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账”的身世来源已无可考，但是很显然的，它遗传到的基因全是最差的那种。

        “我们从它是小狗时就开始养起，”乔伊斯先生说，当时我正把那只狗儿的一张照片递还给他。“它迷路了。你知道吗？有一天早上它就那样出现在后门，我真的可怜它，丢了些杂粮过去。从此，就甩不掉它了。”

        我们坐在乔伊斯先生家厨房餐桌旁。阳光懒洋洋地穿过一扇满是灰尘的窗子照射而来，下边是一个遍布斑点的陶瓷水槽，水龙头还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在我们来到的15分钟之内，乔伊斯先生对他那只遭杀害的狗就没说一句好话，然而我可以在他老迈眼神间看到不经意闪动的温暖，以及一双粗糙的手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他咖啡杯的边缘，他看起来充满着慈爱和热情。

        “它怎么得到那名字的？”马里诺实在想知道。

        “其实我并没给它取名字，但我总是对它发牢骚。‘混账，闭嘴！过来，混账！混账，如果你再不停止喊叫，我就把你的嘴绑起来。’”他羞怯地笑了笑。“它也许就这样以为它的名字叫混账。我也就一路这样喊它了。”

        乔伊斯先生是从一家水泥公司退休下来的搬运工，他的小房子立在一块农田中间，道道地地是郊区贫穷的标志。我猜这个木屋先前的主人是个佃农，因为木屋两旁有着广袤宽阔的休耕田野。乔伊斯先生说夏天时会被浓密的玉米田覆盖住。

        就在有一年的夏天里，7月一个闷热的晚上，邦妮·史迈斯和吉姆·弗利曼被迫开车行驶在这块人烟稀少的泥土路上。然后该年11月，我走上同一条路，经过乔伊斯先生的木屋，我公务车后装着折叠好的被单、担架和尸袋。距离乔伊斯先生住所东边不到两英里处有片茂密的树林，那就是两年前发现那对情侣尸体的所在。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巧合？如果不是巧合呢？

        “告诉我们，混账发生了什么事？”马里诺说着，边点上一根香烟。

        “那是个周末，”乔伊斯先生开始说，“好像是8月中。我打开所有的窗户，坐在客厅看电视连续剧‘朱门恩怨’。奇怪我还记得，可能因为那天刚好是礼拜五，那节目在9点钟播出。”

        “然后在9点到10点之间，你的狗被射杀。”马里诺说。

        “那正是我猜想的。不可能在那之前太久，要不然它就回不了家。我正在看电视，接着听到它在抓门、呜咽。我知道它受伤了，但只当它是被一只猫或什么的缠上了，直到我打开门，仔细地检查它时才发现。”

        他拿出一包烟草开始熟练地用手卷起烟来。

        马里诺鼓励着他。“那之后你做了什么？”

        “把它放到我货车里，载它到怀特赛医生家去，大约西北5英里的地方。”

        “兽医师？”我问。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是，小姐，我不认识任何兽医。怀特赛医生照顾我老婆，直到她去世，他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说实话，我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去。当然，太迟了。当我把狗带到那里时，医生什么也没办法做了。他说我应该通知警察。8月中旬只有乌鸦出没，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种季节、那么晚的时候还在外面射杀乌鸦或其他任何东西。我照他的话做了，通知了警察。”

        “你知不知道有谁可能会枪杀你的狗？”我问。

        “混账在追赶人的时候总是很恐怖，追汽车的样子就像是要把轮胎咬掉一样。你要问我个人意见，我总是猜想，多多少少，有可能是一个警察。”

        “为什么？”马里诺问。

        “那狗经过检查后，有人告诉我子弹来自一把左轮枪，也许混账追逐一辆警车，然后发生那事。”

        “那天晚上，你在这条路上看到过任何警车吗？”马里诺问。

        “没有，但那并不表示就没有喔，而且我不知道混账是在哪里被射伤的。我知道不在这附近，因为我会听到。”

        “也许因为你的电视声音太大，所以你没有听到。”马里诺说。

        “我一定会听到的，这周围没有多少声音，特别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你在这里住上一阵子，即使是小小的声音，只要不寻常，你都有办法听见。即使你的电视开着，窗户都紧紧关上也一样。”

        “那个晚上你曾听到任何车子打这儿开过吗？”马里诺问。

        他想了一下。“我知道有一辆车驶过去，就在混账开始抓门之前不久。警察问过我那件事。我有感觉不管是谁在那辆车里，都应该是开枪射狗的人，那个警察也这样想。至少，他是那样说的。”他停顿一会儿，瞪着窗外。“也许只是一个小孩子。”

        客厅传来变了调的座钟报时声，然后安静来，只有水槽上不断滴着水的水龙头计算着逝去的分分秒秒。乔伊斯先生没有电话。他几乎没什么邻居，没有人住在附近，我怀疑他是否有孩子，看来他也不像找到另一只狗或猫来做伴。除了他自己，我看不出有其他的人或动物住在这里的迹象。

        “老混账没什么价值，但它一点一滴地在你心里变大。它曾给邮差一个运动的机会，我就站在客厅里往窗外看，笑得眼睛冒出泪水。一个软弱的小家伙四处看着，怕得要死，不敢离开他那辆小小的邮车。老混账绕着圈圈对着空气狂叫。我会等上一两分钟，才开始喊，然后到院子里去。我只要伸出手指，混账就会走掉，尾巴夹在后腿间。”他深深吸了口气，卷烟被遗忘在烟灰缸上。“外面有太多卑鄙的人。”

        “是的，先生，”马里诺同意，往后靠到椅背上。“到处都是卑鄙的人，即使这么一个良善安静的地方。上回我到这里来应该是两年前左右，感恩节前几星期，当那对情侣在树林里被发现。你记得那件事吗？”

        “当然喽。”乔伊斯先生用力地点着头。“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我在外面捡木柴，突然间这些警车大呼小叫地经过，闪着警示灯。绝对有上打的警车，还有两辆救护车。”他停下，若有所思地看着马里诺。“我不记得在那里看到你喔。”转过视线看向我，说，“我猜你也在那里，对不对？”

        “是的。”

        “我就知道。”他看来很满足。“你看起来很眼熟，从我们一开始说话，我就一直在动脑筋，想要弄清楚我以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过你。”

        “你到过那个发现尸体的树林吗？”马里诺貌似寻常地问。

        “有那么多警车经过我家门口，我怎么可能还可以安安静静坐在这里？我无法想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方向没有邻居，只有树林。然后我想，嗯，可能是一个猎人被射伤了吗？但是那又没什么道理，有太多警察了。所以我爬上我的货车，开向那条路。看到一位警察站在他的汽车旁，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一些猎人在那里找到一对尸体。然后他想要知道我是不是住在附近。我说是，接下来就有一位警探出现在我家门口问问题。”

        “你记不记得那名警探的名字？”马里诺问。

        “不记得啰。”

        “他问了些什么问题？”

        “最主要是问我有没有在这个区域看到什么人，特别是这对情侣可能失踪的那段时间。有没有陌生的车子、奇怪的事情等等。”

        “你看到过吗？”

        “嗯，他离开后我认真地想了想，而有件事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时进入我脑子里，”乔伊斯先生说。“我对警察说这对情侣在这附近被谋杀的那个晚上，我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有可能我在睡觉，有时我很早就上床了。但是一两个月前，我突然记起来一件事，也就是在今年初另一对死掉的情侣被人发现之后。”

        “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我问。

        “妈妈很重要的那个女孩。”

        马里诺点头。

        乔伊斯先生继续说：“那个谋杀案让我又想起在这附近发现的那对尸体，那件事就跳到我脑子里。你们开车过来时应该注意到，前面那边有我的信箱。嗯，几年前，就是他们认为那女孩和男孩在这里被谋杀的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前，我得了重感冒。”

        “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马里诺说。

        “对！我感冒了，呕吐得很严重，感觉像是我从头到脚都酸痛得不得了。在床上差不多待了两天的时间，甚至没有力气起来到外面去拿邮件。我讲的这个晚上，我终于起来走动，煮了些汤，感觉好过一点，所以准备到外面拿信，那时应该已经是晚上9到10点了。而就在我往家大门的方向走时，我听到一辆车，外头像沥青一样黑，而这个人开着没有亮车头灯的车静悄悄地爬行。”

        “那辆车往什么方向走？”马里诺问。

        “那边。”乔伊斯先生指着西边。“换句话说，他正驶离树林那个区域，往公路的方向行驶。也许没什么，但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边除了农田和树林外，什么也没有。我只是想，那也许是孩子们喝醉玩耍或什么的。”

        “你是否看清那辆车？”我询问。

        “好像是中型车，深颜色，黑色、深蓝，或者也许是深红。”

        “新或旧？”马里诺问。

        “不知是不是全新，但不会是旧的，也不是那种外国车。”

        “你怎么知道？”马里诺问。

        “听声音，”乔伊斯先生轻松地回答。“那些外国车跟美国车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引擎较嘈杂，有轧轧声，不知道怎样详细描述，但我可以辨别。就像你们开车来时，我知道你开的是辆美国车，也许是福特或雪佛兰。那辆没有开车前灯，从这里驶过去的车呢，听来非常安静、平滑。车子的外型让我想起那些新型雷鸟，但我不确定，有可能是美洲豹。”

        “那么是时髦的那种啰。”马里诺说。

        “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对我来说，巡洋舰这款车是时髦。而雷鸟和美洲豹是特选昂贵的那种。”

        “你可以看到车里面有多少人吗？”我问。

        他摇头。“我对那个一点印象也没有。当时外头非常暗，我也没有站在那儿瞪着它看。”

        马里诺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笔记簿，开始翻阅。

        “乔伊斯先生，”他说，“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是在7月29日星期六晚上失踪。你确定你看到这辆车的时间是在那天之前？不是在那天之后？”

        “就跟我坐在这里一样确定。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生病了，像我告诉你的。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感冒。我能够记得是因为我老婆的生日是7月13日，我总是在她生日的时候到墓地去，在她坟旁放些鲜花，才刚回到家，就开始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我就无法下床。”他眼光飘到别处一会儿。“应该是15或16日时，我到外面去拿信，然后看到那辆车。”

        马里诺拿出他的太阳眼镜，准备离开。

        乔伊斯先生显然也不是无知的小孩儿，赶紧问他，“你在想那些死掉的情侣跟我的狗被枪杀有关系，对不对？”

        “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考虑探查这些案件。我们很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会透露一个字的，不会，先生。”

        “谢谢你。”

        他送我们到门口。

        “如果有时间再过来吧，”他说。“7月来，那时会有番茄。后面那边有庭园，有弗吉尼亚州最好的番茄。但你们不必等到那时才来玩玩，任何时候，我都在这里。”

        他在走廊看着我们开车离去。

        马里诺在我们循着泥土路回到公路上时告诉我他的看法。

        “我怀疑他看到的那辆车，正是邦妮·史迈斯和吉姆·弗利曼在这里遇害前两个礼拜出现的车子。”

        “我也是。”

        “至于那只狗，我也在怀疑。如果那只狗是在吉姆和邦妮失踪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前被射杀的话，我会认为我们掌握了些线索。但是，见鬼的，混账早在这些情侣遇害的5年前就被射杀了。”

        杀戮区，我想着。也许不管怎样，我们都掌握了些什么。

        “马里诺，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死亡地点看得比选择被害者还要重要的人？”

        他瞥了我一眼，倾听着。

        “这个人也许花了很长的时间就为了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场所，”我继续说，“当一切准备好，他就追猎，把他的猎物带到这个他小心选好的地方。地点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有一年里特定的对节。乔伊斯先生的狗在8月中旬被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不是狩猎季节，除了猎乌鸦。每一对情侣都在非狩猎季节被杀死，在每一个案件中，罹难者都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后，等狩猎季节来临才有机会被猎人发现。那是一种模式。”

        “你是说这个凶手当时在那片树林里找寻适合进行谋杀的地点，而那只狗飞奔过来，破坏了他的计划？”他看了看我，双眉紧皱着。

        “我只是提出一堆假设。”

        “不要误会，我想你也许可以把那假设丢到窗外。除非这个坏蛋想要袭击情侣策划了好几年，然后才终于付诸行动。”

        “我是猜测这个人富有非常旺盛的幻想力。”

        “也许你应该从事人格分析的工作，”他说，“你的话听起来就跟彭顿同一个调调。”

        “而你开始听起来像是想把彭顿排除在外。”

        “没有，只是现在没有跟他打交道的心情。”

        “他仍旧是你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的伙伴，马里诺，不是只有你和我处在压力下。不要对他太过苛求。”

        “你最近倒是很喜欢散发免费的忠言哦。”他说。

        “要庆幸那些是免费的，因为你需要所有你可以得到的忠告。”

        “要一起吃晚餐吗？”

        现在已经快接近傍晚6点了。

        “我今晚要运动。”我闷闷地回答。

        “老天，看来那会是你要我做的下一件事。”

        仅仅是想到那儿，就让我们俩人不约而同的拿出自己的香烟。

        我今天的网球课迟到了，一路上尽力抢黄灯地努力，最后还是宣告失败。我一只球鞋鞋带松掉，我握拍的手湿滑，而楼上正进行着墨西哥自助餐会，那表示观众台上充满着除了吃墨西哥袋饼、喝玛格丽特外无事可做的人们，当然也表示有人闲着可以看我出丑。连续五个反手拍，都把球击飞到底线之外，我开始微微蹲膝，放慢挥洒动作；接下去三个球却都挂在网上。截击凄惨，高飞球不值得一提。我越努力尝试，就变得越笨拙。

        “你放开得太早，又击球击得太晚。”泰德来到我旁边。“后挥的幅度太大，没有足够的挥拍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换打桥牌。”我说，我的挫败转成怒气。

        “你的拍面太开。试试把拍子早点拉后，肩膀转动，踏一步，在身前击球。尽量把球停在你的拍面上，越久越好。”

        他跟着我到底线，示范着，击出几个球过网，看得我十分忌妒。泰德有米开朗基罗定义下的人体肌肉线条，有流畅的协调力，而且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旋转着球，使球在你头上飞跃，或直直落在你脚旁。我猜想着，这些杰出的运动员知不知道他们让我们这样的人有怎样的感想。

        “你的问题多半在你脑子里，斯卡佩塔医生，”他说，“你来到这里，想要变成网球高手，事实上，你最好先回归现实。”

        “哼，我倒是很确定我绝对当不成网球高手。”我嘟哝着。

        “不要只专注在赢分，倘若你专心在不要输掉任何一分上，也许会比较好。打智慧球、布局，打回每一颗击来的球，直到你的对手失分或给你一个明显的机会。那边打的是真正的球赛。俱乐部水准的比赛不是在赢球，而是让对方输球。有人打败你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多赢了几分，而是因为你比他们输了更多分。”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他点点头，“我打赌你在工作时不是这样没有耐心。打个比方说，我打赌你把每一颗来球都击回去，而且可以一整天都那样做。”

        我并不确定，但泰德的教法却收到反效果，我的心思完全离开网球。哼，打智慧球。稍后，当我在浴缸里泡澡，我一头栽进这个想法里，很久很久。

        我们是无法击败这个凶手的。子弹的圈套和报纸刊载攻击性的故事，一点用也没有，小小的防卫计策可能反而有效。能逃过逮捕的罪犯并不表示他们的计划完美无瑕，只能说是运气。他们会犯错，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要认出那些错误，了解那些错误的重要性，判定什么是蓄意留下，什么不是。

        我想到那些我们在尸体旁找到的烟蒂。凶手故意把它们留在现场吗？也许。那会是一个错误吗？不是，因为就证物而言，它们并没有价值，而我们无法断定那些烟蒂的品牌。将红心J留在汽车里是蓄意的，但这也不是一项错误，因为上面没有指纹。就算有什么，那些纸牌的目的也许只是在引导我们认为那个留下纸牌的人希望我们认为的。

        用枪射击德博拉·哈威，我确定是一项错误。

        然后是行凶者的过去，我正努力思考着。他不是突然间从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一夜间变成个经验丰富的杀手。在这之前他犯过什么罪，有什么样的邪恶？

        就一方面来说，他很可能在8年前枪杀了一位老人的狗。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因为那事件指出了他是这个区域的人，对这里不陌生。我怀疑他以前就杀过人。

        隔天早上，工作会议一结束，我就要我的电脑分析师——玛格丽特，给我培力营周围50英里以内，过去10年来发生的所有谋杀案件的副本。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寻找一对被害人的谋杀案，但我找到了。

        档案号码是C0104233和C0104234。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相关案件，那发生在我搬迁到弗吉尼亚州之前的几年。我回到我办公室关上门，带着渐增的兴奋翻阅研读着档案。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在8年前的9月被谋杀，是乔伊斯先生的狗被射杀后的一个月。

        这两名女子在8年前的9月14日星期五晚上失踪时，都只20岁出头，第二天在教堂的墓园发现她们的尸体。一直到隔天，伊丽莎白的德国福斯车，才在一家莱特弗60号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停车场发现，离威廉斯堡不远。

        我开始研究解剖报告和人体资料表。伊丽莎白·莫特颈边被射了一枪，经研判她随后胸部被刺一刀，喉咙被割破。她衣衫完好，没有遭性侵犯的迹象，体内没有子弹，手腕上有绳索捆绑的痕迹，没有防卫性伤口。然而，吉尔的报告上揭诸的却是另一种情形。她双手前臂以及手上都有着防卫性伤痕，脸上、头皮上有着想来是以手枪挥击所造成的挫伤和割伤，她身上的衬衫被撕破。很显然，她曾奋力挣扎，造成她最后被戳刺11刀。

        根据档案里留有的剪报，詹姆士市警局说这两名女子最后被人们看到是在威廉斯堡的安佳酒吧喝啤酒，她们在那儿大约待到晚上10点钟。假设的理论是说，她们在那里见到那个攻击者，一个“酒吧里的好好先生”型的男人，那两名女子于是跟他一块儿离开，随着他到最后发现伊丽莎白车子的那个汽车旅馆。接着他绑架她们，也许就在停车场上，强迫她们开车载他到案发的教堂墓地再谋杀她们。

        对我而言，有太多的情节不合逻辑。警察在那辆德国福斯车的后坐找到无法解释的血迹。血型跟两名女子不符合。如果说血是凶手留下的，那么是怎么发生的呢？他跟其中一名女子在后坐缠斗过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没有找到她流下的血呢？如果两名女子都坐在前坐，他在后坐，那么他是怎么受伤的呢？如果他是在墓园跟吉尔搏斗时受伤，但也没有道理呀。在谋杀后，他必须开她们的车从墓园回到汽车旅馆，那么他的血应该在驾驶坐上，而不应该在后坐。最后，如果这名男子蓄意要在跟那两位女子发生性关系后谋杀她们，为什么不在汽车旅馆的房间就杀了她们？为什么这两位女子在做精子检验时呈阴性反应？难道说她们在跟这个男人发生性行为后，清洗过身体？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三人性行为？哦，也许吧，这个工作做久了，没有什么是我没见过的。

        我拨内线电话到电脑分析师办公室找到玛格丽特。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些其他资料，”我说，“詹姆士市警局R.P.蒙塔纳警探经手的所有谋杀案件，而且尸体呈毒品阳性反应的细表。我想立刻就得到那些资料，你可以帮忙吗？”

        “没问题。”我可以听到她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

        我拿到案件一览表时发现，由蒙塔纳警探调查的毒品阳性谋杀案共有6件。伊丽莎白·莫特和吉尔·哈灵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因为她们死后的血液对酒精呈阳性反应。不过，每一项报告都无关紧要，其浓度都少于0.05。另外，吉尔对利眠宁和克利汀纽姆的测试呈阳性反应，那是存在于莱勃瑞克斯成药里的活性药物。

        我伸手拿起电话筒，拨詹姆士市警局警探组的号码，要求跟蒙塔纳说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他现在是内部事务组组长，然后把我的电话转到他办公室。

        我尽量小心应对。因为如果我听起来像是觉得那两名女子的谋杀案跟其他5对情侣的死亡有牵扯的话，我担心蒙塔纳会退缩，不愿意继续交谈。

        “蒙塔纳。”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

        “你好吗，医生？就我看，住在里士满的人，还在射杀彼此哪。”

        “是没有好多少，”我附和着，“我正在做毒品阳性反应谋杀案的研究，”我解释。“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电脑纪录中你侦办的几件案子问些问题。”

        “说吧，但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可能在细节上会有些模糊。”

        “基本上，我只是对某些情节有兴趣，一些有关死者的细节。你侦办的案子，大多数都发生在我来到里士满之前。”

        “喔，是的，那时是凯戈尼医生的时代。跟他一块儿工作真有意思。”蒙塔纳笑着。“永远不会忘记他有时会用没有带手套的双手在尸体附近摸索。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担忧的，除了孩子。他不喜欢解剖孩子。”

        我开始回顾电脑调阅出来的资料，而蒙塔纳对于每个案件回想到的细节都没有让我感到惊讶。酗酒和家务问题造成丈夫枪击妻子，或反过来——这发生在一桩警察局胡乱谑称为史密斯和韦森离婚案里；一个在溪流发现的男尸，跟几个伙伴喝酒时，因扑克牌游戏不知怎么起了争执，被喝醉的伙伴殴打致死；一个血液里有0.30酒精浓度的父亲，被他的儿子枪击死亡等等。我把吉尔和伊丽莎白的案件留到最后。

        “我尤其记得她们，”蒙塔纳说，“对发生在那两个女孩身上的事，我只能用怪异一词来解释。我不认为她们是那种会跟在酒吧初识的男子一起到汽车旅馆去的放荡女人。她们两人都有大学学历、很好的工作，聪明且迷人。就我而言，我会说那个她们遇到的男人绝对非常、非常狡猾，不是那种脸红脖子粗的乡下佬。我总是在猜，那是一个偶然路过的家伙，不是这里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本地人，我想我们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运气去描绘出嫌疑犯，我说那是一个连续杀人犯。在酒吧跟女人搭讪，然后谋杀她们。也许是那种总是在路上奔驰的人，抵达一个市镇，再继续往前走，造访另一个地方。”

        “牵涉有抢劫吗？”我问。

        “没有迹象。当我初次接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也许这两个女孩对消遣娱乐性的药物有兴趣，跟某人离开进行买卖交易，也许同意跟他在汽车旅馆见面参加聚会，或是交钱交货。但没有遗失什么金钱或珠宝，我根本没发现那些女孩过去有使用毒品的任何证据。”

        “我注意到在毒品检验报告上说吉尔·哈灵顿在莱勃瑞克斯药物检测上呈阳性反应，另外还有酒精，”我说，“你对那点知道些什么吗？”

        他想了一阵子。“莱勃瑞克斯？没有，想不起来。”

        我又问了他一些别的事，然后谢谢他。

        莱勃瑞克斯是一种多功能的治疗用药物，用来松弛肌肉，以及减轻焦虑和紧张。吉尔可能有因运动伤害造成背部酸痛的现象，或因心理问题造成肠胃绞痛的毛病。我的下一步是找出她的医师。我首先打电话给我在威廉斯堡的法医，请他传真当地刊载在电话分类簿上的所有药房资料。然后我拨马里诺的传呼机号码。

        “你在华盛顿有什么警察朋友吗？有你可以信任的吗？”当我接到马里诺回我的电话时问。

        “我知道一两个人。怎么了？”

        “我急需跟艾比·敦布尔谈谈，很重要，而我不认为由我打电话给她是个好主意。”

        “除非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没错。”

        “你若问我的意见，”他又说，“你要跟她谈话根本就不是个好主意。”

        “我了解，但是那不会让我改变主意，马里诺。你能不能联络你那边的朋友，请他到她公寓去一趟，看看他是不是能找到她，好吗？”

        “我想你在犯一个错误。但是，好吧，我照做。”

        “只要传达说我需要跟她谈谈，要她立刻跟我联络。”我把她的住址给马里诺。

        这时，我要的那份电话分类簿上的资料已从传真机上传过来了，罗丝把资料放到我桌上。下午的空闲时间，我打电话到威廉斯堡，试着找出吉尔·哈灵顿可能光顾的每一家药房。终于，我找到一家，他们的记录中出现她的名字。

        “她定期来吗？”我问那个药剂师。

        “是呀！伊丽莎白·莫特也是。她们两人都住在离这里不远、路尽头的那栋公寓大厦里。很和善的年轻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有多震惊。”

        “她们住在一块儿吗？”

        “让我想想。”他停了一下，“不像是。有不同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但是在同一栋大楼，叫‘老城’，大约两英里远。那是个好地方，住了很多年轻人，威廉和玛丽大学的学生大多住在那里。”

        他继续告诉我有关吉尔的医疗历史。有三年的时间，吉尔根据处方购买不同的抗生素、咳嗽药，和其他日常感冒及一般大众容易罹患的呼吸道、泌尿道方面等发炎感染有关的药物。最近一次是她被谋杀前一个月，曾进来依处方买了斯派特，那显然在她死去之前就没有服用了，因为，在她的血液中并未检验出三甲氧苄氨嘧啶(trimethoxazole)。

        “你有卖莱勃瑞克斯给她的记录吗？”我问。

        我等着他翻阅记录。

        “没有，小姐，没有那样的记录。”

        也许处方是开给伊丽莎白的，我考虑着。

        “她朋友伊丽莎白·莫特呢？”我问那药剂师。“她是否拿处方买过莱勃瑞克斯呢？”

        “没有。”

        “你知不知道这两位女子还到过哪家药房买药？”

        “这点我恐怕无法帮上什么忙了，我不知道。”

        他给我附近其他几家药房的名字，大多数药房我都已经问过了，剩下的几家也证实她们没有到那里买过依处方才能购买的莱勃瑞克斯或其他药物。我知道莱勃瑞克斯本身其实并不重要，但那是谁的处方，以及是什么原因，则十分困扰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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