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D ially a tragic age,so o take it tragically.taclysm art to build up o tle    is rato ture:but o scramble over tacles. 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一九八四年中英为香港问题举行的谈判有了眉目，两国在那一年年底就要签署联合声明了，香港的命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当时主编《明报月刊》，突然想到这段佳作，匆匆译成中文，以英汉对读的处理方式刊入一九八四年十月号《明月》我的《编者的话》里：“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个可悲的时代，我们偏偏不肯认命。狂澜既倒，我们都在断瓦颓垣之中，慢慢养成一点新习惯，抱着一点新希望。费劲是相当费劲了：此去并无坦途：可是重重障碍，我们也有法子绕路走，甚至手脚并用攀过去。反正我们不管天塌了多少下来都只好活下去。”

        （二）

        李时宇先生给我的来信中提到我当年译的这段文字，说是“美中不足的是错译‘ats’一字，想是先生一时大意错看成‘s’所致”。我记得当时我和我的老同事、老朋友黄俊东为了避免英文用铅字排字不好看，故意用我手头纽约Greens”，我没有看错，也没有译错。那个版本是Greenwich house Classics Library精装本，卷首有玛利兰大学哲学教授 Moreland Perkins写的《前言》。

        从李先生的长信中不难看出他也是一位治学认真仔细的人，不会把“s”错看成“ats”。我於是翻检一盒盒的藏书，希望找出另一个版本的。我果然找到一本平装本，是一九六八年纽约Bantam Books''inc.出版的Bantam Modern Classic。翻到卷书的那段话，用的真的是“ats”而不是“s”。李先生也没有错：我们引用的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劳伦斯这部书波折重重，删改几次，被禁被盗，各版文字难免会有出入。

        （三）

        旅居澳洲数十年的这位李时宇先生对文字的要求很高。他认为“人力资源”一词有损人的尊严；“晨钟暮鼓”若改为“暮鼓晨钟”当更有余响效果；“通过民主方式表达出来的意见”可删改为“以民主方式表达的意见”。我写“难度更高”，李先生说：“先生用‘难度’，想必心有戚戚然。‘知名度’、‘难度’之类与‘可读性’、‘可信性’、‘可塑性’一样可怕。Soo later one gives up t，奈何？”我译“小病是福”为a sligion may not be a bad tion似乎已包含sligion”念起来也不顺口。我实在很佩服李先生的学养和细心。我在《沉浮录》里引述一些中国人写的英文，李先生看得很用神，指出不少不妥之处。我越老越宽容，总觉得英文是人家的语文；中国人能写得达意，实在很好了，偶而犯些小错无伤大雅。至於中文，我真希望大家多用多写；一见通顺之作，我常常有惊艳之感，那也许是因为我深知中文真难。李先生说我对朱自清的文章似乎过誉了；这点我承认。人生难免偏爱小时候背诵过的文字：朱自清的一字一句都勾起我温馨的回忆。回忆是滥情的；请容许我偶然滥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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