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斗马失前蹄

        毛泽东恢复了红军领导权后，指挥的第一仗是土城战斗。这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一生中指挥的仅有的没有打胜或得失持平的一仗。也可以说，这是没有载入史册的一个败仗。

        早在红军于遵义休整和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时，狡猾的蒋介石已经预料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他判断红军有3种行动可能：一是向东回师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向北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

        他认为第三种可能不大，这是太平天国石达开灭亡的绝路，朱、毛不会走。

        因此他围绕第一、二种可能，在红军东向和北进方向上投下了重兵。遵义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部署也已完成。

        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中央红军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约有150个团，40万人。而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万多人，兵力之比超过了10∶1。敌我形势的严峻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

        当红军主力于1935年1月25日到达川黔边的习水时，四川军阀刘湘的郭勋祺模范师已进至离红军只有一天路程的温水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由习水向土城进军途中，察看沿途地形，准备利用该地道路两侧的山谷地带，集中优势兵力合歼单独冒进之敌。

        27日，军委到达土城。情报侦悉尾追红军之敌仅郭勋祺部一个旅。毛泽东当即建议，红一军团继续北进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占领土城以东2至4公里处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川军郭勋祺旅。军委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并发出了作战命令。

        1月28日清晨5时，上城战斗打响了。当红三、五军团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阻击郭勋祺旅时，敌人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与敌激战于石高嘴、尖山子、老鸦山、猴之垭等高地。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没有进展，双方损失很大。红军反复冲杀和肉搏，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火力网封锁的一个葫芦形隘口。敌军蜂拥而至，企图“一网打尽”红军。

        毛泽东、周恩来在青杠坡村外的小山顶上建立了指挥所，几乎可以360度地环视战场。当时他们看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发现红军固然打得很勇敢，但敌人打得也不错。红五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步步向土城逼进。

        前面是强敌猛攻，后面是赤水河阻挡，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局势，险情莫测。

        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当机立断，马上命令红一军团立即返回增援。又调军委预备队的干部团上阵抵挡。

        朱德总司令按捺不住，要求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前线的危险性，连抽了几支烟，迟迟不答应。朱德急了、摘下帽子走到毛泽东面前：“我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一个人的安全。真正危险的是土城仗打败了，我们都不安全啰！”话说到这份上，毛泽东也深感战情太危急，只好点头。

        送行的场面很壮烈。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领导人和军委纵队部分指战员200多人，列队土城镇以壮行色。朱德一见此等场面和气氛，激动他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泽东也动了真情：“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朱总司令向毛泽东等人敬了个军礼，向送行的人挥手致意后，迈着稳健步伐，义无反顾奔向火线。

        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担心地望着他的背影……

        朱总司令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命令精锐的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如下山猛虎，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朱德高兴他说：“好样的，多谢啰！这里没事啦，继续往前打！”

        下午2点过后，红一军团二师急行军返回增援，立即投入反击，与干部团协同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干部团团长：“陈赓行，可以当军长！”红军从俘虏口供里得悉，敌人有好几个部队的番号，形势更趋严重。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危险的战斗。毛泽东当即召集了由政治局和军委主要成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是迄今所知的在红军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三是若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他果断地建议：“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改“北渡”为“西进”的意见，并同意他提出的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于29日拂晓前架好浮桥；陈云主要负责处理伤员和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大家立即分头行动。

        朱总司令于29日3时发出命令，各军团于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古蔺西进。29日，各路红军纵队紧张有序地渡过了赤水河，炸掉了浮桥，甩开了尾追之敌。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马失前蹄。正如聂荣臻所说：“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土城战斗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国内外人士众说纷坛。毛泽东本人也作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他总结的后两条主观原因，包含了他的自我批评。

        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发现问题后，敌变我变，适时改变作战计划，从不利的战局中摆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为以后的三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条件。

        

赤水河边神出鬼没

        土城战斗受挫，红军未能消灭川军的郭勋祺师，敌人又大军奔集，军委乃放弃从宜宾与泸州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渡赤水河。当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县境时，险些又钻进敌人的“口袋”。川军刘湘的36个团，已在川南修筑了碉堡和工事，准备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军委毅然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机动作战。

        这时，蒋介石已获悉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他便迅速调整部署，分别任命第一、二、三路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专门对付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军阀龙云和前敌总指挥薛岳，立即调集11个师零4个旅的兵力，集结在滇、黔边境，会同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包围刚刚在扎西立足的中央红军。敌军主力大部分被中央红军吸引到川、黔、滇边地区，黔北兵力又显得空虚起来，毛泽东据此又构思起新的战略设想。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停留往返达11天之久。军委在扎西的“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指出：“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方向去。”他根据川、滇、黔边敌军集结情况，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战略方针。

        2月11日，中央红军由扎西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把敌人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扎西一带，使敌人“分进合击”红军于川南的美梦落了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军委发布的体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这些命令，成为中央红军在后来6周里的行动口号。红军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令蒋介石的指挥官们困惑不解，而红军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敌军高级将领哀叹：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急行军，于2月26日下午3时左右，比敌人早5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经短时战斗，就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守卫娄山关的1个团的敌人，于夜幕降临前控制了关口。这时，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还有王家烈的8个团，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也正向这里靠近。

        第二天，红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压下来，会同红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打得王家烈的黔军8个团土崩瓦解。王家烈的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每人除了一支钢枪，还有一支大烟枪。在红军的攻击下，这些“双枪兵”胆战心惊，狼狈溃逃，红军遂于28日重占遵义。

        在以后的几天里，红军主力又从遵义追击增援的吴奇伟纵队，歼灭敌军两个师。吴奇伟本人只带着不到两个团的残兵败将，逃过了乌江。

        遵义之战，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人3000人，俘虏3000人，缴获步枪2000支和子弹10万发，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蒋介石则称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回师遵义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迫使敌人再不敢像以前那样轻举妄动。蒋介石一方面要“雪遵义失败之耻”，一方面又要将领们谨慎出战。他又想起了第五次“围剿”在江西尝到的甜头，祭起了堡垒政策。他命令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最好每里一碉”。他要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以便其一举荡平。

        毛泽东对蒋介石洞若观火，决定将计就计。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遵义以北地区阻滞并吸引川敌，以红一、三军园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找战机，打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但是，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统帅。

        当红一、三军团于3月15日进攻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两个师，战局正处于胶着状态时，在敌人飞机助威下，敌十三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头脑冷静的毛泽东，立即决定于晚上8时退出战斗。

        红军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地区，甩开了敌人。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沿岸设置防线。他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他认为红军现在进退失据，“已是强弩之末，寻求渡江地点未定……看来红军已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现在要迫使红军与我们决战。”他督促薛岳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企图在赤水河西歼灭红军。

        正当蒋介石的如意盘算经过紧张部署接近完成之时，谁料毛泽东出其不意，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四渡赤水回师东进，让蒋介石刚刚集结起来的重兵又扑了一个空。气得他干瞪眼，大骂“娘希匹”。

        3月22日，中央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进入黔北。红军秘密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红军进入遵义、仁怀中间地区时，敌人的辎重还在源源不断地北运。红军战士讽刺、嘲笑敌人：“你们去好好封锁吧，再见了！”看到蒋介石被牵着鼻子走，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并不满足于“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一个大胆的新的战略设想，又在他的脑中逐渐形成了……

        

全沙江畔跳出重围

        红军出人意料的行动，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顿时手忙脚乱。他大骂薛岳无能，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几乎成了一个战场指挥官，薛岳则成了一个侍从参谋。不但如此，他有时还面红耳赤地对部下骂个不停，使陈诚、晏道刚等高参六神无主。

        3月31日，毛泽东来到红二师。这时，除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外，主力红军已经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部队正在中途休息，毛泽东在路旁一棵大树下，向师首长介绍他的部署。他手持红蓝铅笔，在10万分之一的云贵川地图上，画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条长长的大迂回的红杠杠，用以标明红军的战略意图和进军方向。毛泽东还对他们说明了这条红线的内容和意义，使在场的师领导思想豁然开朗，顿时活跃起来，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毛泽东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师以上指挥员阐明了中央的意图，然后由他们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传达贯彻，以保证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

        4月1日，红军以一部佯攻战略要道息烽，以另一支小部队向东佯攻瓮安、黄平，装成要东进湖南的姿态，而主力则直趋贵阳，并在沿途到处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大标语。这下又把蒋介石整苦了。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川滇黔边地区，来不及回援。贵阳兵力空虚，外围只有九十九师4个团的兵力，城防兵力包括宪兵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一面紧急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一面急调李云杰、吴奇伟、周浑元、陈金诚等部队赶来贵阳“保驾”。

        为了实现调动滇军、红军乘虚入滇的目的，毛泽东继续加温。他命令红军接近贵阳，4月5日进到距贵阳只有30里的水田坝、天星寨一带。毛泽东的这一军把老蒋“将”慌了。蒋介石立即召来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问话：“水田坝距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在东北，距贵阳大约30里。”王天锡还未答完，陈诚又来报告：“敌人已过乌当，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便衣队。”这一下，便把蒋介石的神经炸麻了，因为坐飞机逃跑的路堵死了。红军真的已经钻到他的鼻子底下了。他立即手令滇军的孙渡纵队兼程猛进，急趋贵阳。其实，他早在3月31日就预感情况不妙，连发了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电报调动滇军孙渡部队“救驾”了。当孙渡部急行军3天走了400里路，终于按照蒋电赶到贵阳，并确保机场时，蒋介石悬在心口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蒋介石惊魂甫定，一边犒赏孙渡，一边去电云南军阀龙云，嘉奖孙部忠勇善战乃龙云训练之功。滇军调到了贵阳，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谋：“只要能调出滇军，就是胜利。”中央红军除以一支小部队佯作进攻贵阳的模样外，主力则从贵阳附近突然转向西南，以一天120里的行军速度，西向云南急进。

        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入滇的大门便被打开了。

        红军向西南急进中，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连克定番（惠水）、长顺（长寨）、广顺、紫云等县，抢渡了北盘江，取捷径走小路越过了兴仁城，于4月下旬进入了云南境内。

        这时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连呼：“上当！上当！”他急电龙云防堵，并令中央军赶紧尾追。无怪乎国民党师长万耀煌发牢骚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毛泽东又导演了一场佯攻昆明的好戏。红一军团夺取了离昆明仅百里的杨林，大造“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的声势，并派出人员乔装成老百姓大放空气说红军要打昆明了。不久，红军又逼进到离昆明仅30里的大板桥，发动群众制作爬城云梯，闹得沸沸扬扬。红军的这一行动，震动了云南全境。

        昆明城内一片惊慌，有钱人和外国侨民纷纷逃往越南。龙云更是惶恐不安，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火速命令省内外滇军回保昆明。然而这时，红军主力却悄悄地迅速北进，直奔金沙江而去。

        在红军佯攻昆明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段叫人惊喜的小插曲。红军要渡过金沙江，需要搜集大比例尺的云南地图。正在为难之时，龙云却派人“送”上门来。那是4月27日，红军从曲靖向马龙进军途中，从昆明方向急驰而来3辆军车，被红军截获了其中1辆，是龙云给增援云南的薛岳部队运送军用地图和云南白药等慰问品的车辆。这真是雪中送炭。20多份云南地图，1000包零400瓶白药，还有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统统成了龙云送给红军的“礼品”。毛泽东十分高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指战员们也幽默他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是张松献地图。这次红军入滇，则是龙云献地图。”当晚，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发表了长篇发言。他说：

        我军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他建议，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与会领导人，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略。

        随后，红一军团为左纵队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直奔洪门渡，刘伯承率领军委纵队猛扑皎平渡。

        5月3日，军委纵队先遣队偷渡皎平渡成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因为另两个渡口，大部队无法过江，军委决定红一、三军团，火速改到皎平渡过江。

        皎平渡渡口，金沙江水滚滚东流，两岸峭陡的石岩，把金沙江夹在脚下。

        江中7只渡船，像7条大鱼似的，穿梭南北，持续不断地把部队、马匹、行李担子等送往北岸。两岸山坡上，到处欢歌笑语，紧张地忙碌着，快活地谈论着。经过7天7夜抢渡，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原来留在滇黔边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从另一地点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把敌人甩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5月10日，当国民党军队赶到江边，只好望江兴叹。

        

会理会议统一认识

        在遵义会议后3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和巧渡金沙江战斗中，毛泽东运用“声东击西”谋略，屡出奇兵，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在运动中变被动为主动，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可是，这种声东击西，也把许多红军指战员搞得糊里糊涂，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红军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苦不堪言。于是，牢骚怪话开始在红军战士中产生和扩散。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在保安采访时曾总结过，这一时期红军的损失，“真正同国民党作战的伤亡并不多，主要是由于疲劳、疾病、饥寒和部落牧民的袭击。”“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斗争的焦点。

        这种不满情绪，不但红军战士中有，上层领导中也有，而且表现得更加尖锐、激烈，险些造成“领导危机”。林彪就是突出的一个。他在长征中指挥的红一军团是打头阵、啃硬骨头的，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誉为“红军中年轻的鹰”，因而他和部队走的路多，吃的苦也多，情绪也最大。四渡赤水期间，他就发牢骚说：“红军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不然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聂荣臻曾试图说服林彪，但他不听劝告。渡金沙江之前，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要彭出来指挥，遭到彭德怀拒绝。他又亲自给党中央总负责洛甫写信，要毛泽东下台。其他中央和军委、军团领导人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既很恼火，也深感委屈。他认为，要他下台事小，红军失败事大，必须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才能胜利前进。

        于是，他在过了金沙江后的一路上，分头找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人交谈，建议到了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草棚会议”开得既紧张又重要。洛甫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与会者看了林彪的信，都批评林彪的错误看法。彭德怀批评林彪：“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毛泽东对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轻蔑地批评道：“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等，在会上也都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林彪，支持毛泽东领导。

        会议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北上，向四川西北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经过讨论，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

        同一天，蒋介石乘飞机“君临”昆明，与龙云等策划和部署新的“聚歼”红军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调集了10万中央军和五六万川军，南追北堵，妄图像70年前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太平天国，朱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没有走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意志和行动。中央红军连走了几步险棋，使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美梦终成泡影。

        从会理到大渡河2000余里，有两条路可走。红军放弃了敌人驻有重兵的大路，选择了一条蒋介石估计红军没有胆量走的崎岖小道，冒险穿越彝族区，依靠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献血为盟，顺利地为红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简直把彝族区赤化了。在安顺场渡口，红一团17名勇士靠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使渡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纵队，配合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左岸溯江北上，抢夺天险沪定铁索桥。英勇的红四团指战员们两天急行军340里，抢在敌人之前赶到泸定。5月29日，22位突击英雄冒着枪林弹雨，夺取了泸定桥，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千军万马，5月30日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

        几十年后，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参观泸定桥后写道：“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一次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这一评价是中肯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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