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以其家属远遁，明军胜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施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徵，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阿，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责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据实录记载，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剌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我们怀疑实录所以如此写，实为朱棣以后的轻举兴兵委婉开脱，“今秋若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颇带有制造口实的雕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为出兵制造口实，也是中了鞑靼挑拨的伎俩。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称赞他“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抚弱者，打击强者，而且坚持“来者不拒，逆命必歼”的原则。

        当时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护人。明成祖朱棣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利用他们的矛盾。于是他封马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略，则瓦剌之侵略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党逆也……盖鹜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靮也。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出自黄淮之口，并非指鞑靼、瓦剌言。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直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

        那么，朱棣率师北征的战绩，又是怎样的呢？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曾经随驾参赞北征的杨荣等人，对北征的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资，继志述事，旄钺一麾，而龙沙万里之外，罔有遗患，以为圣子神孙万年无疆之业。其于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后艰者，霄壤不侔矣。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夫岂浅见薄识，所能形容万一哉！然臣荣猥以非才，叨职翰墨，备员扈从于戎马之间，亲睹皇上，躬御戎衣，以临六军，神谟庙算，机敏睿发，出奇料敌，变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扫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万世不拔之功业也。

        太子少师姚广孝说：

        曾未及月，即抵虏境，群凶嗷嗷，无所逃命。搂其窟穴，尽其丑类，所获马驼牛羊，不计其数。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诚为王者之师，自古所无有也。……颂曰……北南一览，尽归王化，大无外兮。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纪诸史册，刻之金石，昭万世兮。

        永乐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样？是否由于朱棣北征给子孙留下了“万年无疆之业”？这些都值得仔细分析。先说具体的战功。明人记载征战，对于战功详而复详。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比如洪武年间几次北征战果的记载：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家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其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橐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洪武二十年五月，冯胜征纳哈出，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

        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副将军唐胜宗、郭英讨北虏，虏主数十骑遁去，追获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两。聚虏兵甲焚之。

        现在，再来看看关于朱棣北征的记载，以比较之。

        第一次北征，永乐八年征鞑靼。

        金幼孜；《北征录》：

        五月初八日，胡骑都指挥款台获虏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马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送至大营。

        六月初九日，见虏出没山谷中……上麾宿卫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将轻骑穷追虏溃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时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

        六月十二日，发长秀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

        六月十四日，发广漠戍，……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车驾至斡难河……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渡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孽畜。

        辛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自是降附者众。(按，此降附者为家属百姓)

        癸未，车驾次清尘河，指挥万忠获虏四人至。

        丙戌，下班师诏。

        六月甲辰，阿鲁台聚众山谷中……上躬率精骑千余，径至虏阵，……阿鲁台失色堕马，虏死者枕籍……策马走，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

        丙午，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

        丁未，上追及虏于回曲津，……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自是军行，虏无敢窥于后者。

        郑晓：《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里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大子，遂下诏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诸将追之，至斡难河及虏，……本雅失里以七骑遁去，俘获辎重孽畜无算。时阿鲁台东奔，复追至飞云壑……虏众溃败。复以精骑造至长秀川。命都督冀中等尽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复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乃还。至广漠镇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斩获又千余，始班师。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黄钺，未曾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

        还有，在获得这种掳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实录》载：“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震。”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服。永乐九年十二月，阿鲁台确实“遣使来款”了。但是：

        阿鲁台遣使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

        阿鲁台归款，请得役属吐番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酋长以盟。

        这些记载虽然说是“纳款”是“乞”、“请”，但乞请的内容却不一般。当时，女直、吐蕃诸部均向明朝称臣，其官员亦为朝廷所任命。阿鲁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诸部，对明朝无异于蛮横要挟。明朝虽未答应他的要求，但对阿鲁台的无理态度亦无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经鞑靼境内，作为接受朝廷封号的和宁王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见朱棣。这些都说明明廷的武力并未使阿鲁台诚心臣服，阿鲁台有恃无恐。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月征瓦剌。

        金幼孜：《北征后录》：

        六月初七日，次忽兰忽失温，贼首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未交锋，火铳窃发，精锐者复奋发向前力战，无不一当百。寇大败，人马死伤者无算，寇皆号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

        六月甲辰，驻跸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虏与战，斩虏数十人驰报。

        戊申，驻跸忽阑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个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上曰：“……必尽歼乃已。”皇太孙对曰：“……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上从之。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六月，至撒里却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战，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数百人，追至土剌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

        六月初，至忽兰忽失温。答里巴等扫境来拒，可三万余人。须臾再战，皆退却，寇大败，人马死伤无算。遁至(土)剌河。后遇寇则击走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以神机炮毙贼数百人。上率铁骑乘之，虏败却。武安侯郑亨追击之，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动。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首千余级，余众俱走。大军乘胜追击之……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剌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师，……颁诏天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鲁台，次杀胡原。阿鲁台与家属北遁。大兵尽收其牛羊驼马，焚其辎重。移师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虏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大泽中，仓猝逆战。上率前锋，中之，斩首数百，追奔至河……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三十余里。神机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溃，死伤不可胜计，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数十余，生获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马驼，焚其辎重、兵器，其余党未降者赦之。复追获其男女千余。寻两败其追兵。诸将捣其别部者复大败之，斩首数千级，尽收其人口孳畜。按，是举最为得志，而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六：

        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上乃出师次鸡呜山，虏闻之夜遁……七月，次杀胡原。前锋获虏谍者言，阿鲁台弃其驼马牛羊辎重于阔泊海之侧，与家属远遁。乃尽燔其辎重，收所弃孳畜，班师还。诏诸将曰：“所以翼阿鲁台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当还师击之。上麾兵追击斩首数百级，余众溃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斩虏酋数十人，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还。

        此次战役的亲历者礼部郎中孙原贞记载当时情况说：

        时和宁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众，不相统一，彼此疑畏，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给朱棣挣了点面子。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战而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朱棣惮毕生精力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号称蒙古可汗的，不论是鬼力赤，也不论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扎奇斯钦的文章已经指出这一点。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才勉强渡过难关。

        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为了供给这样庞大的军队，几乎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以永乐二十二年北征为例，为供军饷，天下府库，搜索殆遍，“查勘两京及天下库府藏递年出纳之数”，“点勘南京并直隶卫府州系食粮递年出纳之数”，令督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车，丁壮挽运。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永乐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东、山西民丁随军供馈饷，“郡邑各遣官率之，惮行者往往为规避计”。由于道路险远，地冻天寒，不少民夫在运粮中冻伤手足或疾病而死。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营建北京宫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亲征，国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永乐弊政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霜，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朱棣一死，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一下抖了出来。

        民间对朱棣的黩武，也表现出种种不满。明朝政府是奖励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赋。因而明廷对“一产三男”之家给予格外优待。但是，永乐时期，由于兵役不止，劳作不休，民间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则弃之不育者。”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唐人哀叹：“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殆与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颂朱棣武功相反，一些边塞诗反映出民间厌恶战争的情绪：“曾逐嫖姚出汉关，故乡宁负老来还！到家莫恨无金印，数亩青山梦亦闲。”“无家亦归去，胜作异乡尘。”“多少还家梦，中原有弟兄。”

        明朝军队总数，洪武时期为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万人，到永乐时期膨胀到三百一十万人之多。洪武时王淑英上疏，已哀叹兵过多，造成“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永乐时军费负担可想而知。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都来源于军民的血汗。以屯军而论，宣德初年龚翊上言说，“官军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费及本力外，抵官数常恐不足，已周岁月粮，夫复何望？忽遇欠岁，尤更狼狈，是以冻馁交迫。强者取于触法为非，弱者甘为沟瘠以死”。以民间而论，永乐二十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资言：“天下郡县所上永乐十七至十九年实征之数，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洪熙元年四川双流知县孔谅言，“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搅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百姓由于军费而造成的沉重负担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众多大臣如方宾、夏原吉的激烈反对。另外，朱棣的频年出师也遭到了邻邦的批评和耻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传到朝鲜，其君臣有如下这样一段对话：

        廷显启于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亲征鞑靼，抄诸路军，诸路城子，男无余丁，老弱妇女亦不得出于城外。禁兵侍卫而立食，外卒牵车而转输。”

        上问：“达达先来侵欤？帝欲先往征乎？”

        廷显言：“达达之来侵，臣等未之闻也。但闻沂国公率禁兵见败于贼，故帝欲雪其耻，将往征之。”

        上曰：“彼来侵我，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我先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可乎？不胜则为天下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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