不多已完全腐蚀掉类型小说书写守则的小说还能怎么写下去。

        在上一册的中,困扰凯勒的是职业性的道德危机;而在这一册的中,折磨凯勒的却是他专业秩序和封闭世界的濒临瓦解——前者明晰具体,但还有时间慢慢整理想清楚,后者模糊不成形好像只是人的胡思乱想,但在感受上却迫切而且真实。抛开两册小说的书写成果比较,光看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布洛克的确是敏锐而且准确的书写者。

        当偶然成为主体,无法删除,也无力驯服,秩序便只能相当程度退回成人为的产物,成为用后即弃的东西,这为韦伯著名的历史除魅主张掘开了缺口,逼迫一部分人返祖性地回头求助宗教神秘之学,但它也为韦伯悲观的理性“铁笼”照进来一线曙光,只是这个希望、这个自由的救赎并不愉快,也比安心囚禁于四面秩序高墙之中有更大的风险。航向偶然的大海之中,生物的演化史告诉我们,绝大部分的物种被吞噬于机遇的大浪之中,只有少数成功到达彼岸,这不只需要勇气,老实说,还得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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