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曾静案牵出了一场惨烈的文字狱，整个案子持续四年之久，直到雍正十年十二月才宣告结束。

        曾静、张熙谋逆案在所有朝代几乎都是死刑，重者可能灭族。当时，朝廷上下也都主张将案犯处死，认为这两人如果不杀的话不足以平民愤。雍正的判决让大家大跌眼镜，他竟然不追究他们的罪过，宣布无罪释放。

        接着，雍正就和曾静公开辩论，就投书内容辩论，雍正本着“平等”的态度要从思想上说服曾静，之后，将辩论的内容编成《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师徒二人回到湖南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还特别告诫地方官员，不要嘲笑讥讽这师徒俩，并留下一份奏折，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因为他们诋毁自己而追究杀戮。

        这个结果发生在以刻薄寡恩著称的雍正身上，确实让人感觉很意外。乾隆上台之后，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收缴《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

        曾静的书中，给雍正罗列了十大罪状。雍正把曾静的观点分为四个部分，逐条批驳。

        首先，曾静认为雍正是个失德的暴君，罪恶滔天，禽兽不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荡、怀疑忠良、任用奸佞。在曾静看来，这十条罪状证据确凿。曾静相信康熙是被雍正害死的，雍正母亲也是被逼死的，甚至废太子胤礽都是雍正杀的，总之一切罪名都往雍正头上堆。

        其次，华夷之分大于君臣的伦常。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是针对雍正了，而是针对整个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封建伦常，做臣子的应该对君主忠诚，曾静也赞同，但曾静认为华夷之分是更大的伦常。曾静说明朝皇帝丧失德行，臣子也失去操守，所以导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而入，窃取神器，如此大变，天地震怒，鬼哭狼号。在曾静看来，清军入关是天地间最大的不幸。在《知新录》中，曾静引述孔子评价管仲的话，管仲背弃以前的主人，侍奉齐桓公，孔子还赞许管仲，为什么呢？就因为无论是公子纠还是公子小白都是华夏之人。曾静主张，对于夷狄应该赶尽杀绝，除了砍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思想可以说非常偏激。

        再次，百姓困苦，造反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行为。

        最后，岳钟琪是汉人，而且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没有理由不伸张民族大义，他觉得岳钟琪手握重兵，如果不造反的话，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曾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相当自负，把自己看成了拯救时代的先驱者，认为自己能够号召汉人赶走满人。他很清楚这事情是要杀头和灭门的，但依然敢这么做，说明内心的精神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力量就是儒家思想。

        在完成整个行动时，曾静也显得非常从容镇定，首先他选对了投书之人，从审讯的过程来看，张熙是靠得住的，软硬不吃。他叮嘱张熙不能莽撞，逆书可投则投，不可投速速返乡。曾静甚至说，如果出现了差错，立即自尽，不连累任何人。

        事发之后，曾静非常坦然，没有将过错推给其他人。可能，雍正欣赏的就是这种骨气，所以不忍杀了他，还当廷跟他辩论，两人像唱双簧戏一样，开创了古今历史不曾有过的奇闻。

        到了朝堂之后，曾静知道，如果继续跟雍正较劲，那就生不如死了。所以，他立刻换了另外一副面目，迎合雍正的需求，由此可见，曾静也未必是腐儒。

        在亡明之恨这块，曾静认为清朝入关，给汉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所以有恨，所以要复仇。

        针对这一点，雍正解释说：“明末政教不修，朝纲废弛，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亡国怎么能怪本朝呢？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殉国而死，这时候明朝就已经亡了。后来，吴三桂向我朝借兵，消灭了流寇。后来世祖（顺治）皇帝君临万邦，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仅为明朝报仇雪恨，而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朝明明有德于明，怎么会有亡明之恨呢？所以说，我朝得国比商汤还要名正言顺。”

        曾静当然只能点头了，这时雍正也给曾静一个台阶下：“弥天重犯（曾静）对这些全然不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都是因为他很早失去父亲，又生活在穷乡僻壤，独居十多年，所以孤陋寡闻，听信流言，以为我朝天下是从明朝手里抢过来的。其实，明朝天下早就丧于流寇之手，我们只不过是把流寇赶走了。现在，弥天重犯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了解到我朝是通过仁义建国的，我朝的皇恩不仅让亡明的后裔感恩戴德，而且连草木都动情啊！”

        曾静附和道：“对，由此看来，汤武虽然也是以仁义兴国，但终究是臣弑君，道德上不免有所亏欠。只有本朝的天下得于流寇之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所以，明朝后裔和汉人莫不感恩戴德，都希望为本朝效力至死。”

        最后，雍正得出结论：“弥天重犯从前过于无知，语言狂妄，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才得出亡明之恨的荒谬结论。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悔恨痛哭，简直生不如死。而且蒙受本朝厚恩，无地自容，从此虚心传授《大义觉迷录》以求良心无亏。”

        雍正曾对岳钟琪说，曾静诬蔑自己也是好事一桩，正好可以借此洗刷自己的冤屈。雍正很早就知道朝野上下许多人议论自己，只是自己不便公开出来表态，是以隐而不发，泛泛而谈。现在曾静等于是把那些言论公开化了，雍正可以公开申辩，澄清事实。雍正认为，曾静这么一个小民如此议论自己，肯定是有来由的，这些谣言肯定是从宫廷内传出去的，传播这些谣言的明显是阿齐那和塞思黑。加上曾静早有不臣之心，听到这些言论，立即一拍即合。

        雍正将曾静谋反跟允禩集团联系在一起，可谓是一大发现，既澄清为什么有人骂自己失德，又指出自己是合法即位。此案中，雍正第二个奇招是将曾静和吕留良联系在一起。

        吕留良是曾静师徒的偶像，在曾静和张熙家中都搜出了吕留良的诗文。张熙曾经把吕留良的书给岳钟琪看，岳钟琪没有看出反清的意识，张熙给他一一指出来。张熙的这些看法都来自于曾静，曾静刚开始也没看出吕留良诗中的反清大义，后来反复推敲，才洞悉其意。曾静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华夷之别大于君臣之伦。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的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曾静把吕留良和孔孟程朱相提并论，吕留良真有那么厉害吗？

        吕留良，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中秀才。后来，思想突变，后悔曾获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吕留良放弃功名，到处演讲，名气颇大，许多人尊称他为东海夫子。吕留良一个重要思想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说：“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南宋德祐二年，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灭亡，元朝建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吕留良眼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浩劫。现在清朝的情况也一样，吕留良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从缅甸被送回国后，满汉皆倾心，向他下跪，处死永历帝时，天地晦暗，日月无光，连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到雷击。

        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词科，有官员推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士的名义推荐他，他仍然不去。由于名声太大，总有人推荐他做官，吕留良反感至极，最后削发为僧。这些做法无疑让他的名声更大。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希望发生天变，经常夜观星象，扬言数年之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严鸿逵以看清朝笑话为乐，索伦发生地震，他说老天对清朝不满……

        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是一个坚定的不合作派，他写诗：“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还说“更无地著避秦人”，他还摘录了吕留良的门人黄补庵的诗句：“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雍正明白，吕留良是这些人反清思想的根源，决定首先驳倒吕留良的思想。雍正指责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雍正说自古以来能够成为国君的人，都是有德之人，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跟是不是夷狄没有关系。对汉人所谓的华夏之别，夷狄是禽兽，雍正非常反感，他说虞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原因而当不上君主，当上君主后也没有因为地域原因损伤了他们的圣德。所以，雍正说夷狄和中原不是什么人兽之别，而仅仅是籍贯的不同。

        顺便，雍正还为清朝作了一些宣传。他说清朝开疆拓土，是中国臣民的幸运。汉人所谓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是非常无知的话，这种服装是天命汗遗留下来的传统。雍正特别强调，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一方，南北互相诋毁。朱元璋虽然经天纬地，但威望和德行还不足以招抚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四海俱臣服，这不是幸事是什么？

        这场辩论表面上看雍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曾静等人“心服口服”，还为他免费宣传。结果是，雍正的那些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古人也不愚蠢，看到政治教材绝不会完全相信，所以，这么一来，雍正篡位的传言越来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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