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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郡县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为此,他除了要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向东北、西北、西南发展外,还力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国家”的概念。在古代,“国”更具有地区、地域的意义。他们称世界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称为各国。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君主意识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其地位与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对应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众与他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臣民,处于边远地区的是夷人,更远的则称为远夷。这些远近夷人与中原地区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称作来朝、向化,他们送给朝廷的礼物则被称为进贡、纳献。中国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们派使节赴各地封其国王、山川,宣布教化,传达政令,以期四海来朝。在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艰难,明初的国力也还有限,他虽控制了中土,但连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还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颁给安南的诏书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就是这种态度。朱元璋还多次告诫子孙臣工: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他又在《皇明祖训》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还规定了“不征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齐国等。当然,朱元璋所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国主义的理论,但他提出的安定边徼,慎动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朱棣的对待中外关系的态度,与朱元璋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时虽然有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毕竟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础巩固,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洪武时期相比,蒙古衰落,东北、西北地区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这些都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乐时期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时为象郡,汉时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为安南都尉府,宋以后历朝都接受册封立安南王。明初,陈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

        其时,安南大权为其国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国王陈炜被黎季犛杀害。立陈日焜主国事,而一切皆决于黎氏父子。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杀日焜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为胡一元,其子为胡■,自称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后,立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不久季犛自称太上皇,传位于胡■。

        永乐元年,胡■遣使贺朱棣即位,诡称,“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然“名分未正,难以率下”,他请求“锡臣封爵,使废国更兴,荒夷有统”。且发誓说,“奉命效职贡,有死无二”。明廷不知内情,派遣行人杨勃等赴安南廉察。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为安南国王。朱棣说:“覆载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顺民情。”胡■则上表退还所侵占的广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顺。但一年之后,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一作“添平”)绕道老挝,逃至南京,向明廷报告了实情。陈氏的故臣也来告急,请明朝出兵讨伐黎氏。朱棣说:黎氏“试主篡位,暴虐国人,而臣民共为蒙蔽,是一国皆罪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请求迎陈天平归国复位。永乐四年,明朝派兵五十人护送陈天平,但黎氏却伏兵杀了陈天平,并杀明使。朱棣大怒说:“朕为万国王,蠢尔蛮夷,乃为不道以戕其主、夺其国。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其时安南实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纷纷向朝廷告愬。此外,黎氏还侵云南宁远州七寨;杀土官猛慢,“虏其女,徵其银”;“威逼近边土官,致其骇散”。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时他们还“毁中国儒教,谓孟子为盗儒,程朱为剽窃”。这些都为朱棣所不能容忍。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分别统“两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统“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进讨安南,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大理寺卿转饷,朱棣亲临龙江祃祭誓师。此役明军兵力达八十万,比朱棣亲征蒙古还要多出许多。可以说是举国动员了。朱棣说:“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又戒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者”,并称“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如此说来,这岂不可以称作仁义之师了吗?而且,朱棣的话,就兴灭继绝的封建礼法来说未尝为无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明朝军士“皆欢呼用命”。五年五月,明军大胜,黎氏父子均被俘虏,都督柳升等将其“献俘阙下”。

        但问题并未完结,关键在下一步如何处理。

        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据张辅报告说,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对此,各书记载大体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分司,并设立府州县等机构,俨然为内郡。朱棣忘却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话,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从此,明军便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明廷规定陈氏宗族被杀害者赠官,居官者仍其旧,又诏访明经博学、贤良方正等各种人才送京擢用。同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然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永乐六年,陈氏故官简定反,立国号大越,纪元兴庆,诸县响应。明守军战败,朝廷派沐晟率师征讨,再败。不得已,又派张辅再次往征。简定同时使用政治手段,争取大越政权的合法化。他自己做上皇,陈季扩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请求封爵,被张辅拒绝。陈季扩等兵败乞降,朱棣诏受其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实未降,明廷随即又派张辅、沐晟再次率兵征讨。直到永乐十二年,陈季扩才“兵败服诛”。明朝先后以张辅、丰城侯李彬出镇交阯。

        “郡县交阯”——一招失算

        朱棣曾经说过“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却派出中官马骐等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把内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骚动,桀黠者故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有的“自署官爵,杀将使,焚庐舍”,有的“皆自称王”,此起彼伏,官军无法控制,朝廷派荣昌伯陈智带兵助剿,到永乐十九年才“贼悉破灭”,但原陈季扩手下的一个金吾将军黎利仍未拿获。黎利曾一度归附,而又自称平定王,置官署。在明军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挝,被迫“求抚”,而心实未降。这时适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机再起。洪熙、宣德两朝不断派兵征讨,并下诏“大赦交阯罪人”,招抚黎利等人,“停采办金银香货”,但迄无成效。这时明军诸将多畏缩怯战,而宣宗则主张放弃交阯。黎利声称已经访得陈氏之后,请求“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这样,问题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发点上了。宣宗打算顺水推舟,借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但撤兵之诏未到,交阯已经丢失。明朝所设的三司官及镇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还者仅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正如蹇义、夏原吉所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夏原吉掌握着国家财政,他非常清楚征交阯所花的代价是多么大。他不同意放弃交趾,对于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说:“臣以为非是。”他们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维护先王的业绩,同样可惜二十年中抛在战场上的血汗呀!

        且不说征交阯所耗费的财兵、物力,单说八十万大军离乡背井,就从农田中夺走了多少劳动力。永乐年间的无休止的征战,给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一首《鸟夜啼》,正描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离乱之苦:

        慈乌哑哑清夜啼,飞来飞去无枝栖,天空月冷声惨切,更深夜永情悲悽。东家织妇年二五,良人万里操干橹。冬衣未寄春复临,机杼劳劳不胜苦。耳边忽听慈乌声,炎炎万感焚中扃。掀襟抆泪罢机杼,披帘促步趋前庭。悲悲咽咽对乌说,莫向清宵学啼血。妾夫别去三逾年,鱼雁迢迢至今绝,愿乌将妾相思情,西飞啼向夫郎听。夫能听兮妾情达,妾情达兮夫心宁。夫宁岂欲终忘返,恩义须期两无赧。夫能努力树功名,白发归来未为晚。

        远在战场的军士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仅有奔波之劳,还有杀身之患,连粮饷也常常难以继给。我们也录一首诗看,《交州病中录诸友,时军中绝饷,以手帖干主帅索粮》:

        问病寻方事总虚,漫劳车马慰踌躇,三年玉署兰台笔,学写颜公乞米书。

        官员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哀叹和祈望了:

        不有辕门贤主帅,飘零谁与慰我魂!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结束了。它使明朝官民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到明朝中后期,不断有人对明军撤出安南的政策提出批评。

        然而,明军在交阯坚持下去能够成功吗?安南脱离中原政府的控制到永乐时已经有“四百四十六年”。以元之强悍,仅能“屡破其国”。明朝虽然在交阯设立了郡县,但那里“群盗蜂起”,“或聚或散”,盖“交人久外声教,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贼酋所至,辄为之供仪隐蔽。以故贼溃复聚。如前所述,中官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岁女儿也被中官马骐携归明廷以充宫婢,病死在内地。因此当地人民更为不满。二十余年中,反抗从未停止。明军是被打出来的。谷应泰说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议”,诚然。情况十分凄惨:“旌节符绂,狼藉裔土,将吏公卿,流离草莽,战士污魂,哭闻中夜,孤臣■血,碧化千年。……死者君其问诸水滨,生者不望生入玉门。贻笑蛮方,损威中国。”谷应泰责备于宣宗君臣,我们不是更应该责备朱棣吗?永乐时期,国力可谓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吗?如果坚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损失恐怕会更大。

        交阯撤兵之议,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不久,与杨士奇、杨荣有一段对话:

        上御文华殿,召士奇、杨荣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洩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洩。’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戍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我想,这绝不仅是修实录的史臣为以后不得已撤军杜撰出来的遁词伏笔。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宣德皇帝才对交阯的战事不积极,对战败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军。

        安南之役在周边地区也有反响。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李芳远对群臣说:“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工曹判书李来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国,谁敢有敌之者!”李芳远说:“不然,兵在精不在众,岂可执一言乎?且安南国王奔告于皇帝,则帝之此举,不得不尔。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诸小国是愿意与明朝和平交往的,他们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会起而反抗。

        郡县交阯,无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却正是朱元璋所告诫的“倚富强,要战功”。事实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于其地小民少,而在于难于控制。朱元璋主张“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为“不征国”,其用心是深远的。朱棣声称“四海之内皆赤子”,虽然应当地军民耆老请求郡县其地,结果还是造成了连年战乱。最后撤车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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