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标榜“魏晋风度”的千古名著，笔者发现，《豪爽》卷目中共十三篇，其中的“王大将军”王敦一人就占有五篇，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正是他惊世骇俗、放达不羁的个性，才使得这位高门子弟独标一格，卓然不群。千载之下，其落拓不羁的豪爽气概，仍令人拍案称绝。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王敦）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王处仲（王敦字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悉萃。桓（温）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奇拔磊落，一坐赞赏不暇坐。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此外，《世说新语·汰侈》中，也记载了另外两件反映王敦不羁性格的故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石）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晋书》中，此事记载见于王恺家，并详载“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不视”。）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

        的“纰漏”篇中，还记载了王敦娶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时的一则故事，并归为“疏漏”一集。其实，王敦举措，称之为“豪放”更恰当：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东晋的建立者是司马睿，字景文。他是司马懿曾孙，但以晋武帝一系的血缘上讲，这位爷属帝室疏宗。假使没有“八王之乱”时晋家血亲的自相残杀，假使不是石勒在宁平城和洧仓杀掉了五十四个司马皇族的王爷，再怎么轮排，也轮排不到这位琅琊王司马睿当皇上（虽然他和惠帝、怀帝同辈）。

        晋惠帝在位早期，天下纷纭，国家多事。司马睿“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倒是当时的侍中嵇绍（嵇康之子，晋朝大忠臣）有识人之明，曾对人讲：“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估计嵇侍中厚道人，没有大肆张扬，否则，当权的几个司马王爷中有一个萌起杀心，一道诏旨就会把司马睿这么一个疏宗王爷送上西天。

        公元304年（惠帝永兴元年），荡阴之战后，成都王司马颖把惠帝挟持到邺城。司马睿的亲叔叔是东安王司马繇，他曾劝成都王对其兄惠帝应尽人臣之礼。成都王怀恨在心，加上他当时正和东海王司马越交手频频，容不得有“异心”的人在身边，便找了个借口杀掉了东安王司马繇。

        亲叔叔东安王被杀，司马睿大惧，连夜出奔。当夜，月明星稀，光白如昼，成都王司马颖的追捕兵马四处搜捕，这位琅琊王没头苍蝇一样东碰西撞。忽然，天气乍变，忽下暴雨，捕快们纷纷驰入遮掩处躲雨，使得兔子一样狂逃的司马睿终于得机跑出了邺城。

        由于成都王早已下令，严防与自己不睦的司马氏皇族和大臣出入诸关口，司马睿跑到黄河边时，守卫渡口的军兵一拥而上，把他堵在当地。关键时刻，幸亏他的随从宋典从后疾驰而来，用马鞭鞭杆抽打着司马睿战马的屁股，笑着对战战兢兢的司马睿说：“舍长（看房小吏），官府禁止贵人出入，怎么你这样的人也会被阻拦呵。”言毕，宋典不慌不忙，策马慢行。巡河的军兵听此言，又见马上人一身普通装束，确信司马睿不是什么人物，就挥手放他过去。

        公元305年，晋惠帝永兴二年，东海王司马越派与自己一个派系的琅琊王司马睿留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并派手下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东海王拥立晋怀帝后，于公元307年派司马睿独当一面，坐镇建邺，王导彼时也随之同去江南。

        司马睿初到江东，面对孙吴旧政权留下的强宗大族，胡萝卜加大棒，又打又拉，招纳了顾荣、贺循等当地望族名士，又平定了孙弼和杜宣的叛乱，最终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说来也怪，司马睿的爷爷、老琅琊王司马伷在晋初的平吴之役中就立下赫赫大功，孙皓呈献玺绶，正是首呈司马伷请降。由此，可以说老、少琅琊王与江东之地冥冥之中就有不解之缘。

        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包括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等，携家带口，成族成宗地一窝蜂狂逃，纷纷避难江东。在此情况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助下举贤用能，罗致了不少人才，为江南积累了一大批能政治、善管理的杰出人才。

        晋愍帝继位后，遥授远在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由于晋愍帝名叫司马邺，从此建邺为避帝讳也就改称建康。

        长安陷落前，十七岁的少年天子司马邺深知自己难逃被俘的命运，派平东将军宋哲捎信给司马睿，表示“……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丞相可摄统万机，还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

        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刘曜俘掳后，刘琨、段匹襌、段辰、邵续、刘演、曹嶷等晋朝汉、夷众臣纷纷上表劝进。

        公元318年4月，愍帝被害消息传来，司马睿继帝位，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王与马，共天下”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309），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王导。王导是太尉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堂弟。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的世族大姓对这帮北来“伧父”甚为不屑，“人情不附”。北来诸人移镇建康一个多月，也没有多少当地人来投附。忧心忡忡之余，王导率先想出一个主意：趁着秋季“禊祭”日，司马睿本人坐在肩舆之上，大摆王家堂皇仪卫，王敦、王导等北方大族名流皆骑马跟从，仪势威严，表情肃穆，使堂堂大晋的威仪展现于江南土著面前。

        “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阳”了，终于忽悠着大屁股安坐帝位，成为东晋的第一任国君。

        王敦方面，司马睿初即位，便任命他为荆州牧，从此坐镇荆州上流之地，手握强兵，掌统军政实权。由此，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绝非虚言。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虽然司马睿政权对江东大族一直采取笼络、安抚政策，还授给贺循等人太常、侍中这样的“大官”做，其实都是虚衔，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司马睿真正依靠的，还是王导这样的北来世族，并使他们多居显位，执掌实权。

        自北方逃来的世家大族们有了政治上的优势后，自然索求经济利益，良田、美宅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追求目标。但江南传统富庶地区早就“名花有主”，当地土著大地主们数代经营，怎肯轻易把膏壤良田让给这些踉跄从北方跑来的高级难民？因此，南北士族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

        司马睿坐稳江东后，首先对义兴（今宜兴）周玘“疑惮之”。“三定江南”中立有大功的周玘郁郁不得志，他思忖自己对司马睿又无推戴之功，便想发动吴人叛乱，杀掉诸位当朝执政大臣，反客为主。由于谋划不周，事情泄露，周玘几个同谋纷纷被杀。如此谋逆大罪，假设发生在西初期或承平年代，周玘早就该九族玩完了。

        司马睿刚继帝位，怕“影响”不好，压住此事不发，并改授周玘为建武将军、南郡司马，让他异地做官。

        深知自己谋泄，又被排斥外任，周玘忧愤成疾，得病而死。临终，他对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为我复仇，乃吾子也！”（吴人谓北方人为“伧”）

        周勰倒不乖父志，暗地联络族人及吴地世族，招兵买马，并准备响应已经起兵的吴兴人徐馥和吴国降主孙皓的族人孙弼。周勰的族兄周续先在义兴起兵，打着讨伐王导、刁协的名义，准备与司马氏政权一决高下。周勰的叔叔周札闻知此事，权衡利弊，认为成功完全没有可能，就向义兴太守孔侃告变。周勰闻信也没敢动手。不出所料，徐馥、孙弼、周续很快被杀，但司马睿最终也没有“穷治”此案。

        周勰“失志归家，淫侈纵恣，每谓人曰：‘人生几时，但当快意耳！’”竟也能因酒色过度善终于家。

        既然已经对当地豪强示以“颜色”，北来的世家大族也明白了自己这些侨客不能过分激怒当地这些“地头蛇”，便转而向浙东一带求田问舍，率宗族、部曲、乡里对那里进行开发，并把势力逐渐扩展到温州、台州广大地区。这样一来，北来大族和太湖流域的吴地豪强之间的矛盾逐渐缩小，东晋政权的内部争斗得以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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