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而有心满意足的时刻，但我的童年整体而言并不快乐。比起现实，我更愿意沉浸在书中的世界。

        我家的房子很大，有许房间。在刚刚买下且我爸还有钱的时候，我觉得这栋房子很棒，可后来……

        一天下午，父母郑重地把我叫进他们的卧室。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正打算挨一顿批，却听他们说：我们家已不再富裕，因此每个人都要作出一点牺牲，而我要牺牲的是我的卧室——顶楼的一个小房间。我很伤心。我的卧室里有一个黄色的小洗手盆，那是父母为我特意定制的。卧室在厨房上方，紧挨楼梯口，斜对着楼下的电视房。每晚透过半开的房门，电视里大人们隐隐约约的谈话声会传进房间，令我不再孤独，安然入睡。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卧室，我可以作主，夜里半开着门，让走廊里昏暗的光亮照进来。这样的话，一来我不必受怕黑之扰，二来我能在就寝时间后偷偷看书，如果我有这种需求，当然，我总是有这种需求。

        被“流放”到妹妹的大卧室，我并没有特别伤心。卧室里有三张床，我选了靠窗的一张，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爬到窗外铺着地砖的长阳台上，也可以在夜里开着窗睡觉，任和风细雨拂过我的面颊。但妹妹和我总闹矛盾，动辄会吵起来。她喜欢关着门睡觉，我俩针对卧室门是开是关的争吵一触即发，互不让步，但母亲大笔一挥，画了一张表格贴在门后，规定我俩每晚轮流决定门的开关，就这么调和了这一矛盾。晚上的我时而害怕，时而满足，这完全取决于门的开关。

        顶楼我原来的卧室被租了出去，租客形形色色。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不怀好意：他们睡在我的卧室里，使用专为我定制的黄色洗手盆。租客有这么些人：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胖女士，她告诉我她灵魂能出窍，还能在天花板上走来走去；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学建筑的大学生；一对美国夫妇，当发现他们没结婚时，母亲一怒之下赶走了他俩；而现在住着的，就是那位猫眼石矿工。

        他是南非人，尽管他是靠在澳大利亚挖猫眼石发的财。他送了我和妹妹每人一颗猫眼石——石头表面粗糙，黑乎乎的，闪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泽。我妹妹很宝贝她的猫眼石，为此她对矿工很有好感，但我因茸茸的死而绝对无法原谅他。

        春假的第一天我早早醒来。春假连放三周，一想到有大把空闲时间可自由支配，我心花怒放。我可以纵览书海，尽情探索。

        我穿上短裤、短袖和拖鞋，来到楼下的厨房。父亲正在烧早饭，母亲还在睡觉。父亲的睡衣外披着一件睡袍，他总在周六做早餐。我问：“爸爸！我的漫画呢？”通常，父亲在每周五下班后，会先给我买一本漫画周刊再开车回家，而我会在周六早晨欣赏最新一期漫画。

        “在汽车后座上。”父亲说，“你要吃吐司吗？”

        “要，但别烤焦了。”

        父亲不喜欢用烤面包机，他喜欢用烤架，经常烤焦吐司。

        我走到屋外的车道上，四下张望，接着回到屋里，推开厨房的门走了进去。我喜欢厨房的门，它可以双向推开，所以六十年前的仆从们可双手端盘走进走出，收走空盘，端出新菜。

        “爸爸，车呢？”

        “在车道上。”

        “我没看见。”

        “什么？”

        电话铃响起，父亲走到门口接电话，我听见他与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些什么。

        烤盘上的吐司开始冒烟。

        我站上一张椅子，关掉烤架的电源。

        “是警察打来的电话。”父亲说，“有人报警，说看到我们的车被丢在车道尽头。我说我自己还没报警说车被偷了呢。好嘞，我们现在就去和他们碰头。哎呀，吐司！”

        他把烤盘从烤架里抽出来。吐司冒着烟，一面已经焦了。

        “我的漫画还在吗？有没有被偷走？”

        “我不知道，警察没提到你的漫画。”

        父亲往每片吐司烤焦的一面上涂了些花生酱，接着脱下睡袍，直接在睡衣外套了件外套，换好鞋，和我一同沿着车道向下走。父亲一边走一边大口咀嚼吐司，我拿着自己的那片吐司，没有吃。

        我们沿着窄窄的小路大约走了五分钟，车道两边都是田野。一辆警车从后方开来，在快追上我们时放慢速度，开车的警察叫喊我爸的名字，和他打招呼。

        在父亲和警察谈话时，我把烤焦的吐司藏到背后。我希望家里人能买一般人家吃的那种切片白吐司，适合放进烤面包机里的那种。父亲发现当地有家面包店出售又厚又硬实的长条黑面包，就铁了心一定要买。他说黑面包口感更好，但在我看来一派胡言。松软白嫩、入口即化且提前切好片的白面包才是用来烤制的不二之选。

        开车的警察靠边停车，下车后打开后座车门，叫我上车。我父亲坐上副驾驶座。警车沿着车道缓缓行驶。那时车道还没有铺砌，宽度只容一辆车通行，路面坑坑洼洼，忽上忽下，还散落着七零八落的燧石，让行驶的车颠来簸去。这一派胡乱之景全拜农场设备、风吹雨打和时间流逝所赐。

        “那些孩子呀，”警察说，“就是贪玩。偷辆车，兜一圈，丢在路边，拍拍屁股就走了。一定是当地的孩子。”

        “幸好这么快就找到了。”父亲说。

        路过葛缕子农场时，一个头发淡金色、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看着我们驶过。我的手放在大腿上，紧紧捏着焦吐司。

        “不过，真没想到他们会把车停在这里。”警察说，“这地方挺偏僻的。”

        我们转了个弯，看到父亲的白色迷你车停在路边一片农田的入口前，四个轮胎深深陷入棕色的泥地。我们越过它，停在一片草地上。警察帮我打开车门，我们三人一同走向迷你车。警察一边走，一边告诉我父亲这一带的犯罪情况，还解释了为什么这明显是当地小孩干的好事。走到车边，父亲拿出备用钥匙，打开车后座的门。

        他说：“后座有东西。”他不顾警察的劝阻，一把扯开盖在后座上的蓝色毛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后座，因为我的漫画在那儿，然后我就看到了它。

        我看到了它，而不是他，因为它已经没有了人的样子。

        我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常常做噩梦。尽管如此，六岁那年我还是说服了父母带我去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因为我特别想看一看恐怖屋，亲眼目睹我在漫画里见过的妖魔鬼怪，让吸血鬼尼古拉、狼人或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用碎尸块造出的怪物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刺激。可行走在蜡像馆里，我看到的只是望不到边的一幅幅透视画，一个个毫不起眼、阴沉抑郁的男男女女。他们杀过人，大多是房客或家庭成员，接着因果轮转，他们自己也被杀了：绞刑、电椅或毒气室。这些作品大多是尴尬的社交场景，凶手和受害者围坐在餐桌边，中毒的受害者死气沉沉。标牌上的介绍语写道：绝大多数凶手谋杀家人后会将尸体售出，供人解剖。从那时起，“解剖”一词在我心中笼罩上了恐怖的阴影。我不知道“解剖”是什么，我只知道“解剖”会让人杀死自己的孩子。

        我在恐怖屋里四处转，有一点让我无比抓狂：没有一个蜡像具有真实感，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像真正的死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活过。

        车后座上盖着蓝色毛毯（我认识那条毛毯，它放在我原来卧室的搁架上，天冷时会拿出来用）的东西同样没有真实感，看起来有点像猫眼石矿工，但样子很怪异：它穿着黑西服和起皱的白衬衫，领口系着一个黑色蝴蝶领结，梳着油光发亮的背头，双眼瞪出，嘴唇乌青，皮肤特别红润，红润到虚假的地步。它的脖子上没有金链子。

        在它身下，我看到了我的漫画周刊——书被压弯了，皱得不成样子。封面上是蝙蝠侠，样子和电视上一模一样。

        记不清谁说了句什么话，总之他们叫我站得离迷你车远一点。我独自穿过马路站定，此时警察正一边和我父亲交谈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我凝视着迷你车，发现驾驶座的窗口塞进了一段花园浇水软管，软管的另一端与汽车排气管相连，排气管口被一大坨泥巴敷得严严实实。

        没人在看我，我咬了一口烧焦的吐司，又凉又难吃。

        在家里，父亲会吃掉大多数烤焦的吐司。“呀！”他会说，“吃点焦炭！养生保健！”他还会说：“烤焦的吐司！我的最爱！”说完他就会把吐司吃个精光。当我年纪更大时，他向我坦白说他一点都不喜欢烤焦的吐司，吃只是为了避免浪费。在那一瞬间，我的整个童年生活变得像个谎言，好似支撑世界的一根信念之柱刹那间分崩离析。

        警察正在他的车前拿着对讲机说话。

        接着他穿过马路，走到我面前，说：“小家伙，真是对不起，这条路上马上有很多车要开过来，所以我们得把你安顿到一个不挡路的地方。你愿意再次坐上我那辆车的后座吗？”

        我摇摇头，我不想再次坐上那辆车。

        旁边不知何时冒出一个女孩。她说：“他可以到我家农场来，不用客气。”

        她的年纪比我大，至少十一岁，头发对一个女孩来说有点短，鼻子小巧挺翘，脸颊上有雀斑。她穿着一条红裙子（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带，女孩子还不穿牛仔裤），稍微有点苏塞克斯口音，蓝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女孩和警察走向我父亲。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她带着我沿着小路向她家走去。

        我说：“我们家的车里有个死人。”

        “他故意把车开到这里，”女孩说，“开到车道尽头，凌晨3点，这样就没人能发现并制止他，而且这儿潮湿的泥土很容易凝固。”

        “你觉得他是自杀的？”

        “没错。你喜欢喝牛奶吗？我姥姥正在给贝丝挤奶。”

        “你是说从牛身上挤出的奶？”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说了傻话，但女孩点点头，让我松了口气。

        我心想：我只喝过瓶装奶，还没喝过刚挤出的鲜奶。“那一定很好喝。”

        我们在一个小牛棚前停下。一个比我的父母老得多的老太太正站在一头奶牛边。老太太有一头蛛丝般的灰色长发，面庞瘦削。有几根黑色的管子吸附在奶牛的乳头上。“我们以前都用手挤奶，”老太太说，“现在这样可轻松多了。”

        她向我展示牛奶如何沿着黑色管子流进机器，经冷却后流入一个大大的金属奶桶。奶桶放在牛棚外一个厚重的木台子上，每天都会有人开一辆卡车来取奶桶。

        老太太给了我一杯从奶牛贝丝身上挤出的奶——冒着泡、浮着奶油、未经冷却的新鲜牛奶。我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牛奶：醇厚温暖，在我嘴里跃动流淌。后来我几乎什么都忘了，但仍记得这杯牛奶的滋味。

        “车道上又来了几个人。”老太太突然说，“开来的车全都打着闪烁的警灯，乱哄哄的。你得带这个男孩去厨房，他饿了，一杯牛奶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来说可远远不够。”

        女孩问我：“你吃过早饭了吗？”

        “我只吃了一片烤焦的吐司。”

        女孩说：“我叫莱蒂，莱蒂·赫姆斯托克。这儿是赫姆斯托克农场。跟我来。”她带我穿过前门，走进她家的大厨房，让我在一张宽大的木桌边坐下。木桌上满是污痕和奇特的纹路，仿佛有一张张脸在这陈年古木上盯着我看。

        “我们早饭吃得很早，”莱蒂说，“破晓的时候就要开始挤奶。不过炖锅里还有粥，果酱也有，可以倒进粥里。”

        她给我盛了一碗热腾腾的粥，并在粥里放上一大勺自制的黑莓酱——我的最爱，然后又往上倒了一层奶油。我用勺子把这碗粥搅成一团紫色的糊糊，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味道好极了。

        一个矮壮的女人走进厨房，红棕色的短发夹着几缕银丝，双颊红润，身穿及膝的深绿色裙子，脚蹬长筒雨靴。她说：“这一定是住在车道上头的那个男孩吧。车那事闹得还挺大的，看来我们得给五个人准备茶水。”

        莱蒂把一个大大的铜水壶拎到水龙头下接满水，划亮火柴点燃煤气炉，把水壶放到火焰上，接着从橱柜里拿出五个带点缺口的杯子，犹豫了一下，抬头看向女人。女人说：“你是对的，六个人，还有医生也会来。”

        女人噘起嘴，吹出一声响亮的口哨。“他们没注意那张纸条。”她说，“他写得那么用心，折叠整齐后放入胸前的口袋，可他们根本没留意。”

        “纸条上写了什么？”莱蒂问。

        “你自己读读看。”女人说。我猜她是莱蒂的母亲，她看上去就像个母亲。她接着说：“纸条上写着，他拿着朋友们委托他偷运出南非、存入英国银行的钱，还有他几年来挖猫眼石所挣的钱，到布莱顿赌场赌博。一开始他只打算用自己的钱，后来也只打算用朋友给他的钱赢回自己输掉的钱。”

        “结果他输得分文不剩。”女人接着说，“什么都没了，只剩黑暗。”

        “可他不是这么写的。”莱蒂眯起眼睛，“他写的是：‘致我的朋友们，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希望你们能打心底里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一回事。”女人转向我，“我是莱蒂的母亲，我的母亲你已经在奶牛棚里见过了。我是赫姆斯托克太太，她曾经是赫姆斯托克太太，所以她现在是赫姆斯托克老太太。这里是赫姆斯托克农场，这一带最古老的农场，在《末日审判书》里就有记录。”

        我很好奇她们为什么都姓赫姆斯托克，可我没问，我同样没敢问为什么她们知道猫眼石矿工的遗书和他死前的所思所想。她们说这件事时就事论事，非常淡然。

        莱蒂说：“我轻轻推了一下他，指了指那人胸前的口袋，他会觉得是自己发现的。”

        “干得不错。”赫姆斯托克太太说，“等水烧开时，他们就会来这儿一边喝茶，一边询问我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东西。你为何不带着小男孩去池塘边转一转呢？”

        “那不是池塘，那是我的海洋。”莱蒂转向我，“跟我来。”她带着我来到屋外，走在来时的路上。

        天空依旧灰暗阴沉。

        我们沿着奶牛踏过的小路，绕过房屋。

        “那真的是一片海洋？”我问。

        “没错。”

        眼前骤然出现一栋小木屋，一条旧长椅，还有两者之间的一片鸭塘，暗沉的池水上漂着些许浮萍和睡莲叶。一条死鱼翻着肚皮浮在水面上，像一枚钱币一样银光闪闪。

        “不妙啊。”莱蒂说。

        “你说这是一片海洋。”我对她说，“可这怎么看都只是个池塘。”

        “这就是一片海洋。”莱蒂说，“当我还是个小宝宝时，我们从古国出发，越过这片海洋来到了这里。”

        莱蒂走进木屋，拿出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顶端绑着的像是个捕虾网兜。她俯身探出竹竿，小心翼翼地兜住死鱼，把它捞上岸。

        “可赫姆斯托克农场在《末日审判书》上有记录。”我说，“你妈妈是这么说的，那是征服者威廉那年代的事了。”

        “没错。”莱蒂说。

        她把死鱼从网兜里倒出来，拎起来仔细查看。鱼身还软软的，没发硬，无力地耷拉在她的手中。我从没在一条鱼身上见过那么多色彩：鱼鳞是银色的，没错，可银色之中还透着蓝色、绿色和紫色，流光溢彩，每片鱼鳞的尖端还点着黑色。

        “这是什么鱼？”我问。

        “很不对劲。”莱蒂说，“这片海洋中的鱼大多是不会死的。”她不知从何处拿出一把小折刀，刀柄是个动物的角。她用刀剖开鱼腹，一直划拉到鱼尾。

        “是这东西在作怪。”

        她从鱼腹里取出一个东西，放到我的手上。一个油腻腻的小圆片，仍沾着动物内脏的汁液。我把它浸在水中，用手指搓洗干净。我看着小圆片，而小圆片上的维多利亚女王正看着我。

        “六便士银币？”我说，“鱼把这枚银币给吞了？”

        “这挺惨的，不是吗？”莱蒂说。天空透出了一线阳光，映照出她脸颊和鼻子上成片的雀斑。她的头发经阳光照耀，显现出赤铜的色泽。她说：“你父亲正在纳闷你去哪儿了。我们回去吧。”

        我把那枚六便士递给莱蒂，可她摇摇头，说：“给你吧。你可以用它来买巧克力或柠檬果子露。”

        “恐怕不行。”我说，“它的面值太小了。我想在这年代，没有商店会收六便士银币。”

        “那就把它放进你的储蓄罐吧，没准会给你带来运气。”莱蒂说这句话时有些犹豫，似乎并不确定它会为我带来哪种运气。

        我的父亲、几位警察和另外两个身穿棕色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正站在农舍的厨房里。一个男人对我说他是警察，可他没有穿制服，这让我很扫兴：如果我是警察，我一定不会放过任何穿制服的机会。我认出了另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他是史密斯医生——我们家的家庭医生。看样子他们刚刚喝完茶。

        我的父亲感谢赫姆斯托克太太和莱蒂对我的照顾，她们说我完全没给她们添麻烦，还说我想来随时可以再来。载我们过来的警察又开车把我们送到家门口。

        “你最好别把这事告诉你妹妹。”父亲说。

        我不会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我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交了一个新朋友，丢了漫画，手里正紧紧捏着一枚古老的六便士银币。

        我问：“海洋和大海有什么区别啊？”

        “海洋更大。”父亲说，“海洋要比大海大得多。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就随便问问。”我说，“会不会有一个像池塘那么大的海洋呢？”

        “不可能。”父亲说，“池塘有池塘的尺寸，湖泊有湖泊的尺寸，大海就是大海，海洋就是海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我想世界上就只有这四大洋。”

        父亲走向楼上的卧室，和母亲交谈了一会儿，接着开始打电话。我把六便士银币塞进我的小猪存钱罐。由于只能存不能取，等它再也塞不进钱币时，我才能打破它，可现在它离装满还差得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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