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和一般人的所谓“在世”与“去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世”与“去世”是被动的（自杀除外），“入世”与“出世”则是主动的。这里说的“入”，是介入的入，即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政治的、公共的事务。这里说的“出”，则是超出的出，即超脱人世，摆脱世事，不参与朝政，也不过问政治，甚至不管“闲事”。因此，所谓“入世”与“出世”，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一种人生态度。

        可惜问题并有这么简单。如果“入世”和“出世”只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那它就不是问题。比如在现代社会，一个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是否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事务，完全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参与，不过问，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著书立说和发表言论）来参与过问。传统社会就不一样了。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过问参与一下，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这样一来，所谓“入世”与“出世”，差不多也就等于“在朝”和“在野”（包括归隐和不仕）。这就是“出处”（出就是出仕，处就是退隐），也叫进退、去就。

        这就必须搞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资中筠先生将自己“非学术性文章”的集子命名为《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其实是有深意的。因为中国读书人的“出处”（处，读上声），一直是资先生思考的问题。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这些人虽然没多少学问，但好歹也算是读书人，当然同样有个入世和出世的问题。不想明白了，怕是会有麻烦。

        —— 读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

        首先，问题的主体为什么是“读书人”，或者说，为什么是“读书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问题。其次，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读书人特别需要考虑“出处”，也是一个问题。第三，读书人的“出处问题”，为什么又叫“入世”和“出世”，当然也是问题。所以，我们得一个一个来，把它们都弄清楚了。

        先说“出世”和“入世”。世，有时间义（如世代、世纪），有空间义（如世界、世间）。这里说的“世”，当然是指“人世”，也就是人类社会，即世道（社会状况）、世风（社会风气）、世故（社会经验）、世面（社会阅历）的“世”。但这样一讲，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照此理解，则所有的人便都是“入世”的，没有“出世”的。只要他“在世”，即便“出家”，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哪里出得了“世”？除非是“涅槃”。不过这样讲也不对。因为“涅槃”并不叫做“出世”，叫“去世”，也叫“逝世”、“离世”。“入世”的意思刚好相反，不是死亡，而是诞生。而且，一旦诞生，多半都想活着（在世），没多少想“出去”的。

        可见，所谓“入世”与“出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对社会公共政治事务介入或不介入、参与或不参与、过问或不过问，甚至是做官或不做官。这样一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特别重要，或者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权、有义务、有可能介入、参与、过问社会公共政治事务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皇族（主要是皇帝，皇亲国戚们则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另一种就是“士”，即“读书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或四大阶层）中的农工商，是没有资格的。皇帝和皇族关心、过问、介入政治事务并不奇怪—— 天下原本是他和他们的。奇怪的是，读书人（士）又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并为参与还是不参与（即入世与出世）而左右为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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