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长我一岁。当时他正是才华最盛的时候。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倡议用语体文，这是开创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称赞他执行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这个态度好，能够广罗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并包”的一个人。我进北大讲的是冷门，没有人讲，我讲的是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古老文明之国，佛教在印度是后起的一个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国有名的玄奘法师虽然赶上，但已是接近尾声。佛教传到中国来，玄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一生艰苦卓绝。我很喜欢钻研佛教，也算是玄奘这一派。

        刚才我讲了，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研究佛法，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胡适喜欢谈墨子，梁启超同样也喜欢谈。墨子很了不起，他的书有《经上》《经下》，墨子书保存有古代科学内容，许多是自然科学。人们开始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墨子的书传下来却是放在道藏中。《韩非子》的《显学篇》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大都失传了。儒家传下来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五四”时期，北大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还有顾孟余等人，他们都讲社会主义学说，有好几派，有人讲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有人讲法国的工团主义。学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许德珩等等。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他是旁听生。傅斯年创办的刊物是《新潮》，还有个刊物是《国故》。“国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黄侃。北大还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二马”（马叙伦、马裕藻）、“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等等。当时人才济济，因为蔡先生爱才，奖励后进。我现在已是九十四岁，离那时很远了，但是对当时经常讲的那几个字——兼容并包，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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