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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榜儒家政治理想

        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这个矛盾是致命的。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朱棣也说: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取舍标准则是与天下人心共好恶。他们把自己妆扮成天下民众中的一员,竭力约束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与民众同其好恶,如果追求满足私欲,而“拂天理之公”,其结果是极为危险的。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上述天命观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看到了能否稳住宝座在于是否得到万民爱戴。

        历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力量十分惧怕。“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过独夫而已,连一个愚夫愚妇也不如,何况他面对的是亿万民众。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酿成祸乱则悔之晚矣。

        于民怨未形之时图之以法,便是谨好恶、慎修身。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

        (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朱棣同历代政治家一样,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做所为为普天之下所瞩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同时,他还领导着一国之风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为端正,品德无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日无惕,若厉,无咎。”“弗虑无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人君应该勤勉自励,疏懒豫怠则将一事无成。朱棣本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于此体会甚深,他说:

        夫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须臾踅息,则非勤励。大禹勤劳,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孙。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则不懈,不懈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做所为均是有节制的。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

        (一)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二)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三)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先王”,实是以最优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者相标榜。

        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3)制礼作乐明刑弼教

        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已经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观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应该理解为自上而下地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安于现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会“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为人君者则会安然稳坐其位。

        在《圣学心法》中,还有所谓别内外、正名分,也应与礼教、德化作同等观。关于正名分,朱棣说: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他说: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然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

        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朱棣说: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这里,朱棣提出了几项主张:1.致治须资贤才,贤才须养之而成,故育才须从建学立师为急务。2.任人当择贤才,择贤才当取之至公而用之至当。3.用人果贤,听之勿疑,官皆称职,庶事咸康。

        但是还应该补充一条,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朱棣说:“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赵翼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因而朱元璋竟然规定了“不为君用”的法律。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与明廷合作。有鉴于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礼臣下的观念。礼臣下并不是朱棣的发明。

        在君主制社会中,虽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却有赖于臣僚去完成。君与臣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权力分享上,也在治国方略之异同上,他们常会发生冲突。是出于公心还是满足私欲,是立足于长治久安还是只顾眼前安乐,往往是他们冲突的焦点。作为君主,如何对待臣下的意见,作为臣僚,如何“辅佐”君主,是又一个为历代政治家注重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纳谏、听言是君主为人们所称许的美德。不畏威暴,敢于谏诤,则是臣僚应尽之责。在《圣学心法》中朱棣说: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纳言之要,在于虚心约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临下,若不和颜下士,则人亦有言而不敢进。但君主之纳言,目的仍在消除祸患,长治久安。

        那么,何者可亲,何之可斥?何言可纳,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则: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伪,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处心公正,表里如一,小人则用情私邪,险陂倾侧,当审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难辨,惟明君则能识之。

        他批评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为,必然终至败亡:

        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

        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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