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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严密的防御体系

        明朝虽然在鞑靼、瓦剌地区封当地首领为王,设置了一些羁縻卫所,并实施各种政策加强与蒙古地区的联系,但由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中突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蒙古地区需要内地提供的生活物质,甚至不惜以抢掠手段获取,所以鞑靼、瓦剌经常对内地进行侵扰。明朝在对其怀柔抚绥的同时,不能不加紧防御。“选任名将,总率兵马,修饬边备以待之。自辽海至于两鄙,要害之处,皆有其人焉”,所谓“列镇控制四夷”。号称“九边”的北方重镇,永乐时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已驻有重兵。总兵官领兵戍守,营堡墩台,分其缓急量设兵马,平时走阵、哨探、守■、焚荒,皆其职。敌“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贪戾而务广大也。卫边地而死民死”,“日戒修军政”。其时“边政严明”,诸官军“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

        1.严关坚堡,且耕且战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区的军事工事的建设,洪武时关隘烽堠遍布边境,“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用以“限隔内外”,“詟服胡虏,抚辑边氓”。

        永乐以后,由于大宁都司的内迁,宣府等地成为冲要,后来迁都北京,靠近边境,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其主要设施有屯堡、壕堑、墩台。

        据《山西通志》载:

        土堡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语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势便也。

        堑窖多凿于近垣,以阻侵轶,凿地横垣曰堑,间凿间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盖城堡所以能御患者,以有堑窖为恃也。

        烽墩多设于边境,以时侦望……相地形高耸足以眺远者,筑立墩台,设军戍守。一旦有警,昼则鸣炮,夜则烽火,庶警报易以飞传,兵马便于召集。

        永乐时期所修大体类此。

        水乐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修筑宣府诸处屯堡成。先有敕谕亨等于宣府、万全、怀安诸处简军马,坚垒壁,谨烽堠,慎防御之务。每数堡择一堡为高城深壕,城多置门,其中开井积水,以聚数堡之人马辎重粮饷。昼夜了望,寇至夜则举火,昼则举炮为信。以军士坚守之,附近屯堡军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经营规划,至是始备云。

        朱棣还屡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务要壕堑坚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顷刻少怠,钦此。

        永乐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处城池,务要十分整理得坚,屯堡务要修理得停当,摆布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将亲来巡视,钦此。

        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边及各难守屯堡,即将人口头匹,尽数收拾入坚固屯堡内居住,务在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必然就擒。钦此。

        据《译语》说:“虏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旷日费力也),间攻堡寨。人果死守,则亦弃去。”“尝有畏死退缩者,贼入则无唯类”。因此,屯堡的坚固,对保护沿边军民不遭侵扰有相当作用。

        宣府以外,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沿边要地都有屯堡设置。永乐十二年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视各处屯堡建设的情况。朱棣还规定了屯堡的规制:

        “上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尽入大堡,并力固守”。

        沿边还修筑了许多城池、石垣、壕堑。永乐七年六月,朱棣对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说:“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苦城池坚定,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永乐十年八月,又命边将在长安岭、野胡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永乐十三年三月大同镇守左都督朱荣言:“边卫城池,当边境冲要。其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东胜诸处城垣低薄、无壕堑,宜急修筑。从之。”永乐十一年二月,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曰:“前尝令边将于诸屯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水,凡邻近各屯行李刍粮孳畜皆置于内。有警则诸屯相与协力拒守。尔独不遵。尔别有良策否?即有缓急,不致误事否?宜深计之,毋贻后悔。”

        烟墩之设有定制:

        “永乐十一年令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五尺,外开壕堑,钓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了,以绳梯上下”。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处建筑烟墩。这样城堡、墩台、壕堑遍布北方边境,东起辽东,经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直至嘉峪关,各种军事设施连绵不绝。正德年间,礼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宁夏,尚得见永乐初何福所筑城,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诸卫,也有边墙隘门等设施。

        1980年,笔者曾实地考察从宣化到大同一带的烟墩城堡。从宣化往西,过柴沟堡,沿洋河西岸,冈峦起伏。冈脊之上,烟墩相望,延绵不绝。偶尔在河岸也可以见到城堡。如柴沟堡西有一废弃的古城堡,城墙大体完好,呈正方形,每边约一百米,夯土筑成,访于当地居民,有说是城,有说是堡,当为明朝边军屯驻所用。这种墩台城堡的布置,一直绵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两岸。往北的御河两岸,往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两岸,都是这样。盖河床平旷,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当然也便是防边瞭敌的冲要之地。以御河两岸为例,从德胜口、宏赐堡往南,河东岸是一道土筑边墙,残存墙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阔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随山蜿蜒。河西岸峰峦起伏,每峰峦的至高点都有墩台,弥望无际。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观音台东侧,我们具体查看了一座墩台。台为黄土夯筑,台基为正方形,每边约七米,台高残存约十米顶部亦呈正方形,每边约五米。台东北角有土筑阶梯从地面通往台顶。台外四周围以土墙,正方形,每边约二十米。当地居民说,台西在五十年代初还有石砌房子的墙基,房子附近还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荡然无存。

        当然,这些烟墩城堡并不一定都建于明初,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和经营的苦心。

        对于通往鞑靼、瓦剌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鞑靼瓦剌入寇的必经之路、军事要地。永乐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通一人一马。又如:

        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烟墩守之。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卫指挥同知朱腾等视山后道路,还言:苏林口二十六处,旧有官军守备,其黄石崖、庄窠涧二处并新视山口九处,俱合置守备。又言:守口军旧止五六人,今宜增为十人。从之。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关以北潭峪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十月乙亥,塞关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处,每处以军士十人守之。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卫指挥司奏,所辖境内诸隘口,可通车骑者三……皆已设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径八……悉已塞之。其纸坊沟等处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会议可通车骑者用百户一员领甲士二十人守备,樵牧小径宜用甲士十人。从之。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钤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

        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永乐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为不严。比年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覈治,自今宜严禁约’。”同年八月庚戌,“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陈敬及巡按监察御史曰:‘人臣无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今边境犹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潜住卜笼吉儿、沙迷查干诸处,诡称朝使,索取宝物,或于道途窃盗外夷所贡善马,或为商贩图利,此皆边将不谨致然。都指挥为朝廷镇守边境,御史为国家耳目之臣,皆坐视不理,可乎?其悉心廉问防闲,不可纵弛’”。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复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迤北”。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觇之’”。

        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足食足兵,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国时,朱元璋就重视屯田。后来,朱元璋曾对冯胜、傅友德说:“屯田守边,今之良法。与其养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卫”永乐时期,屯田有了新的发展。永乐三年朱棣敕谕说: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养的道理,只要使平民丰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着太祖高皇帝时,都着他耕种自食,又积赞起余粮防备水旱。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这个办法甚是两便……因此上著恁每官军,依着定的分数下屯,专委官管领,定立赏罚则例,年终赴京比较。每一都司拨旗军十一名种样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种,攒下粮食,官府起盖仓廪替恁收藏起来。

        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挥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士卒,且耕且战,尔其慎之!”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什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兴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屯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粮供给,减轻了军民■运的负担。关于永乐时期的屯田,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赘言了。

        杨荣诗句:“关塞有兵严号令,屯营无事乐耕耘”,“猛士防边严警柝,行人驻马听泉声”。正是永乐时期边关情况的真实写照。

        2.内徒边民,烧荒防秋

        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后来鞑靼、瓦剌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戍居兵卒,武吏驭之”,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文皇乘三驾馀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右卫、怀安卫,“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馀丁实之”。永乐十二年礼部尚书赵羾来宣府辑迁民,“羾至,披荆斩棘,布约束,分田立市,甚劳悴云”。永乐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庆(今延庆)州,“至是始迁民实之”。但这种工作做得太少了,永乐时期新立者唯保安、隆庆二州,开平一卫而已。远不能弥补以前大规模迁徙造成的空旷。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空旷荒凉的局面。终永乐之世以及后来这种局面并未改变甚至有所发展。曾任明兵部职方郎中的陆容(1436~1494)说:“居庸关以外抵宣,驿递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朱元璋的内徙是为了御外,朱棣的内徙是为了防内,尽管都满足了一时的形势需要,但却留下了长久的遗患,其不利于北方地区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是显然的。

        为了防止为北元——鞑靼侵扰者所乘,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故事,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使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卒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须预报之使备。”

        这当是烧荒之始。后来则逐渐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宫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贼不能南牧。

        每岁冬,镇守总兵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总参游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尊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军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烧沿边野草尽绝……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贼闻兵马出境皆远遁,绝无踪迹。

        本来,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永乐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朱棣)顾学士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

        开平,旧有元之斡耳朵,犹华言宫殿也。今则荒台断础,零落于凄风澹月之间。

        沙漠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

        出得胜口,……过抚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边放牧,可能减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徒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临塞谕诸将曰:“吾与诸将军受命提丘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廓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军,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朱棣即位后,数次北征,迄无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蒙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驰”,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虏或因粮于我遂深,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尽管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制驭蒙古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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