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修改法律可是一件大事情。中国古代有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但对于雍正来讲，这种思想包袱是没有的，他的执政原则是：凡是有利于统治的他都做。

        清朝的法律基本是把明律直接搬过来用，大约在顺治三年制订。在康熙朝，法律有所改动，但改动很小，当时是以《现行则例》的名字颁布执行。

        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指出《现行则例》有一些缺点，譬如，它拟罪轻重不一，有时候犯法的事情相同但是处罚却不一样，所以需要重新作一些修改。

        对于合理的建议，雍正从来都是采纳的。他让吏部尚书朱轼负责修改法律，对法律这事雍正很重视，一字一句都要亲自过目。

        对法律的修改，关于盗贼的比较多。康熙年间，窃贼、逃人以及窝藏逃人的主人，都处以割脚筋的刑罚。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将受刑者变成残废，无异于破坏了生产力，应当谨慎使用。第二年，经过仔细考虑后，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受刑的人太多，没有区分其中的轻重，也起不到警戒的作用，下令永久废除。

        雍正六年，修改盗窃法，奴仆如果偷了主人的东西，按照一般平民盗窃罪论处，免掉在脸上刺字，仅仅处以流放罪。雍正认为直隶省盗贼猖狂，为该省量身定做了一款法律，作案盗贼团伙不分主次，全部正法。直隶盗贼案减少之后，雍正又取消了这个特殊条例。

        对于一些法律的修改，雍正表现出了他非常人性化的一面。清朝秋审时，本来把案件分成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种，第一种是立即执行死刑的，后面三种还需进一步审理和查看。康熙五十年以后，对于死刑犯实行了酌情处理，如果死刑犯的高祖、曾祖、祖父母或者父母有七十以上的而且有疾病需要抚养的，家里又没有其他成年的男丁，可以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由皇上决定是否处以死刑；如果是流放罪，改为杖打一百，然后回家养育亲人。

        雍正继位以后，进一步将康熙的人性化处罚发扬光大，他规定，杀人者首先要赔偿足够的银两，其次才涉及偿命的问题，如果不赔钱的话，等于是让受害者没有物质上的补偿，应当立即正法。对于犯有流放罪的犯人，雍正从轻处罚，杖打一百，让他们回家赡养父母。

        雍正十一年，制定了一个更人性化的法令。如果丈夫不小心把妻子打死了，而他的父母都已亡故，没有人承袭香火，可以将案犯关上两月，打四十大板，留他们回家保留香火。

        在江西永新县发生了一起有意思的案例，有个叫朱宁三的农民，是个盗贼惯犯，有一次因为盗窃被抓，他的哥哥朱伦三不得不卖掉儿子为他赔偿。朱宁三仍然屡教不改，后来偷牛又被抓，朱伦三便和侄子朱三杰把朱宁三淹死。案发后，刑部判朱伦三流放罪，朱三杰则坐牢。雍正对这个判法很不满意，他认为朱宁三是连累家族的罪人，朱伦三和朱三杰为了家族利益和社会安定处死朱宁三，实在是情非得已，为宗族剪除恶人，训诫子侄，用家法来治理也不为过。所以，雍正决定将朱伦三和朱三杰无罪释放。

        在福建建安县有一个叫魏华音的乡民，偷割别人的稻禾，还将已故的哥哥独生子勒死，然后嫁祸于人，企图逃脱自己的盗窃罪。刑部拟罪时，打算按照长辈杀死晚辈的罪论刑，在封建社会，为了照顾尊长，法律规定，长辈害死晚辈可以减刑。但看到这个案子，雍正极不赞成，他认为魏华音虽然是死者的叔叔，但此人的凶狠歹毒已经超越了伦常，所以不能按照尊卑长幼来论刑。像这样的案件，过去都没有现成的例子，雍正要想重新判，必须修改法律，对于这种情节恶劣的，雍正裁断后处以绞刑。雍正对法律的修改考虑得比较全面，既照顾到长者的权威，又不纵容长者为非作歹，让法律显得更合乎人性。

        当然，雍正的有些改革跟现代的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不过有当时的社会需要。譬如，他规定犯有死罪和流放罪的人，不论官民，只要情节不是很恶劣的，都可以捐银买命。买命钱不是确定的，跟各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三品及以上的官员需要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需要五千两，五品六品的官需要四千两，七品及以下包括进士、举人的需要两千五百两，贡监生两千两，老百姓一千二百两。如果是充军流放罪，则根据上面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六十；如果是徒刑及以下的罪，根据死刑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四十。

        雍正制定这个刑罚的时候，西北正在打仗，急需军费。这项法律大大地增加了军费，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雍正之后，清朝战事仍然很多，乾隆有十大武功，后来又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所以，这项法律一直保存了下来。

        说实话，雍正本人也知道这个法律跟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在实行的过程中他要求从严把握，对于那些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人，再多的钱也买不了命。

        雍正虽然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皇帝，但是执行还是相对公平的。对死刑犯的判决，雍正表示要慎重。雍正规定，对于秋审后情实的犯人也要三次重奏，最后由皇上裁决要不要处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雍正往往能做到明察秋毫。

        雍正是一个对司法非常敏感的皇帝，这可能跟他深沉严苛的性格有关。他对各种案子也很有兴趣，在研究命案的过程中，他发现故意杀人和谋杀的占少数，大多数的命案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果酿成了命案，事后，当事人也后悔。雍正认为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无知，不懂法律，考虑到法律条文的繁琐，老百姓文化层次又低，雍正让地方官把殴打杀人的律例摘录出来，贴在乡里，并派地方官详细讲解，务必让大家都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

        从上面的事情可以看出，雍正是一个务实的皇帝，虽然难免严猛了一点，但这丝毫无损于他执政为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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