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烺）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6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连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捡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关。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〇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1904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工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〇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学堂，从小时就教他爱国。大约许多维新和改革事项，他皆认为是开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类此。

        本文既将他爱国反帝划分在上面说了，这一段要叙述他所倡导的一些维新改革运动。

        当我访萧长华老先生，问他对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时，萧老问答大略如下：

        我本人没有见过彭先生；但我师兄徐宝芳（兰沅之父）却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戏界同人谈话之后，把彭先生对大家谈的话讲给我听，我真是万分赞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戏的朋友们不要自轻自贱，在演戏中负起社会教育责任。要引导人们学好，不要引导人们学坏。第一不要唱“粉戏”——那亦就是今天所说的黄色戏文。记得当年在彭先生提倡下，就禁演了三十多出戏。

        这里说的某些戏禁演自必有当时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归功彭先生。不过戏曲改良确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种运动；所要改革的亦还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惨可怕的戏。同时当然更积极提倡有教育意义的新戏。

        郝寿臣先生曾向我陈说，当年戏剧界一位名角田际云，是能配合彭先生搞这运动的人，应当表扬。郝本人见过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过一次饭。在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田把杭州惠兴女士毁家兴学并以身殉学的一段时事（见前）编成剧本，他自己扮演惠兴女士，就是当时新戏之一。事前向官厅申请，所有演此戏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个女学。有人说北京市上之有“义务夜戏”，即开始于此；但郝先生则说义务夜戏是为了国民捐而开始的。不管哪个说法对，总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运动开始的。

        我先父亦是当时力赞这改良戏剧运动的，曾取古书上鲁漆室女忧鲁的故事，编“女子爱国”一剧本，由名角崔灵芝演出多次。其剧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话日报》上。

        新近出版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试演新戏《孽海波澜》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话：

        《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实事新闻编写的。故事是叙说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张傻子的罪恶在报上揭发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成例设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骗的女子由她们的亲属到济良所领回，骨肉得以团聚。

        此外还有许多话，这里不必全引来，原书俱在，读者不难取阅。这事出在清末（1906年），而把它编戏演出却在民国二年（1913年）。作为一个新戏来说，不能算在彭先生戏曲改良运动之内。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应该认为是彭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事。

        当时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了报纸鼓吹劝募，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及其特殊作风

        当1913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1864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舲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37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崇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这末一点是因为来稿每每从赞扬报纸、恭维彭先生说起，而他感触到社会上那些反对的怨恨的情绪之高，再登许多恭维自己的话，反更招嫉忌恼怒，于事有损无益。

        投稿踊跃，难以全登，亦且难于估计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给登将使投稿人悬望不安，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选择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论题和撰稿人姓名（见三五一号报）。稿多，于此可见。

        这样，《京话日报》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四）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进。这是彭先生不自觉地走上去的道路，其报纸后来所有之大发展，全得力于此。

        再说明白些：社会运动当然是从其社会存在着问题而来的。有些先知先觉把问题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决，就提出一条要走的路号召于大众，而报纸恰是作此号召的利器。身在问题中的众人响应了这种号召，便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报纸以运动招徕读者，以读者推进运动。以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论，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一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条是维新自强，一条是大革命。彭先生从其感性认识到的问题，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条道路，是适于北京社会乃至北方社会这土壤来滋长发展的。1902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到它报纸被封前夕——1906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本文至此，要转回来说它这种作风招出来的社会阻力，以致报纸如何被封。

        彭先生的报纸既然有所主张，有所反对，好恶爱憎，随事揭露无隐，当然引起了社会上拥护他和恼恨他的两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从来，可无待言。但有两点还待剖说剖说。

        一点是他的不畏强御，招致了权威方面的恼怒忌恨。譬如当时驻在北京的姜桂题军队（属淮军系）是一般商民们最怕的，而报纸屡次指斥“姜军野蛮习气不改”，甚且说到了姜桂题本人。又如当时制度上以兵力统治北京的是“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可以随时捕人治罪。而报纸竟以“提督衙门的弊病”为演说题作了长篇大论（见七〇六号报）。在此之前，还指责了刑部的积弊。刑部和提督衙门俗号为“南衙门”、“北衙门”，那是极黑暗凶惨可怕的。后来制度渐改，由巡警部直辖内城警厅、外城警厅以统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触犯巡警部（详后）。这样积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再一点是，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问题之落归严重在此。有两个鲜明事例。

        有一次内外城各阅报社——如前所说的阅报室、讲报处，此时很发达，统称阅报社，约不下四十多个——约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阅报社”聚齐，商量为冯、陈、潘、惠四烈士合开一个大追悼会的事。而届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场的人太少。查其缘由，是许多阅报社有巡警前来探问查询，又像是通知的样子，说据报革命党进了京，订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们怎么要二月三日聚齐呢？所以吓得许多人不敢到场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

        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恼羞成怒的了。

        所以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来（见上文），巡警部马上动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则同罪，后则异罚。——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罚不解恨。

        当时不是没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来营救，无奈清廷顽固派总把维新和革命连通一气来看待，难于进言。

        报纸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着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经尽了那时节的历史任务吗？所可惜的是彭先生还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当他二次办报时候没有他认真要搞的一种社会运动在胸中，从而其报纸亦就缺乏生命力。这样，他的报纸亦就办不下去，而彭先生这个人物亦就止于此了。

        

补记二则

        当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送给彭先生。这正是本文一再说过，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获得人们同情的。消息到来，彭先生何以处此呢？据他自记：

        先一日（1906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友人望桂臣约饮于正阳楼。酒半酣，报馆来人，踉跄奔入，谓：祸将不测，速速藏避，万不可归。余谓辛斋曰：“‘保皇党之结果’发作矣。”盖《中华报》所登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一案标题为“保皇党之结果”也。座中有人献策，嘱急入使馆界暂避，再作计议。辛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久之寂然。十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不谈昨夕事。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午前即归。静候至申刻。汪士元（警厅佥事）持传票来，面作哀惜之色，嗟叹无词……（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7页）

        这里见出彭先生的气概、节操和定力，应须补入本文。

        又彭先生常常说，他原没有积极要求办第三种报纸的，《中华报》之办起来，是有外因凑成。当1904年秋《京话日报》销路扩大，原有印刷力感到紧张，适有广东人朱淇要举办一个大型报纸叫《北京报》，来与彭先生商量增加机器设备和工人，给他代办印刷。既经签订合同，接受他的委托和资金，乃知他是以“德商”申请登记的，似另有背景。这就与彭先生在思想上不大投契，卒于言语闹翻，取消了合同。而机器设备和技工多人却已从天津到达北京，不能退回。于是自己才加办了第三种报纸，并特定名《中华报》。因他久已厌闻北京市面上把他的报纸呼为洋报，所以要如此定名，而一面恰亦有激于朱某之事而出此。彭先生末后不去东交民巷托庇于外人势力，盖早决定于此时了。——此亦应补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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