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是恨我的学校，还是喜欢我的学校。

        因为校长动不动就大惊小怪地给妈妈打电话，实在败坏我对学校的感情。

        有一次同学们谈论死亡的可怕，因为一个同学的奶奶患癌症去世了。他说，他奶奶去世之前疼痛难熬，受尽了折磨。我说，要是真这么可怕，我还不如趁早自杀。

        也不知道校长怎么知道了，好像他长着顺风耳。知道也就知道了，这又不是什么调皮捣蛋的事，可他竟然通知了妈妈，我说：“我那是开玩笑。”

        校长说：“万一你真来这么一手，谁负得了责任。”

        没过几天，校长又把妈妈叫到学校来了。

        说是艾克斯教唆某某同学，往校车司机脸上吐唾沫，司机马上报告了校长。

        因为艾克斯是我的朋友，事发当时我又在场，于是我和他们两个人，同时被押送到了校长室，然后校长给每个人的家长打了电话。

        一般来说，出了这种复杂的情况，通常都由妈妈应对，别忘了她是律师。

        她马上从律师事务所赶了过来。

        这就是她对大律师事务所的优厚待遇从不动心的缘故。她就职的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没有大律师事务所的待遇好，但是离我们的学校很近，一旦我和戴安娜出现什么“情况”，二十分钟之内一定赶到。

        校长让我们三个人，当着家长的面，重复当时的经过，最后大家明白，那事儿跟我没关系。

        回家以后，妈妈说我当时表现得很坦荡，以后不论遇到什么“糟糕的”事，只要不是自己干的，应该永远这样“勇敢”。

        这是因为我接受了从前的教训。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艾克斯曾经让我把空子放在女同学头上，妈妈说：“你都快七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脑子，为什么听别人的指挥，不听自己脑子的指挥？难道你的脑子不如别人的脑子聪明？”

        “不，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错误的指挥？”

        爸爸说：“这不关聪明不聪明的事，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默契，或是一般男孩子都喜欢干的恶作剧。”听爸爸的意思，显然是妈妈大惊小怪，或妈妈毕竟是女性，对男孩子的心理不像爸爸那样容易理解。

        不过妈妈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我感觉那是大道理，所以我和戴安娜对她说的话，往往当时不能理解，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理解。

        他们两个人的意见经常不一致，这曾经让我十分难办，不知听谁的好。

        现在我长大了，尽管还不够大，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但这不见得就是我站在了妈妈一边，听从了妈妈的指导。可我这么说，是不是表示，我对他们的分歧，已经有了倾向性的选择？

        过后，艾克斯寄给我一张感谢卡，卡上还写着：“我非常抱歉连累了你，你还是我的朋友吗？”

        我马上挑了一张他最喜欢的，加菲猫弹吉他的卡片寄给他，我在卡片上写道：“我很高兴能在校长那里陪着你，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妈妈读了我写在卡上的话，马上搂过我的脑袋……我往底下一出溜，溜出了她的怀抱，我知道她肯定要吻我的脸或我的脑袋，并且弄我一脑袋口红。

        据她说她的口红不掉色，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的脑袋上时不时就有口红的残余。对一个已经长大的男孩来说，被妈妈在脑袋或脸蛋上留下口红残余，实在不是值得炫耀的事。

        妈妈对校长的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满意，说是他让我们学会如何勇于面对事实。在事实面前，既不能推诿也不能撒谎，即使朋友之间也应该如此，等等，等等。

        这些话，当然不是当着校长的面，而是当着我和戴安娜的面说的。妈妈从来不当面说人家的好话，她说，那有点像是拍马屁。

        说完，不知道为什么，她还使劲看了戴安娜一眼，那一眼有点像钉锤。她是想把这些话，钉进戴安娜的脑子吗？

        记得有一次在爷爷家，戴安娜需要两节五号电池，就去找爷爷要，爷爷顺手把一整包电池给了她，她一看是一整包电池，马上又说：“也许我需要四节电池。”

        爷爷马上说：“没人限制你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见便宜就占。”

        后来，戴安娜逢人就说，她不喜欢爷爷。

        再以后，每当爷爷和奶奶来访时，总有人拔掉爷爷电动牙刷上的插销，或用他的牙刷刷鞋，或把他的漱口杯藏起来……

        爷爷问：“戴安娜，你知道是谁拿我的牙刷刷脏东西了？”

        “不知道。”

        “你知道是谁拔掉了我牙刷上的电线插销吗？”

        “不知道。”

        “你看见我的漱口杯了吗？”

        “也许是清洁女工打扫卫生的时候扔了。”戴安娜说。

        “清洁女工星期二才来，今天是星期四……”爷爷说。那一会儿，爷爷的脸拉得很长。

        停了一会儿爷爷又说：“我们家没有不说实话的历史。”

        我看见，戴安娜的脸，红得特别厉害。

        我猜一定是戴安娜干的，我们家除了她，谁也不会干这种事。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如果你觉得爷爷什么地方不对，可以和爷爷谈谈，而不应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

        但是我没有证据，不能说就是她。这是妈妈说的，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能随便做结论。这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品德负责。

        但我敢肯定，这是戴安娜从阿丽丝那里学来的宝典。

        每当戴安娜找不到她那些破东烂西的时候，阿丽丝总是说：“可能是清洁女工扔了。”

        如果不是“可能是清洁工扔了”，戴安娜那间卧室，就会像阿丽丝的卧室，还能下脚吗？

        戴安娜特别抠门儿，什么破东烂西都留着，比如那些已经用过的礼物卡。明明卡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还留它干什么？

        连她一岁的时候用过的皮筋，包括她那个如今已经显小的、狗骨形的发箍。

        每每看到她那个狗骨形的发箍，我就有点心痛。同时也想，幸亏清洁女工没有扔掉。

        不论赛球还是训练，除了教练，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人在场外指导我，应该如何如何。

        好比平时垒球训练，不论攻守我都不太愿意跑垒，而是热衷于抢球，因为我掷球掷得又远又狠。那种时候，爸爸总是“内行”地在场外大喊大叫，不管他在场外怎样又喊又叫，我就跟没听见似的，更不要说别人的指点了。

        几年前的一次垒球赛，还没开球之前，戴安娜穿过场地向我跑来，好心好意地问我：“你带没带午餐？装午餐的兜儿放在哪儿了？”你知道，她对“吃”一向非常重视。

        戴安娜绝对是个“好管家”，尽管她一到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犯傻。

        尤其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总是统领着我们的行为。如果我那些朋友在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她是绝对不允许的。“妈妈说，不能在客厅里吃零食，你们或是在餐厅里吃完再看，或是看完电视再吃。说吧！你们到底吃完再看，还是看完再吃？”

        我那些朋友谁也不愿意招惹她，只得乖乖地把零食放回去。

        或是时不时就清理一下食品储藏室，将妈妈买来以后，往储藏室里随便一扔、乱堆乱放的食品，码放整齐；对那些罐装食品的期限，一一检查，如有过期罐头，一定扔掉，不能再吃。

        …………

        尽管我非常喜欢狗，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赞美戴安娜那个狗骨形的发箍。

        我们多次要求买一只狗，可是妈妈说：“谁负责遛狗？一天六次！”

        没人吭气，连阿丽丝也不吭气。

        妈妈又问：“谁负责狗的健康卫生？”

        还是没人吭气。

        “如果我们都去旅行，把它交给谁？”

        妈妈说：“最后还不是我的事，你们觉得我现在的事还少吗？谁不喜欢狗？可是喜欢完了呢，还有对它的责任。一说到责任，就没声音了。”

        从戴安娜买回来那个狗骨形发箍的第一天，我就烦。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有时候，你就是不喜欢某个东西或某个人，而且说不出什么道理。

        当时，戴安娜穿过场地向我跑来，好心好意问我“你带没带午餐？装午餐的兜儿放在哪儿了”，头上支棱的，就是这个狗骨形的发箍！

        当你不再是小男孩，你一定忌讳妈妈当着同学或朋友亲吻你，不论我们多么爱我们的妈妈。

        戴安娜跑过全场来看我，我当时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队友们全都围在一旁看着，加上她这个狗骨形的发箍！哎呀呀——真让我不好意思，便非常不耐烦地对她说：“马上要开赛了，现在什么也别跟我说！”

        队友们全笑了。

        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没有他人在场，我那么说了也就说了，可是当着那么多队友，给她碰了那么大的一个钉子，真的很残忍。

        她显然感到非常委屈和不好意思，红着脸，一言不发，对着我，使劲眨巴她的眼睛，想把眼泪憋回去。见我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便飞快地跑回看台，偎依在妈妈身旁，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晚上回到家里，她不搭理我了。

        妈妈说：“要是我当众也给你来这么一家伙，你愿意吗？”

        我想了想，说：“不，不愿意。”然后诚心诚意地对戴安娜说，“对不起。”

        我想她是原谅了我，因为她当时正在?冰激凌，马上给了我一勺。

        可我直到现在，也不能忘记，小小的她，在球场上使劲眨巴眼睛，想把眼泪憋回去的样子。

        再不就为一篇作文。

        那篇作文的题目是：《如果你漂流到一个荒岛》。

        与此同时，戴安娜也做了一篇作文，题目好像是《最不喜欢》。她在作文中写道：“我最不喜欢上医院，大夫总让我和哥哥脱得精光。”

        就这么一句，当然你也甭指望她写得多么深刻、多么长，可她居然得到老师的“喜欢”。

        说真的，我喜欢她这篇作文，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尽管我们还没成人，但也不喜欢当着别人脱得精光。

        爸爸说：“那你为什么在我如厕的时候，老是不请自便地闯进厕所？”是啊，想想也有道理，以后我应该注意，不能再干那样的事。

        和戴安娜不同，我的作文当然需要更多的想象，光看题目就知道是这样——《如果你漂流到一个荒岛》。

        “如果”是什么？文学老师说，“如果”就是现实中不存在，但在我们设想、幻想中存在的事物。

        我设想、幻想中的存在是什么？是逃离！

        所以我在作文中写道：“我梦见自己漂流到一个荒岛，本来我很高兴，荒岛上再也没人管教我，我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做点什么了，比方说做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东西，人们管那叫做发明创造什么的。可我后来发现，荒岛上人人都是老师！我的头马上大了，于是我就想办法用椰树叶子编了一只小船，逃离了那个荒岛。没想到，我在那个荒岛上的发明创造，竟是用椰子皮编了一只小船。”

        校长知道后让我重写。

        我错在哪儿了，让我重写？

        我没有重写。作文又不是日记，作文是创作，就像作家写小说，凭的是想象。

        为什么轮到我想象就不行了！

        你说，真实生活里有哈利·波特那样的事吗？没有！既然没有，人们还不是看得晕头晕脑，除了我。

        我不喜欢那个故事，没劲透了。想象力丰富——我爸爸说的——那哪儿是什么想象力？将来我一定要让他看看，什么是想象力！

        连我这样的小屁孩儿都看得出，那是瞎编烂造！而且随手就把爸爸给我买的这本书，扔到地下室去了。他每天下班回来，都要找个机会，躲到地下室去看《哈利·波特》，还说是给我和戴安娜买的！

        爸爸问：“那本书呢？”

        我说：“请你自己找吧。”

        据戴安娜说，她也不喜欢这个故事。谁知道真假，戴安娜的主意就像华尔街的股市，一会儿一变，过不了几个小时，就和刚才发表的意见，来个大变脸。

        没想到第二天，戴安娜居然去考问校长：“一加一等于几？”

        校长说：“等于二。”

        她说：“错。一加一是一个窗户，一横一竖，不是一个窗户吗？”

        我想戴安娜考问校长，是为了给我报仇。

        你以为女老师就宽宏大量一点吗？才不呢。

        最近音乐老师又对妈妈这样说：“我们准备给詹姆斯买一个椅子垫，在心理上、概念上，给他一个坐上去就不能移动的暗示。他的屁股老是拧来拧去，从没有过百分之一秒的静止。”

        你说老师还有没有原则和标准？前不久她还说我表现很好呢。我刚刚被迫参加了小号队，说被迫，是因为在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得参加一项艺术训练，乐器、舞蹈、绘画什么的，如果实在找不到自己有什么文艺方面的特长，最次也得参加合唱团。

        我也想参加合唱团，管我唱不唱的，反正混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可是妈妈非得让我选一种乐器，我听了姥姥的意见，选了小号。还没吹上几天，音乐老师就说我很有天才，吹得不错。

        只有戴安娜说：“你一吹小号，就像是在放大屁，‘砰——、砰——、砰——’一下、一下，间隔很长，好像一直在考虑，还要不要再放一个。”

        再没有人像戴安娜这样，毫不忌讳、直截了当地表达对我的轻视了，更或许是她自己太爱放屁，需要拉上一个垫背的。

        我也不知道这百分之一秒，音乐老师是怎么量出来的，至少我们家现在还没有这种可以量出百分之一秒的仪器，如果真有这种仪器，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打算试一试的爸爸，绝对不会放过。

        我们家的车库里，就有很多新奇而又用不着的东西，难怪爸爸把车库扩建得几乎像我们的房子那么大。奶奶说，爸爸的这个爱好，来自爷爷。至今我在爷爷和奶奶的地下室里，时不时还能一脚踢上不知属于猴年马月的“新潮”，不要说而今，就是当年也没有什么用处的“破东烂西”——这是奶奶的原话。怪不得爷爷的地下室，和我们的车库一样，“巨”大！

        妈妈说：“你在椅子上的问题，与你表现得好不好，是两个概念。”

        我知道，她指的很可能还是奶奶说的多动症的问题。

        明明我的阅读能力非常强，问问班上，有多少同学回家之后，还能静下心来，阅读《探索》或是《世界地里》那样的杂志？可为什么地理课的老师，每次给我的分数都是“P”，也就是pass的意思。

        还说我把包吸管的纸塞进吸管，然后用力吹出去……哪儿想到那个小纸球竟然像枪子儿一样，射得很远，有一次竟射到地理课老师的水杯里。

        我想我的“P”，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为了弥补把小纸球射进老师杯子里的过错，当老师把用过的纸杯放在窗台上的时候，我对她说：“老师，我替你扔了吧。”

        妈妈又说我会讨好人。

        你说这些事儿，复杂不复杂！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大大咧咧的人。可能谁都不知道，对文学老师即将退休这件事，我还是感到有点沮丧的，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位老师像她讲课那样有趣，好比，谁还能给我们出那样可以发挥想象力的作文题？尽管为了那篇作文，校长让我重写。

        可就算文学老师不退休，我也要升级了。

        我想起妈妈常说的话：“总之，你早晚要和一个人‘拜拜’。”

        她这句话，曾经让我想了很久。后来我得出了一个更不好的结论，哪里是早晚只和一个人“拜拜”，最后我们可能要和所有的人“拜拜”。

        那些认为伤心就是哭泣、掉眼泪的人，真不算是聪明。要知道，我是詹姆斯·邦达，而不是戴安娜·邦达。

        好不容易哪次、哪个老师说我表现好，妈妈还居然问人家：“你说的是我的儿子吗，是不是他们班上还有一个叫做詹姆斯的？”

        即便哪天老师、校长，没有打电话给妈妈，我也省不了心。

        妈妈回家第一句话准是：“家庭作业做完了吗？”

        即便有所不同，也不过是：“今天考得如何？”

        学校里除了考试，我真想不起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今天考数学，妈妈回家见我的第一句话，当然是问我考得如何，还能有别的？

        “太容易了。”我说。

        每逢我说“太容易了”或是“我知道”的时候，她就一脸的讥讽，她说这是好显摆。我认为我根本没有好显摆的缺陷，好显摆的是戴安娜。

        而姥姥说：“如果詹姆斯真知道，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如果说过‘我知道’之后，是‘我不知道’，那才糟糕呢。”

        真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五的杰夫赞赏过的人！

        妈妈还不喜欢我总是说“我赢了，我赢了”，而事实上我经常赢。

        她说，“这很像你爸爸，你爸爸就不喜欢‘输’，我不喜欢这个毛病，你为什么老要赢？”

        难道她就希望我输？

        “因为我不喜欢输。”输了的心情多不好，从前我一输就生气，现在好多了，她说这和她对我的教育有关。

        这时戴安娜就在一旁唱她自己作曲、作词的歌曲：“有时候赢，有时候输”什么的……是啊，她很少赢，她当然这样说。

        姥姥说过，其实妈妈一点小事也不肯认输，从小如此。

        可她为什么非要让我“输”呢？

        爸爸也说，妈妈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对不起”，或是“我错了”。

        姥姥说：“这是真的，从小我就没有听她说过‘对不起’或是‘我错了’。”

        我早就说过，我们家在很多方面，都是两套标准。

        妈妈接着说：“你一说‘容易’，我就知道没好事，再想想你的答卷吧。”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说，难道我说“不容易”就好了吗？

        无论我怎么说，妈妈都能挑出毛病来。跟戴安娜谈话时，也有这样的问题，反正我觉得跟女性说话，真的很麻烦。我和我那些朋友谈话时，从来没有对彼此说的话，进行过这样复杂的分析。

        妈妈说我和朋友们通电话，只有三段句式：第一句，你好。第二句，是的。第三句，行。

        你说她这是赞美我还是损我？

        不过差不多就是她总结的这个样子，我们不像她们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废话上。

        我仔细想了想，说：“也许错了一道题，不，也许错了两道。”

        妈妈看了看老师发回的卷子，“两道，你肯定是两道吗？”

        经她这么一问，我又犹豫起来，一般来说，我的记性不那么好。爸爸说，不是我的记性不好，而是我不肯花心思在那些正经事上。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我并不认为重要，我认为重要的事，他们又认为不重要，也许我们的标准有一天终会达成一致，现在可还没有这个迹象。

        妈妈把考卷递过来，让我自己好好数数，原来二十四道考题我错了十六道。

        我怎么就记得是答错两道呢？这个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难道我连一、二、三、四都数不清楚吗？怪不得妈妈说“好好数数”。

        她说：“你这一错，错了一半还多。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我又看了看考卷，嗨，我的腰板立马挺了起来。她也不看看，我错的那十六道考题，都是最容易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每逢考试，越难做的考题，我越能答对，而越是容易的考题，我越是做错。

        可我怎么说也比威廉强，一到考试，他不是脸肿、就是牙肿，或是鼻子流血。问都不用问，只要一看他脸肿或是牙肿，就知道考试要来了，一试一个准儿，还真不是装的。我非常羡慕他，我怎么就没有这个本事？

        这种愿望，当然不能对妈妈说。我只好说：“你没看见吗，我答对的题，都是最难的，而且我是第一个交卷。”

        “你错几道题，老师就扣几分，扣分的时候，老师可不管你错的是那些容易的考题，还是难的考题，也不会因为你错的是那些容易的考题，就少扣你几分。再说，你第一个交卷，老师就能给你一个A吗？”

        唉，我又错了！

        也是，老师判分的时候，从来没有把交卷快慢，计算到考卷的分数里去。刚才还挺得倍儿直的腰板，马上塌了下来。我还能说什么？只能如实地说：“不能。”

        “还想当宇航工程师呢，一个数字算错，飞机就得爆炸、死人……照这个样子，你觉得你当得了吗？”

        “不能。”

        “那你能干什么？打球？你又瘦又高，让人一撞，就不知道从球场飞到哪儿去了。哪项体育活动不需要一个壮实的体魄？”

        可不是嘛！想来想去，确实想不出自己能干些什么，越想越伤心，于是就躺在长椅上哭了起来，我一边哭、一边说：“我无路可走了，我真的无路可走了，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妈妈不但不安慰我，还说：“你在世界上才活了几年……就谈到‘一生’了！”

        不论怎么说，什么也干不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不小，后来姥姥、姥爷来访时，我对姥姥说到我的绝望。

        姥姥对我说：“别这么说，你还有很多路可走呢。”然后又对妈妈说：“你小的时候，也漏看、漏做过考题。有一次考物理，试卷后面那一整页考题，你根本就没看见也没做。”

        妈妈讪讪地说：“我又不是经常如此。”

        “就像你说的，一次也就够了。一个数字算错，飞机就得爆炸、死人……”

        在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上，爸爸和妈妈经常观点不同，可最后总以爸爸的不了了之告终，包括对我们的教导。或者说，他拿妈妈没辙。你说说，他们怎么会凑到一起的？

        可是姥姥不论，她毫无顾忌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最不同意的就是妈妈老拿“分数”，或是我的“丢三落四”说事。

        姥姥说：“我见过得太多了，从小学到大学，分数好的学生有的是，我们要看最后，最后反倒是那些淘气的孩子有出息。淘气的孩子，大部分想象力丰富，而想象力是创作的源泉。只要不是品格方面的问题，都不必过分计较。”

        可不，有一次姥姥应我的邀请，做客我们学校那个“特殊朋友”的活动，活动中还有学生记者对学生们的“特殊朋友”进行采访，我记得有个问题是：“促使我们这个世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很多学生的祖父母回答是“电讯”、“电脑”、“宇宙飞船”什么的，只有姥姥，她回答说：“想象力。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想象力。”闹得那些“记者”一头雾水。

        姥姥是个特酷的老太太，总是发出和别人不同的声音，而且你还不能说她不对。比如对校长让我重写的那篇作文，就是我梦见到了一个小岛，岛上都是老师，我用椰树叶子编了一只小船逃走的那篇作文。

        她的态度和校长、老师都不同，她说：“多么有想象力的作文啊。我可不希望你是个跟屁虫，妈妈和戴安娜老说你没有想象力，那是指你们做的游戏，你没有做那种游戏的想象力，不等于你没有其他的想象力。”

        她指的是，我们有时表演“哑剧”的娱乐，就是说，一个人在所谓的舞台上，什么也不说，只做动作，大家在下面猜，他的动作表达的是什么。

        妈妈总是打击我，还没等我表演完毕，她就说：“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那是一条狗了，你能不能来点儿别的？”

        好吧，来点儿别的，我还没做几个动作，只是刚一侧身，他们又说：“踢足球！踢足球！”

        奶奶就常常说我：“你瞧你，即便是捣乱也没有什么想象力，除了跳上跳下还有什么新鲜的？”

        爸爸和妈妈就有想象力了？

        姥姥就不这样挤对我，有一次我以为没人在家，便在戴安娜的钢琴上随便弹着玩儿，戴安娜弹奏的那些曲子，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根本不用看乐谱，就能弹个八九不离十。

        弹着弹着，我听到了掌声，一回头，姥姥在客厅门外站着……她对我说：“我们从来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会出现什么奇迹。你们的妈妈，小时候真是个非常非常麻烦的家伙，可是你看后来……”

        后来怎样了，姥姥没说下去。可我知道，妈妈仍然是个麻烦的家伙。

        还有一次，暑假后，老师让我们用绘画的形式，表现一下我们的暑假生活。女孩子们差不多画的都是海滩、游泳、贝壳什么的，而我画的是我掉了一颗牙，上火，半拉脸都肿了。人人看了我的绘画，都捂着嘴，就像我那张绘画是厕所，发出了让他们难以忍受的臭味似的。

        姥姥却说：“恐怕全校也找不到第二份这么有意思的绘画了，艺术贵在独创。”

        但有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姥姥却很计较。非得把我提溜起来，跟我说个清楚。

        她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总会为我买我爱吃的那种松松脆脆，掺着牛奶、巧克力，杏仁味十足的松饼。她怕我吃得太多不好，总是把松饼藏在她的房间里，如果我想吃，就得朝她要，每天顶多给我两块。

        有一次我没通过她，自己去拿来吃了，她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认为这是品质问题，严肃地和我谈了很久，她既没吵也没叫，但我真的感到了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

        可她怎么就能事先不征求我们的同意，吃我和戴安娜在万圣节讨来的糖果呢？

        妈妈说：“那是两回事。你讨来的万圣节那些糖果，是我和爸爸准备扔掉的，因为你们不能没有节制地吃那么多糖！姥姥吃那些糖果，也是我们知道的，不是偷吃。”

        然后妈妈就拐个弯儿，列数我其他的罪状。一般来说，你要是看那些打官司的电影、电视，律师们在法庭上，差不多就是这样拐来拐去，最后没准儿就把官司拐赢了。

        “一让他做家庭作业，他就上厕所，好像他把全天的尿，都憋到这个时候来撒了。”

        “你小的时候，也是一到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上厕所。说好三十分钟家庭作业的时间，可是你上两次厕所，十分钟就没了。为此我把你上厕所的时间掐算好，几分几秒、前前后后从三十分钟里扣除，你上完厕所，还得做足三十分钟的家庭作业才行……”说到这些，姥姥特别兴奋，好像她又把妈妈给制住了。

        妈妈那张从来没人可以堵住的嘴，居然也有没词儿的时候。

        嘿，姥姥还真有绝的！

        不过仔细一想，也没什么可高兴的，以后做家庭作业的时候，我再找借口上厕所，妈妈就会照着姥姥的办法，也给我来这么一手。

        最近我还特别不走运，负责组织戏剧表演的老师，唯独对我吹毛求疵，另一个同学排练的时候也说话了，老师就没有批评他。我一气之下就把演出服给撕了。

        我看出老师特别生气，尽管他没有向我发脾气。

        他不停地抖搂、翻看那件演出服，许是在查看能否修复，说：“这件演、演、演出服上的图案、羽毛，都是请人手工绘制和贴上去的……”最后知道那件演出服已经无可救药，就给妈妈打了电话。

        别看我很镇定的样子，其实也很心疼那件不能修复的演出服，可我一生起气来，真是没法控制自己，尤其当我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时。就像妈妈说的，别看睁着两只大眼睛、张着两只大耳朵，可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其实还应该加上，什么也不想了。

        妈妈来到学校，知道来龙去脉后，只对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并表示愿意赔偿那件演出服，其他也没多说。更让我十分意外的是，她也没有和我多说什么，我本来以为，这一家伙，几天之内我都别想有安静的日子了。

        也许她和我一样，对不公平的待遇有着十分独立的见解。

        除了给家长打电话，我真不知道老师还会干什么。

        特别是校长，我们学校有那么多学生，他要是这样打起电话来，还了得吗，或许他对我是另眼看待。

        另眼看待是什么意思，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是，放暑假之前，教练组织垒球代表队的时候，我被淘汰了。

        我的球艺哪点不好？！

        后来我跟爸爸讨论这个问题，爸爸也说不出所以，难道是因为我不喜欢跑垒，只喜欢抢球、掷球？

        妈妈说，垒球是个互相配合的集体运动，如果某个队员，在球场上只凭自己的喜好打球，而不考虑球队整体的作战计划，那可不是好事情。说完这些，她又加了一句：“哼，开始了。”

        “什么”开始了？她没有说。

        我当然有点伤心，除了我之外，原先我们那个球队的人全被选上了。尤其教练说被选上的队员出列，以检阅新队员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还站在原地……那个滋味真不好受。

        谁都知道我对垒球的热爱，戴安娜却说：“又有哪项球类运动你不热爱呢？！”——是不是很阴险。

        我已经说了，无论我怎样讲话，妈妈都能挑出毛病来，跟戴安娜说话，也是这么个情况。

        我和妈妈有个约定，每个星期日晚上睡觉前，我们有半个小时的谈心时间。不管妈妈多忙，或哪怕我正在打游戏机、看我最感兴趣的探案电视，到时我们都得停下来。而且我们保证，这个约定我们一定保持到永久，不管我长到多大岁数。

        于是我在和妈妈谈心时，谈到了垒球队的事。我说：“我知道你不太喜欢我那样不顾一切地打垒球，其实我热爱垒球，是有原因的。”

        妈妈说：“什么原因？”

        我说：“为了三个F。”

        “哪三个F呢？”

        “一个是荣誉Feat，一个是娱乐Fun，一个是财富Fortune，如果将来我成为垒球巨星，就会有很多钱，等你老了、退休了，我要为你支付所有的健康保险、我还要负担你的养老金……”

        妈妈抱住我说：“甜心，我有自己的健康保险、自己的养老金，不用你操心。不过你可以再加一个F。”

        “那第四个F是什么呢？”

        “Flower。妈妈喜欢花，你给妈妈买花就行了。”

        当然我没有对妈妈说到我的伤心，反而对妈妈说，我不在乎选上、选不上垒球代表队，还有艾克斯陪着我呢。

        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可艾克斯从来就不是任何球队的成员啊！

        妈妈居然也没问我：“你真的不伤心吗？”

        这有点奇怪。

        虽然我和妈妈约定，无论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都不会隐瞒她。这算不算隐瞒呢？我只是不想让她跟着我一起伤心、烦恼而已。

        爸爸老是说，一个绅士，应该如何如何。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吧？

        即便我已经不是垒球代表队的队员，但不论他们比赛或是练习，我仍然是他们的铁杆观众：为每一个球的失误声嘶力竭地喊叫；逢到有人跑垒，我腿肚子上的肌肉疼得直哆嗦；投球手每每投出一粒球之前，我全身紧张得就像还踩在垒上的击球手……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一到爸爸冰球赛的时候，妈妈老是站在那个“冰盒子”里的缘故了。

        只是现在我没有多少时间去看他们练习或比赛了。妈妈给我报名了那么多活动：游泳、舢板、小号，现在我的小号真还吹得不错了……表扬过姥姥萨克斯管吹得不错的杰夫，也表扬了我。不过他是世界排行第五的萨克斯管，而不是小号。可萨克斯管和小号都属于铜管乐器，他说好，可能真的不错，至少是八九不离十。

        妈妈还说：“学会舢板，就会玩帆船了，如果将来你有了女朋友，请她去玩帆船，该是多么浪漫的事……”

        爸爸说：“你怎么和他说这个！”

        “怎么不能说？过不了两年詹姆斯就会有女朋友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那就是说，爸爸除了打球，从来没有浪漫过。

        …………

        这么一来，等我回到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一头栽到那里就睡，一觉就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有天晚上大雷雨把后院的一棵树劈去一半，全家人喊翻了天，我都没听见。

        总之，妈妈连个喘气的时候都不给我留。

        尤其是舢板，差不多天天都要练习。队长说，再没有一种运动像舢板这样，需要大家精神、力气、技术上的协调一致了……

        这些话，妈妈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也有点明白了我被淘汰出垒球队的原因。我想，我肯定不会让舢板队再“开除”我，我这一生，有那么一回耻辱，也就够了——我又说一生了。

        有时候，我忙得几乎忘记了垒球。不过我还是尽可能挤出哪怕一小会儿时间，去看我曾经的球队练习或比赛，哪怕只看一眼呢。

        可是，那次，不知怎么一扭头，发现在场外观看他们练球的只有我，也就是说，原来的球员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场外，我差不多已经忘了，我早已不是其中的成员。

        怪不得妈妈让我忙得不可开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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