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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煌煌文治

        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礼是可以理解的。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权益则受到忽视,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朱允炆失败了,历史没有给他转向文治的机会。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自是他夺权的需要。但当其政权稳固后,必要用文人治理国家,文臣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改变。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永乐元年朱棣对他的群臣说: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献媚取宠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评。他说: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张扬其事。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儒雅了起来。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然而,他们是以参赞机密、参与决策的名义进入内阁的。

        1.文官制度趋于完善

        正是这些人进入了内阁,肇始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洪武废除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却了一个环节。朱元璋曾一度设立四辅官。四辅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但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久罢设。后来,又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帮助皇帝处理公务而已。当时帮助详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们可以“兼司平驳”。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是在朱棣即位的当年九月。以文学侍从之官,进入决策行列,说明文官制度趋于完善,这是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但这时入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品秩不高,没有部属,也不专管什么部门,各部门奏事也不得相关白。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越六部,成为决策的中枢,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

        延揽人才,重视学校科举

        明朝自洪武以来,国学及府州县学在全国普遍建立。朱棣继承其事,重视学校教育。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朱棣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在他亲撰的碑文中说:“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强调尊礼孔子,是因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

        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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