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其他常见的推理小说场景，《遗忘，刑警》也有一个颇为典型的开场：一位第一人称自述的警探来到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公寓大厦的房间里两尸三命，死者是一对年轻夫妇，妻子则怀有几个月的身孕，那位肚子里的可怜胎儿是来不及见到世界一面的。

        刑警办案是不能避免这一类的血腥场面，也不能害怕或觉得恶心难过，他必须在现场搜寻哪怕是极细微的各种线索，包括检视死状甚惨的受害者在内；但小说到这里笔锋一转，美女尸体突然一双瞳仁转向凝视的警探，张开艳丽的嘴唇，彷佛带着笑意说：“辛苦你了。”

        但我们知道，此刻我们并不是在读《the Ring》之类会跑出黑发掩脸的贞子的恐怖小说，而是在读“不语怪力乱神”的推理小说；这部小说也只是虚晃一招，立刻让我们相信那只是精神不济的警探的幻觉。很快的，小说场景回到写实的香港都会，从皇后大道西走到德辅道西，阳光明亮，虽然警采有点必须看精神医师的心理创伤，但推理小说那种清晰“理性”的叙违腔调，让我们相信这是“推理小说”而无庸置疑。

        推理小说“因理而起”，只有相信理性的人才需要“推理”；如果你相信人世间另有神秘力量主宰我们，人类的智慧只能解决小部分的疑问，推理小说或“神采”所赖以为生的封闭逻辑，就成了没有意义的追求。

        这就是为什么推理小说发展之初，几位开创性的大师要为推理小说订定规则，排除推理小说涉及非现实或理性不能管辖的范围；譬如，推理黄金时期的神父小说家罗纳德·诺克斯（Ronald Knox 一八八八～一九五七）曾经提出脍炙人口的“侦探十诫”（ten as of Dete），其中第二条就明白训诫道：“故事中不可存有超自然力量……”

        不过我们从一切文学史的进展又有种体会，知道所有的“规则”都是订来被破坏的，关键只在于破坏得漂不漂亮，或者在于“破坏之后”我们是否得到新的进步？在推理小说的例子，作家也不是乖乖听从规则的那种人，他们也是想尽办法要模糊边界、要探测定义，甚至要存心挑衅。推理小说家知道推理作品“不可存有超自然力量”，但如果那不可解释的超自然现象是“可解释的”，是有理性或科学基础的，那又为什么不行？

        小说家因而把精神异常的“主观意识”写进来，譬如说小说通过一位“人格分裂者”的主观叙述，那会把推理小说变成什么模样？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 Miller。一九一五～一九九四）的名著《眼中的猎物》（Beast in View，一九五五）就是这样的例子。有的小说家更加激进，他甚至要探测底线，把常识里的“超自然力量”写进来，最后还要合情合“理”，也许京极夏彦的（一九九四）等一系列“百鬼夜行”作品，企图颠覆“妖怪小说”与“推理小说”不可能兼容的观点。

        《眼中的猎物》用到对“身心症状”的理解，则用到民俗人类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知识，这看似边缘的摸索，其实是开拓了推理小说版图的努力与贡献。

        《遗忘，刑警》正是一部这样的中文创作，作者巧妙地处理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的现在，和写实的推理处境结合成节奏明快、转折离奇、却又清楚可信的小说，看似不现实，却又完全现实，这是难能可贵的尝试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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