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孔子一样，墨子也是踌躇满志。

        中国文化有个传统，叫“上医医国”。墨子，就是以“医国上医”自居的。在《墨子·兼爱上》，作者一开始就亮明了这个身份。墨子说，圣人是干什么的？是专门治理天下的（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怎样才能治理天下？一定得知道天下之乱，乱在哪里，为什么乱，才能治理（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这就好比医生治病（医之攻人之疾者），必须知道病在哪里，为什么会生病，否则就治不了（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同样，要治理社会，也得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问题。也就是说，得弄清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墨子》一书有《兼爱》上中下三篇，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的（下引如不注明，均见于此）。当然，作为“医生”，他不但要做出诊断，还要开出药方。

        那么，当时的社会有病吗？

        有。而且，在墨子看来，病得还不轻。其具体症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国与国相攻（相互战争），家与家相篡（相互掠夺），人与人相贼（相互残害）。国与国之间，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家与家之间，今天你抢我的，明天我抢你的；人与人之间，今天你害我，明天我害你，而且明火执仗，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执其兵刀、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墨子管这叫“乱”，也叫“害”。这就是“病象”。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当时的天下，为什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呢？墨子认为，直接的原因，也有四个，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君臣父子，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出了问题，社会岂能不乱？这就是“病因”。

        不过，在墨子看来，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还只是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人们不相爱（起不相爱）。做儿子的，只爱自己，不爱父亲，因此损父利己（亏父而自利）。做臣民的，只爱自己，不爱君王，因此损君利己（亏君而自利）。同样，做父亲的，只爱自己，不爱儿子，因此损子利己（亏子而自利）。做君王的，只爱自己，不爱臣民，因此损臣利己（亏臣而自利）。至于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根子也在这里。诸侯只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所以损他国利己国（攻异国以利其国）。大夫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损他家利己家（乱异家以利其家）。人民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所以损他人利自己（贼人以利其身）。这就是“病根”。

        结果是什么呢？是互相残杀，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具体地说，就是强势的威胁弱势的，人多的压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负贫困的，高贵的傲视卑贱的，聪明的欺骗迟钝的。一言以蔽之：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这就是“病理”。

        弄清了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就可以治病了。怎么治？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现在社会的病，既然“以不相爱生”，那么，治病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让人们相爱。墨子说，诸侯相爱，就不战争；大夫相爱，就不掠夺；人与人相爱，就不残害。君臣相爱，就君惠臣忠；父子相爱，就父慈子孝；兄弟相爱，就融洽协调。如果“天下之人皆相爱”呢？那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总之，只要人们相爱，“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病象问题，“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的病源问题，“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的病理问题，便都解决了。

        这倒是简单得很，也便当得很。但正因为简单易行，人们就难免起疑，就会问：是这样吗？墨子的回答是：当然！墨子说，所谓相爱，就是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比方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看待别人的身心就像看待自己的身心（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一种爱，就叫“兼相爱”，也叫“兼爱”。墨子说，如果天下人都“兼相爱”，都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还有谁会盗窃（谁窃）？都把别人的人看作自己的人，还有谁会残害（谁贼）？都把别人的家族看作自己的家族，还有谁会掠夺（谁乱）？都把别人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还有谁会进攻（谁攻）？因此，只要“兼相爱”，就一定“天下治”。

        从理论上讲，墨子的说法完全可以成立。问题是：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理论。仅仅理论上说得过去，讲得好听，是不行的，因为人们还会问：做得到吗？

        墨子早就料到会有这一问，因此预先设定了回答。墨子说，可能有人会讲，你这个兼爱好是好，只是做起来太难了。于是墨子反问：有多难呢？就像少吃饭、穿粗衣、冲锋陷阵那么难吗？可是就连这样“天下百姓之所皆难”的事，也能做到。想当年，楚灵王喜欢细腰，他的臣下就争着减肥，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面黄肌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晋文公喜欢简朴，他的臣下就穿粗布衣，披母羊皮，戴厚帛冠，踏草鞋垫。越王句践好勇，他的战士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见再难的事，只要上面喜欢，下面就有人去做。兼爱，有那么难吗？要说是举起泰山飞越黄河，那是没人做得到。要说兼爱，却是有人做到过。比如大禹、商汤、周文、周武，就都做到了。我说的兼爱，就从他们那里学来，谁说没人做得到？

        墨子还说，何况兼爱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帮助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利人利己、两全其美的事，怎么会做不到？反过来，如果你不爱别人，别人自然也不爱你；你不帮助别人，别人自然也不帮助你。这道理，难道还不简单吗？

        这道理当然简单，墨子说得也很雄辩。但墨子不愧是科学家（《墨子》一书中，有数学、力学和光学的论文，其中谈到小孔成像和凹透镜原理），他不但要讲道理，还要做实验（姑尝两而进之）。怎么做实验呢？墨子说，现在不是有两种主张吗？一种是主张“兼相爱”的，我们称之为“兼”；一种是主张“别相恶”的，我们称之为“别”。假设有两个士人，一个主张“兼”（执兼），一个主张“别”（执别），而且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都实践自己的主义和主张，那会怎么样呢？那个主张“别”的就会说，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疗；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那个主张“兼”的则会说，我当然要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给吃的；朋友冷了，他给穿的；朋友病了，他来服侍；朋友死了，他来埋葬。众所周知，我们的战士常常会要出征，能不能生还没人知道。我们的官员也常常要出差，能不能回国也没人知道。那么，他们临行之前，要托付自己的家庭、父母、老婆孩子，会去找谁呢？傻瓜都能做出判断。

        这样的实验，墨子还做了一个，只不过把主张“兼”（执兼）和主张“别”（执别）的人换成了国君。其中一个，不问民众的冷暖死活。另一个，则时时刻刻把民众放在心上，急人之急，救人之难。墨子说，如果让民众从这两位国君中选择一位，他们会选谁呢？不用问吧？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别”是错的。兼，利人利己利国利民利天下；别，害人害己祸国殃民乱天下。我们该选择什么，还用多说吗？

        如此看来，墨子的理论，真是雄辩有力，滴水不漏。墨子自己，也底气十足。据《墨子·贵义》，墨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南下到了楚国，想见楚惠王（熊章，楚昭王之子）。惠王以年老为理由，推辞不见，派大臣穆贺去见他。穆贺听了墨子的游说，非常高兴地说，先生的主张确实高明！问题是敝国的君主恐怕会说“这是贱人的话”而不予采纳。墨子说，你们大王生了病，吃不吃药？药，也许只不过一把草根。可是天子吃了，也能治病。难道因为它是草根，就不吃了吗？想当年，商汤去见伊尹，向他请教，就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所谓“天下之贱人也”。可是汤王怎么说？汤王说，如果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使我的耳朵更灵敏，眼睛更明亮，我一定吃了它。伊尹对于我们国家，就是最好的医生；他的主张，就是最好的药物。由此可见，一种主张，你采纳还是不采纳，关键要看它有没有用（唯其可行）。我的主张，就是管用的药。不采纳我的主张，就好比有大片的庄稼不收割，偏偏要去拾谷穗。攻击我的主张，则等于是以卵击石。你就是把天底下的鸡蛋都扔完了，那石头还是石头，我还是我（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

        这真是好大的口气！事实上，墨子的学说，在当时也确实有很多人拥护赞成。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论说，逻辑性极强，不能不让人折服；他又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不能不让人佩服。既有逻辑性，又有实践性，既让人折服，又让人佩服，于是墨子的观点便风行天下，成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学说之一。

        这样一来，墨子和他的信徒，便觉得有资格可以挑战儒家了。据《墨子·耕柱》，前面说过的那个儒家之徒巫马子曾经对墨子说，先生兼爱天下，也没见有什么好处。我不兼爱，也没有什么坏处。你我都不成功，为什么非得说你就正确我就错误？墨子问：现在有人放火。一个人捧着水来救火，另一个人举着火来助阵，但都没有成功，你赞成谁？巫马子说，当然赞成捧水的。墨子说，所以我认为我正确，你不正确（吾矣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显然，在墨家看来，儒家的那一套不但救不了社会救不了火，而且简直就是放火。

        好家伙，这就存心是要和儒家对着干了。因此，过了不到一百年，儒家的第二号重要思想家孟子，便拍案而起，对墨子的学说痛加批驳。而且，孟子的话还说得很重，说墨子的主张简直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率兽食人），要把人变成畜生（是禽兽也）。因此，如果不打倒墨子，就没有办法弘扬孔子（《孟子·滕文公下》）。

        这就奇怪。墨子和孔子，不都认为社会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吗？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也都是爱吗？既然都是爱，怎么会一个是人，一个是禽兽呢？墨子和孔子，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些不同，会让孟子勃然大怒，破口大骂？

        没错，孔子和墨子，是都主张爱，也都主张让世界充满爱。但是，他们两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孔子的爱是仁爱，墨子的爱是兼爱。什么是“仁爱”？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先爱自己人，后爱别的人；先爱父母子女，后爱父老乡亲；先爱华夏族人，后爱少数民族。甚至同一层面，也有先后，比如先父母后子女，先国君后国民。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爱，这也就是“仁”。什么是“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贵贱、等级、差别，一视同仁的爱。无论父母子女、国君国人、贵族平民、华夏夷狄，统统一样地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爱，这也就是“兼”。正是一个“兼”字，划清了墨子与孔子的界线。可见“兼”之与否，是本案的关键。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

        那么，不“兼”行不行？墨子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爱是无私的。不“兼”，就没有“爱”。为此，墨子和儒家又有一次精彩的辩论。

        仍据《墨子·耕柱》，巫马子对墨子说，我和先生不一样，我可不能兼爱。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比如爱邹国超过爱越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比如爱鲁国超过爱邹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爱自己超过爱双亲（爱我身于吾亲）。为什么呢？越近就越爱。别人打我，我会疼；打别人，我不疼。我为什么不救助自己，却要去管别人的痛痒？所以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杀彼以我），不可能舍己为人（杀我以利）。

        听完巫马子的话，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墨子说，那好，那你就死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主义宣布以后，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怎么样呢？会照你说的做。你损人利己，他也损人利己，而且就杀你，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来杀你。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死定了？

        墨子的这个推理相当精彩，尤其是前半段，无可批驳。事实上，损人利己的问题也正在于此：你损人利己，别人也损人利己，最后是大家都受损，包括主张和实行损人利己的人自己。所以，损人利己，是绝对不能提倡的。它对社会，对大家，对每个人都不利，都是损害和祸害。但墨子后半段的推理就有问题了。损人利己虽然不对，但也不能因此治人家的死罪呀！你治人家的死罪，算不算损人呢？还有，巫马子之所以可能被杀，是因为他把损人利己的主张说出来了。如果他不说只做呢？你又奈何？要知道，那些真正损人利己的家伙，几乎从来就是只做不说的。说出来的，反倒未必做。你把巫马子杀了，会不会是制造冤案？这些问题，都不知道墨子怎么回答。当然我们不能去问他。我们问，墨子就会把我们看作主张损人利己的人，派他手下的武士（墨者）把我们也杀了。

        其实逻辑学家墨子的逻辑问题很不少。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的问题，就出在逻辑上，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墨子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兼”，一个叫“别”。兼，就是人与人之间无差别。别，则是有差别。那么，墨子怎么证明兼是对的，别是错的呢？从正反两面来论证。在《兼爱下》，墨子问：现在天下这么乱，坏事这么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爱别人、帮别人，还是因为他们恨别人、害别人？相信大家都会说，是因为恨，是因为害。再问：这些恨别人、害别人的人，是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没有差别（兼）呢，还是看得有差别呢（别）呢？肯定是有差别。由此可见，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差别，就会恨。恨别人，就会害别人。害别人，天下就会大乱。所以，别（有差别）是错的（别非也）。相反，天下太平的时候，谁都不欺负谁，谁都不伤害谁，谁都不压迫谁，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恨别人、害别人，还是因为他们爱别人、帮别人？相信大家都会说，是因为爱，是因为帮。再问：这些爱别人、帮别人的人，是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没有差别（兼）呢，还是看得有差别呢（别）呢？肯定是没有差别。由此可见，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就会爱。爱别人，就会帮别人。帮别人，天下就大治。所以，兼（无差别）是对的（兼是也）。

        按照墨子的想法，他这样一说，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兼是别非”。可惜，墨子自以为逻辑严密，其实大有问题。什么地方有问题？逻辑前提有问题。墨子说，现在天下这么乱，坏事这么多，就因为这些人恨别人、害别人。这话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害人并不一定因为恨。比如小偷去偷东西，是因为恨那些物主吗？未必吧！同样，国与国相攻（相互战争），家与家相篡（相互掠夺），人与人相贼（相互残害），也未必因为恨，多半因为利。何况，恨，也未必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恰恰相反，正因为把别人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才会有恨。比方说，你会恨自然、恨动物吗？不会。所以，别则恨，恨则害，不能成立。这个逻辑前提不成立，兼则爱，别则恨，不兼则不爱，也不成立。

        事实上，爱可以是无差别的，也可以是有差别的。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总归是比爱别人的多一些。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爱别人的家人，就很不错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常理。研究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不讲人之常情、人之常理，偏讲自己那个尚待证明的逻辑，肯定行不通。这也正是墨子学说必定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再说（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不过巫马子的话，同样暴露出儒家的问题。按照儒家的观点，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叫“爱有差等”。一个人，最爱的应该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和子女，然后依次是祖父母、叔伯父母、堂兄弟姐妹、族人、乡亲、本国人、外国人。所以，儒家之徒，肯定是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乡亲超过爱同胞，爱父母超过爱族人。因此，也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爱自己超过爱父母。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最爱的，是自己的父母。说到底，还不是最爱自己？但是，“爱我身于吾亲”这句话，儒家可从来没有说过，也不会说。因此冯友兰先生表示奇怪，推测“大概是墨家对儒家的夸张之词”（冯友兰，下引均见此书）。我的看法是：儒家当然不会说这话。如果巫马子是儒家，也不会说。然而墨子却完全可以替儒家推导出来。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是越亲的爱得越深，越疏的爱得越浅。如此说来，最多的爱，岂非应该给自己？凭什么爱父母应该超过爱自己，也超过爱一切人呢？这是没道理的。墨子这一脚，可是踩到了儒家的鸡眼。

        不过，孟子跳了起来，却并非因为被墨子踩痛了脚，恼羞成怒。他的批墨，其实有许多深刻的原因。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痛批墨子？他的说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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