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长生平第一次写情书
刘伯承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这几天,他的心情老是平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闪出一个健壮活泼的青年女战士身影来。
噢,对了,去年过草地,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那个朴实漂亮的姑娘。
那一天,刘伯承处理公务,出发晚了,走在队伍的后面。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一个掉队的女战士。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身子一晃一晃,缓缓向前。
“同志,身体不舒服吗?”刘伯承赶上她后,关切地问。
“啊?刘总参谋长!”那个女战士一回头,惊喜地叫了一声。
“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汪荣华同志。”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记得记得。你是刚从川陕省委调到总参四局的5位女同志之一。你们刚来时,我问了你们姓名嘛。你还是邮政局副局长呢!对不对!”
“对!”汪荣华连忙回答,心里真佩服刘总参谋长的好记性,这么多人,见一面就全记住了。
“你哪里不舒服啊?”刘伯承问。
“没什么,就是头有些痛,一会儿就会好的。”
“骑上我的马吧!”说着,就让汪荣华上马。
“不!我能行。”汪荣华连忙谢绝。她见刘伯承执意让她上马,急了,说:“你看我这么壮实,这点小病算什么!我很快就会赶上他们。”汪荣华说什么也不上马。
刘伯承仔细打量了她一下,只见她高高个子,长得十分匀称,一对眸子雪亮雪亮,虽然脸色有些发黄,但精神不错。
“好吧,不骑就不骑,我们一起走吧!”刘伯承和汪荣华一边走一边交谈。
“你不是四川人吧?”刘伯承问。
“安徽六安人。”
“那是个出茶叶的地方,你就是茶山姑娘啰!”
汪荣华笑了笑。
“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
“1931年。14岁那年,我从家里跑了出来,参加了红军。”
“打仗害怕吗?”
“不害怕!枪林弹雨中我还背过伤员,子弹不敢向我飞来。”汪荣华自豪地说。
汪荣华边说边加快了步伐。他们很快就赶上了队伍。
“刘总参谋长,我回局里去了。”汪荣华向他告别。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刘伯承叹道:这是一位多么可爱的女战士!她顽强、乐观、爽快、充满自信。
想着想着,刘伯承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口袋里装着一本书,那是他行军中随时准备读的书。
刘伯承又想起,汪荣华读书也很认真。
一天部队宿营后,他看到汪荣华写写弄弄忙个不停,就问:“汪荣华,你在干什么呀?”
“报告总参谋长,我在学文化。”
“好,很好!”刘伯承点头称赞,“不过要坚持到底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我一定照你的话办,坚持到底!”汪荣华信心百倍地说。一不小心,把笔掉在地上。
想到这里,刘伯承笑了。突然,一只脚陷进了泥潭,把他的思路打乱。
警卫员黄兴正连忙把他拖了出来。
“好险哪!我们红军要和国民党军队斗,还要和险恶的气候环境斗。”刘伯承想。
讲到斗争,他又想起了一件事:
张国焘反对北上,反对中央,在下面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一天,汪荣华向他们请示工作后,突然问:“刘总参谋长,你知道吗?外边到处传说,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知识分子要整工农分子。”
“他们说得对不对呢?”刘伯承眯着眼睛考问她。
“当然不对!”她回答十分干脆,“我不同意这么说。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是红军,都是一家人,不应该说中央红军的坏话。再说有知识又不是坏事,你不是经常要求我们学文化,做个有知识的人吗?”
“你说得好,红军应该团结。可是有些人就是想分裂红军,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呀!”
“他们破坏团结,我们就要和他们斗。”
“对!我还要告诉你,中央红军中知识分子并不多。”
“啊?那他们怎么每人都有一支钢笔?”
“哈哈哈!”刘伯承笑得前俯后仰,汪荣华被他笑糊涂了:“我说得不对?”
“那是什么钢笔哟?是小木棍!他们一到休息时间就掏出来,在地上划划写写,学习文化。”汪荣华脸一下就红了,忙说:“我们看错了,我回去一定给他们解释清楚。”
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这个女战士,觉悟真不低呀。要是有这样的人做我的助手、伴侣,即使有大风大浪,也可以心心相印,互相支持。
刘伯承越想越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离不开汪荣华,他太需要这个朴实、爽朗、顽强的茶山姑娘。
“对,我要向她表示自己的心意。”刘伯承拿定了主意。
“怎么向她求爱呢?”他踌躇了:找她直接谈一谈?不,这太莽撞了。
万一她嫌自己年龄大或什么的,双方岂不太尴尬?找个人替我去说?也不好,别人怎么能把自己的爱慕之情表达出来?对了,只有写封信——情书最为妥当。
部队在草地上宿营了。刘伯承处理完公事,一看天色还不晚,就默默地磨了一盘浓墨。
写情书,这可是生平头一回,怎么写呢?刘伯承陷入了沉思:如何表达自己的爱恋之情呢?是直抒胸臆、开门见山,还是委婉含蓄?他拿起笔又放下,放下笔又拿起,过了好一会,也没写下一个字。以前写战斗文书,他总是一气呵成,写经验总结也是一挥而就,而写这个玩艺,可真费脑子!手头又没有参考的东西,这是长征,是在草地上,别说是情书汇集,就连本小说也没有。
“怎么想就怎么写吧!反正字一定要写好,充分表现本人的诚意。”他终于又提起了笔,工工整整地写道:
汪荣华同志……
他写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就好像小学生描红本。一页,一页,又一页,一连写了好几页。终于写完了,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又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读完后,笑了:“还真有点那个意思。”刘伯承赶紧把信认认真真叠好,装进信封,向警卫员小黄招了招手,说,“你把这封信交给汪荣华。”
“汪荣华?”小黄有些奇怪,但马上改口说:“是!”
“一定要当面交给她!马上去!”刘伯承嘱咐。
黄兴正拿着信,一溜烟地跑了。
女战士犹豫不决
“汪荣华,刘总参谋长给你的信。”黄兴正高喊。
“给我?”汪荣华脸上掠过一阵惊喜。
她接过信,看了几行,脸刷地一下红了。……
“刘总参谋长信上说什么呀?”小黄好奇地问。
“去去去,没你的事!”汪荣华瞪了他一眼。
“嘻嘻。”警卫员笑着走了。
汪荣华仔仔细细把信看了一遍,心怦怦乱跳,像要跳出胸膛似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收到求爱信,既激动,又害羞。
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呢?晚上,她失眠了。一年多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她的眼前。
她第一次见到刘伯承是在去年夏天。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传来,川北古镇杂谷脑沸腾了,大家到处谈论着中央红军。
一个老战士绘声绘色地告诉汪荣华:“中央红军中有一个军事家,叫刘伯承。这位川中名将在前有金沙江水、后有追兵10万的千钧一发之际,巧妙地从国民党县长手里弄到船只,抢占了渡口,使中央红军化险为夷,顺利跨过了金沙江,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还风趣地称他为一条龙哩!”“这样的军事天才,我一定要见到他。”汪荣华想。
6月底,突然传来好消息:党中央要派代表团到杂谷脑来慰问。
一天清晨,汪荣华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镇子,来到杂谷脑河边,等候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上午9时,中央代表团的十几位同志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来了。其中有两个人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同志;另一个是戴着眼镜、身材高大、有军人气质的同志。
汪荣华急忙问身旁的参谋陈明义:“那个戴眼镜的代表是谁啊?”“不认识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总参谋长!”陈明义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啊?他就是川中名将、军事天才!怪不得那么威武,那么沉稳。”汪荣华心里升起无尽的崇敬,高兴得跳了起来,使劲地鼓着掌。
刘伯承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伐,从汪荣华身边走过,汪荣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从此,刘伯承高大的形象就深深刻在她的脑海中。
2个月后,汪荣华从川陕省委调到总参四局工作,与刘伯承接触多了。
她很快发现刘伯承知识渊博,和蔼可亲。
9月过草地时,四局的人在野外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拿了回来。
“这是什么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上来。
“我来看看!”刘伯承提起了兽蹄,高兴地说:“啊,这是一对熊掌,是顶名贵的上等菜呀,从哪儿弄来的?给我吧,我来处理!”大家一听,都服了刘伯承。
刘伯承高兴地亲自动手,先用火烧,刮去皮毛,再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对大家说:“来来来,每人喝一勺,补补身子。”他那眉飞色舞、嘻嘻哈哈的样子,真像个年轻人。
刘总参谋长特别爱学习,一有空隙,就抓紧时间读书,而且对部属学习抓得特别紧。
一次部队行军大休息,别人都在休息、喝水,他却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本外文书,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认真地读了起来。
有人劝他:“总参谋长,您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他说:“走累了读点书也是一种休息。我们红军要打胜仗,讲战略、谋略、战术,就得多读书、多研究。”然后看了一眼汪荣华等人,语重心长地说:“特别是咱们这些放牛羊娃儿、采茶女儿出身的人,更要加油学呀!”汪荣华翻了一个身。草地上一片寂静,圆圆的明月挂在空中。草尖上,露水珠亮晶晶的。
“他真是个好领导、好同志!”汪荣华想,在万里长征途中,遇上这么一位知己,那实在是太幸运了!和他生活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支持他的工作,汪荣华打心眼里高兴。
但是又冷静一琢磨:自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儿,只读过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识字不多,文化不高;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多,学识浅薄,与他相比,反差太大,和他结合,能合适吗?
思前想后,汪荣华拿不定主意……
刘伯承焦急地等待她的回音。一天、两天……刘伯承忐忑不安:“难道她不同意?”“不,我刘伯承打仗从来是知己知彼的,我相信自己的眼力。”刘伯承有点自信。“那为什么不表态呢?噢,很可能是有某种顾虑,或者当前草地行军险恶,她无暇考虑。”刘伯承不愧为神机妙算的战将,汪荣华在草地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她身着单衣,冒着凛冽寒风,饿着肚子在沼泽地里跋涉。
“他在等着我,我一定要活着走出草地,与他见面!”爱情的力量鼓舞她前进。汪荣华干粮吃光了就挖野莱,野菜找不到就啃水煮的牛皮,顽强地前进。
刘伯承何尝不是这样?他惦念着她,惦念着与她会面。他顽强地往前赶。
他俩没有走在一起,但爱情把他俩联结在一起,化作信心,化作动力。
草地上奏起了一曲爱情之歌。
月明曲子镇
1936年8月,刘伯承和汪荣华先后走出茫茫草地,来到山明水秀的甘南。
一个晚霞灿烂的黄昏,青源河边的小路上,走着一对男女。
男的突然停下,深情地望着女方,诚恳地说:“汪荣华同志,你考虑得怎样?”“我……?”汪荣华有些紧张,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有啥子想法,你就说出来吧!没有关系!我们是自由恋爱嘛。”刘伯承耐心地劝她放下包袱。
看到刘伯承这样坦然真诚,汪荣华掏出了自己心里话:“我是一个农家女,文化低、资历浅……”她低着头,一字一字地说着。
刘伯承静静地听着,突然“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这有啥子关系嘛!我也是穷苦农民的儿子,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哩。为了这个,我考秀才时被县官赶出了考场。”
“为什么把你赶出考场?”汪荣华不解地问。
“吹鼓手是低贱的职业,被人看不起。”汪荣华点了点头。
“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汪荣华抬起头,望着刘伯承,听他继续往下说。
“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你文化水平低一点,可以努力学习嘛!我可以尽力帮助你。”一席话说得汪荣华心里热呼呼的,心中的顾虑烟消云散。两人默默相对,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了两人的心田。
“这下,你可同意了吧?”刘伯承轻声地问。
汪荣华羞涩地点了点头。
汪荣华和刘伯承肩并着肩,继续向远方缓缓走去。他们亲切地交谈,仿佛有数不尽的话要向对方倾吐。说着说着,话题转到工作上去了。
“听说张国焘拼命地整你,是不是?”
“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谩骂我、围攻我、斗争我,要我屈服。我不理睬他们这一套,他就撤了我总参谋长的职务,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当个教员。”
“他们这样对待你,你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吗?!”
“张国焘真坏。”汪荣华忿忿地说。
“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要我拥护他的反党罪行,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软的时候,他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猫哭耗子,假慈悲。”
“硬的呢?”
“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大发淫威,甚至狂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就把你杀了!’”
“真是坏极了!”汪荣华一边说一边想,“刘伯承真是一个不畏强暴的铮铮铁汉,和他在一起,实在太幸福了。”
夜幕渐渐拉上了,他们俩依依不舍地从河边返回。快要分手了,汪荣华关切地说:“你的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蝇头小楷,多费眼睛啊!”
“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啰!”刘伯承坦诚地说。
1936年中秋之夜。一轮皓月挂在半空,柔和清澈的月光洒满了大地。甘南成县曲子镇一间草屋里,喜气洋洋。刘伯承和汪荣华在这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婚礼没有鲜花,只有皎洁的月光;没有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装;没有红烛新房,只有油灯草屋;没有人为他俩吟诗作画、拍照留念,只有他俩从杂谷脑到雪山草地的清晰回忆。
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生死的考验仍在等待这一对新婚夫妇,让他们的新婚蜜月经受血与火的洗礼。
婚后不到一周,刘伯承和汪荣华又踏上了去保安的征途。
他们沿着蜿蜒小道前进。走着走着,警卫员小黄突然大叫一声:“敌机!”话音未落,一架飞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扔下了炸弹。“卧倒!”刘伯承大吼一声。
“轰!”炸弹没落地就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烈火腾空,弹片横飞。
汪荣华从浓烈的硝烟中甩掉头上的泥土,抬起头一看,啊?不好!伯承负伤了!身边一摊血!
她连忙起身扑过去,一面给他包扎伤口,一面叫:“小黄,快去找担架!”
刘伯承看见她急得要哭的样子,赶紧安慰她:“负点伤有啥子要紧,不要着急,打仗哪有不流血的!”说着摘下眼镜,慢慢地擦去镜片上的尘土。
汪荣华点了点头,小心地把他臀部的伤包扎起来。
刘伯承转过身来,戴上眼镜,深情地望了她一眼。突然用手一指,“啊!你也受了伤。”
汪荣华怔住了,低头一看,可不是嘛,腿上绑带上全是血。刚才只顾为刘伯承包扎伤口,忘了小腿的疼痛。
“快!我来给你包扎。”刘伯承说着就想爬起来。
汪荣华连忙按住他,说:“我自己会包扎,你要好好躺着,不许动!”“互相帮助嘛!”刘伯承温存地说。
在他的帮助下,汪荣华很快包扎好自己的伤口。
刘伯承和汪荣华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向前走,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落。他们向前走了几十米,前面有一个约2米多高的一个陡坡。
“上!”汪荣华咬紧牙关往上爬,那负伤的腿怎么也使不上劲。就在这时,一双有力的大手伸过来了。这是刘伯承的大手,他强忍着臀部伤口的疼痛,把她托上了坡顶。她趴在坡顶,伸手使劲把他拉了上来。
“快看,担架来了!”汪荣华高兴地叫了。
警卫员找来了担架和马。汪荣华小心地扶刘伯承上了担架,自己骑上了马,跟在担架后面,继续前进。……
后来,刘伯承臀部上的弹片和汪荣华腿上的弹片始终没有取出来,成为留在他俩身上的新婚纪念品和生死与共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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