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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出漠北,三犂虏庭”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以其家属远遁,明军胜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施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徵,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阿,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责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据实录记载,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剌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我们怀疑实录所以如此写,实为朱棣以后的轻举兴兵委婉开脱,“今秋若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颇带有制造口实的雕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为出兵制造口实,也是中了鞑靼挑拨的伎俩。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称赞他“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抚弱者,打击强者,而且坚持“来者不拒,逆命必歼”的原则。

        当时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护人。明成祖朱棣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利用他们的矛盾。于是他封马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略,则瓦剌之侵略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党逆也……盖鹜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靮也。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出自黄淮之口,并非指鞑靼、瓦剌言。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直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

        那么,朱棣率师北征的战绩,又是怎样的呢?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曾经随驾参赞北征的杨荣等人,对北征的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资,继志述事,旄钺一麾,而龙沙万里之外,罔有遗患,以为圣子神孙万年无疆之业。其于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后艰者,霄壤不侔矣。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夫岂浅见薄识,所能形容万一哉!然臣荣猥以非才,叨职翰墨,备员扈从于戎马之间,亲睹皇上,躬御戎衣,以临六军,神谟庙算,机敏睿发,出奇料敌,变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扫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万世不拔之功业也。

        太子少师姚广孝说:

        曾未及月,即抵虏境,群凶嗷嗷,无所逃命。搂其窟穴,尽其丑类,所获马驼牛羊,不计其数。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诚为王者之师,自古所无有也。……颂曰……北南一览,尽归王化,大无外兮。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纪诸史册,刻之金石,昭万世兮。

        永乐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样?是否由于朱棣北征给子孙留下了“万年无疆之业”?这些都值得仔细分析。先说具体的战功。明人记载征战,对于战功详而复详。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比如洪武年间几次北征战果的记载: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家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其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橐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洪武二十年五月,冯胜征纳哈出,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

        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副将军唐胜宗、郭英讨北虏,虏主数十骑遁去,追获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两。聚虏兵甲焚之。

        现在,再来看看关于朱棣北征的记载,以比较之。

        第一次北征,永乐八年征鞑靼。

        金幼孜;《北征录》:

        五月初八日,胡骑都指挥款台获虏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马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送至大营。

        六月初九日,见虏出没山谷中……上麾宿卫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将轻骑穷追虏溃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时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

        六月十二日,发长秀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

        六月十四日,发广漠戍,……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车驾至斡难河……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渡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孽畜。

        辛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自是降附者众。(按,此降附者为家属百姓)

        癸未,车驾次清尘河,指挥万忠获虏四人至。

        丙戌,下班师诏。

        六月甲辰,阿鲁台聚众山谷中……上躬率精骑千余,径至虏阵,……阿鲁台失色堕马,虏死者枕籍……策马走,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

        丙午,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

        丁未,上追及虏于回曲津,……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自是军行,虏无敢窥于后者。

        郑晓:《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里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大子,遂下诏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诸将追之,至斡难河及虏,……本雅失里以七骑遁去,俘获辎重孽畜无算。时阿鲁台东奔,复追至飞云壑……虏众溃败。复以精骑造至长秀川。命都督冀中等尽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复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乃还。至广漠镇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斩获又千余,始班师。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黄钺,未曾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

        还有,在获得这种掳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实录》载:“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震。”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服。永乐九年十二月,阿鲁台确实“遣使来款”了。但是:

        阿鲁台遣使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

        阿鲁台归款,请得役属吐番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酋长以盟。

        这些记载虽然说是“纳款”是“乞”、“请”,但乞请的内容却不一般。当时,女直、吐蕃诸部均向明朝称臣,其官员亦为朝廷所任命。阿鲁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诸部,对明朝无异于蛮横要挟。明朝虽未答应他的要求,但对阿鲁台的无理态度亦无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经鞑靼境内,作为接受朝廷封号的和宁王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见朱棣。这些都说明明廷的武力并未使阿鲁台诚心臣服,阿鲁台有恃无恐。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月征瓦剌。

        金幼孜:《北征后录》:

        六月初七日,次忽兰忽失温,贼首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未交锋,火铳窃发,精锐者复奋发向前力战,无不一当百。寇大败,人马死伤者无算,寇皆号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

        六月甲辰,驻跸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虏与战,斩虏数十人驰报。

        戊申,驻跸忽阑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个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上曰:“……必尽歼乃已。”皇太孙对曰:“……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上从之。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六月,至撒里却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战,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数百人,追至土剌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

        六月初,至忽兰忽失温。答里巴等扫境来拒,可三万余人。须臾再战,皆退却,寇大败,人马死伤无算。遁至(土)剌河。后遇寇则击走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以神机炮毙贼数百人。上率铁骑乘之,虏败却。武安侯郑亨追击之,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动。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首千余级,余众俱走。大军乘胜追击之……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剌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师,……颁诏天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鲁台,次杀胡原。阿鲁台与家属北遁。大兵尽收其牛羊驼马,焚其辎重。移师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虏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大泽中,仓猝逆战。上率前锋,中之,斩首数百,追奔至河……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三十余里。神机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溃,死伤不可胜计,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数十余,生获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马驼,焚其辎重、兵器,其余党未降者赦之。复追获其男女千余。寻两败其追兵。诸将捣其别部者复大败之,斩首数千级,尽收其人口孳畜。按,是举最为得志,而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六:

        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上乃出师次鸡呜山,虏闻之夜遁……七月,次杀胡原。前锋获虏谍者言,阿鲁台弃其驼马牛羊辎重于阔泊海之侧,与家属远遁。乃尽燔其辎重,收所弃孳畜,班师还。诏诸将曰:“所以翼阿鲁台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当还师击之。上麾兵追击斩首数百级,余众溃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斩虏酋数十人,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还。

        此次战役的亲历者礼部郎中孙原贞记载当时情况说:

        时和宁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众,不相统一,彼此疑畏,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给朱棣挣了点面子。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战而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朱棣惮毕生精力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号称蒙古可汗的,不论是鬼力赤,也不论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扎奇斯钦的文章已经指出这一点。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才勉强渡过难关。

        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为了供给这样庞大的军队,几乎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以永乐二十二年北征为例,为供军饷,天下府库,搜索殆遍,“查勘两京及天下库府藏递年出纳之数”,“点勘南京并直隶卫府州系食粮递年出纳之数”,令督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车,丁壮挽运。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永乐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东、山西民丁随军供馈饷,“郡邑各遣官率之,惮行者往往为规避计”。由于道路险远,地冻天寒,不少民夫在运粮中冻伤手足或疾病而死。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营建北京宫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亲征,国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永乐弊政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霜,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朱棣一死,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一下抖了出来。

        民间对朱棣的黩武,也表现出种种不满。明朝政府是奖励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赋。因而明廷对“一产三男”之家给予格外优待。但是,永乐时期,由于兵役不止,劳作不休,民间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则弃之不育者。”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唐人哀叹:“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殆与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颂朱棣武功相反,一些边塞诗反映出民间厌恶战争的情绪:“曾逐嫖姚出汉关,故乡宁负老来还!到家莫恨无金印,数亩青山梦亦闲。”“无家亦归去,胜作异乡尘。”“多少还家梦,中原有弟兄。”

        明朝军队总数,洪武时期为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万人,到永乐时期膨胀到三百一十万人之多。洪武时王淑英上疏,已哀叹兵过多,造成“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永乐时军费负担可想而知。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都来源于军民的血汗。以屯军而论,宣德初年龚翊上言说,“官军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费及本力外,抵官数常恐不足,已周岁月粮,夫复何望?忽遇欠岁,尤更狼狈,是以冻馁交迫。强者取于触法为非,弱者甘为沟瘠以死”。以民间而论,永乐二十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资言:“天下郡县所上永乐十七至十九年实征之数,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洪熙元年四川双流知县孔谅言,“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搅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百姓由于军费而造成的沉重负担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众多大臣如方宾、夏原吉的激烈反对。另外,朱棣的频年出师也遭到了邻邦的批评和耻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传到朝鲜,其君臣有如下这样一段对话:

        廷显启于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亲征鞑靼,抄诸路军,诸路城子,男无余丁,老弱妇女亦不得出于城外。禁兵侍卫而立食,外卒牵车而转输。”

        上问:“达达先来侵欤?帝欲先往征乎?”

        廷显言:“达达之来侵,臣等未之闻也。但闻沂国公率禁兵见败于贼,故帝欲雪其耻,将往征之。”

        上曰:“彼来侵我,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我先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可乎?不胜则为天下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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