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6年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生到英国去留学的。进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1938年毕业回国。这里要追记的是这一段留英生活。但顺着回忆的思路联想到许多和这段生活有关的事，不受题目的拘束，也把它们写了下来。
先说我是怎样得到留学的机会的。
3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留学已多少成了变相的科举。有些大学生着了迷，搞得颠颠倒倒，这些形象对于读过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但是以留学和科举相比还有点不同：封建时代有资格大做其金榜题名美梦的人范围似乎广一些，至少传统剧目里足够反映出状元公这个人物在群众的想象中也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熬得过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会换得成光彩夺目的紫袍。留学却没有这么容易。这是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讲投资，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
留学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这里有“官费”“自费”“公费”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养洋务人才，派留学生出洋，但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还很多不愿离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国，更少愿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因此，留学生的费用全部得由官家负责，此之为官费生。留学回来的人，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学而优则仕，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守则，留学回来有官可当，群焉趋之。官费留学的机会逐步就被达官贵人所把持，用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和这些有权选派留学生的权贵没有关系的就沾不着官费之光。沾不着光而又有钱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钱，此之为自费生。
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费生和自己家里出钱留学的自费生之外，还有一条让既没有钱又靠不上势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学机会的路子，这是一条帝国主义安排下的路子。帝国主义者拿钱出来收买中国的青年，为了要培养为它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必须找一些好名好义来掩盖一下。所以这条路子的花样多，走起来也比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利用“退回庚子赔款”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最初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称清华学堂，又改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叙述，不必在这里多说。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它和官费、自费有所不同。它是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来招生的，因而使得许多原来在钱和势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学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学的机会，使他们也可以大做其留学美梦。这种通过考试取得别人的钱去留学的则称之为公费生，以别于官费和自费。
我是靠清华的公费出去留学的，但是又不同于经过“留美考试”的公费生。为此，得把清华公费留学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或是后来的清华学堂，都是专门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补习的学校，是一个“加工厂”。招收的是十四五岁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要经过七八年才送去美国留学。凡是考得上这个学堂的就取得了留学资格，加工期满，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这种小学毕业生之外，也有少数年龄较大的，在清华园住上几个月就出洋的，此外还有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清华补助等）。1925年这个办法改变了，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1928年学校的名称也改成了清华大学，意思是不再做加工厂，而是个出成品的工厂了。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并不是个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清华还是每年要为美国遣送一批留学生。于是另外定出了一个留美考试的办法，报考的资格也由小学毕业提高到了大学毕业，而且不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也同样可以报考。每年在报上公布当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额。这叫作“留美考试”。另外，清华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各系的助教。我是以研究院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公费的。清华的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生，规定至少学习两年，提出论文，经过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每年在毕业生中按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最后毕业考试的分数，经学系的推荐，挑选若干，给予公费留学的机会。
当时这种性质的公费留学，除了清华的留美考试之外，还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试，听说中法大学也有类似的公费遣派留学生的办法。在三十年代下半期，这类公费留学生的数目在留学生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此外，在我国各地所设立的许多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等团体，也为外国吸收我国学生安排一些路子，但是这些路子并没有上面所说的那样明显，而且也比较分散。因为我在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之前在燕京大学读过三年书，所以对这些路子也知道一些。
原来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种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钱的来源是私人的捐款。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常常要逃避捐税，假冒伪善地捐些钱做做“功德”，帮助清寒学生上学和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是其中之一。各大学也以此做广告来招揽学生，每年在“校览”上公布，说明给予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申请，受惠的学生不受国籍的限制，甚至也有专门指定给哪一国留学生的。
这一类助奖制度并不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而是由各大学所设的审查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所提出的机关或个人的推荐书来挑选。推荐书自然都是为申请人说好话的，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哪个推荐机关或推荐人腰杆子粗和哪个大学的关系深。推荐人也就举足轻重，成了经纪人。美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这些学校、青年会等就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为他们的学生或朋友找留学的机会。由于这种助奖制度本身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有资格推荐的人可以推荐也可以不推荐，推荐了有没有效也不一定，所以在这些教会学校里虽则表面上并不像清华一样标出留学科目的清单，公开号召角逐，而实际上为了争取留学机会也对师生关系、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学生想得到推荐，他就得多方接近有势力的教授，博得他的青睐。那些教授就又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在学生里发展他个人的势力。而且同学之间为了争取这种留学机会，钩心斗角，费尽心机。
当然，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还有自己刻苦积蓄，到外国去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以及更有组织的“勤工俭学”等路子，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去说了。
我到英国去学的是人类学。在此可以谈一谈我怎么会选上这一门学科的。
我在燕京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从燕京的社会学系，进入清华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国去学人类学，虽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但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这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段历史，这里把它记下来或许也是有意思的。
燕京大学之有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字叫甘布尔（Gamble）的美国人创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到中国来做青年会工作，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和伯吉斯（Burgess）合写了一本《北京调查》的书。他进一步，想培养一批中国人能像他一样一面做青年会工作，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国所赚去的钱已不少，就拿出一笔来做这件事。拿这笔钱出来还得有个名义。于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叫“普林斯顿在中国”的基金，交给燕京大学，作为培养社会服务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学拿了这笔钱先办社会服务系，后来改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添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合成为法学院。
这一段历史说明燕京的社会学是从青年会工作和社会调查这两个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从美国传入的，培养目标是社会服务的人才。这一套字眼在美国人听来很容易懂，因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部分，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人，这些字眼的含义不加以注解也就不会明白。青年会工作是“社会服务”的一种，它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电影院、浴室、弹子房、运动场、业余补习学校，一直到旅馆的综合体。青年会是基督教主办的，所以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它实际的作用就是通过满足一些市民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来进行基督教的宣传，也就是从生活服务入手来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传教工作。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这一类的社会服务特别发达，那是因为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就会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激起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剥削阶级拿出一些钱来，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救济”和弥补。要进行这项工作，一方面要有一批人去了解社会情况，发现“社会问题”，这叫作社会调查；一方面又要一批人去发放救济款，去做“思想工作”，去办理儿童教养所等，这叫作社会工作。燕京大学最初传入的“社会学”，就是这些名堂。
我是1930年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社会学系的。当我挑选这个学系时，并不明白社会学是什么东西，我当时抱着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投入了这个学系。我在东吴时读的是医预科，为了鼓动反对校医打人的一次风潮而受到学校当局要我转学的暗示，离开苏州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后，南北军阀混战的时期，在文化战线上正在热烈展开社会史的论战。这许多刺激使我抛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决心要研究一下中国社会。所以到了燕京，注册进了社会学系。
我这个愿望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愿望的青年人是不少的，而且有许多青年接受党的领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些像我一样的人，还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又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要求另外寻求一个出路。所以在这时燕京社会学系冒出一种发展理论社会学的要求，现在看来也并不是偶然的。所谓理论社会学是和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实用社会学相对而言的，实际上指的是那一套进行社会改良的理论。
回想起社会学在西洋的历史也一直有这两个方面，例如19世纪 50年代写过《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的研究》（即严复所译《群学肄言》）的英国的斯宾塞就是这种所谓理论社会学的祖师之一。他想尽各种理由来证明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就到了最完善之境，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全都不及它的优越。这样就在思想战线上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好景不长，它本身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严重，百孔千疮，昭昭在人耳目。为了要缓和阶级矛盾，麻痹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能不对所谓“社会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以英国来说，19世纪末年就有蒲斯（Ch）对伦敦工人生活进行过规模相当大的调查。这一类社会调查的目的一方面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加以解释；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设计“改良”的方案。前一方面就形成“社会理论”，后一方面就形成“社会工作”，譬如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所谓贫穷问题，一些理论家就出面来说工人阶级贫穷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而是出于孩子生得太多，话当然要说得更复杂些，但当时的“人口论”骨子里就是这句话。这就算是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也就采取了许多所谓“最低工资”“人口节制”“贫穷救济”等具体措施来减少工人们“铤而走险”闹革命的危险。这就是社会工作。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布尔、伯吉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在摸索中却找到了人类学这个冷门，提出了所谓“社区研究”的新路子。
人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比社会学也许更是模糊。人类学，研究人类之学也。望文生义，凡是和人有关的全可包纳在内。事实也确是这样，上自几十万年前的人猿化石，下到民间传说、风俗习惯，都可以在人类学的教科书中找到它们的地位。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的人类学中专门研究殖民地上土著生活的一部分称作社会人类学的（欧洲大陆称“民族学”），特别发展了起来。燕京社会学系提倡的人类学也只是指这一部分而言。这一部分所谓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发展也是应形势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者分别占据殖民地，对殖民地上的人民摧残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殖民地分割完毕，帝国主义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大战。战后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要在它已占领的地区开发资源供他们掠夺，必须利用土著的劳动；一是殖民地人民开始更有组织的反抗，使帝国主义者想直接单靠武力来统治遇到了困难。如果长期维持着战争状态，不但军费浩大而且不便于进行剥削，这个算盘是打不过来的。因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大英帝国带头搞起所谓“间接统治”来了，就是利用当地的部落上层，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吸收当地劳动，开发当地资源。要实行这个殖民政策，不仅需要做资源调查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而且需要懂得当地语言能对当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后者就是所谓人类学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人类学者在殖民部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对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开展了很广泛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在这项工作里冒出了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他们搞出一套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还有一套所谓“理论”，这套理论主要是用来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一个土著部落的一些经验。我们在这里不必去详说，要说的是，他们这一套东西看起来比从美国社会服务里学来的“社会调查”深入得多。原因是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着重在数量的统计，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言自喻的，但一应用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数量统计不易正确，而且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这类调查显得支离破碎，不能说明问题。人类学调查着重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的解剖，用到中国来似乎更适合一些。为了和“社会调查”做出区别，后者称作“社区研究”。
为了发展这种“社区研究”，燕京社会学系在1935年还向国外搬了一位当时功能学派的大师布朗（A.Radcliffe-Brown，英国人，后来当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在《社会学界》（燕京社会学系的刊物）连续出了两期专刊，极尽鼓吹之能事。
在说到我留学英国的事之前还得加一个插曲，就是我到清华研究生院去读两年书的原因。我在燕京读书时，可以说是个拥护“社区研究”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时社会学系的当权者是社会服务派，所以毕业后想由社会学系推荐去外国留学，还不具备条件。支持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出了个主意，并且为我奔走，设法送我进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使我一则可以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打个底子；二则可以在研究生院毕业后得到公费去英国直接跟功能派的大师学习。
这个主意是实现了的。只是清华研究生院里收我做学生的人类学教授是个俄国人，名叫史禄国（S.M.Shirokogoroff），他的人类学是帝俄时代的老传统，和英、美很有差别。帝俄的学术是传袭大陆的系统，人类学包括的范围首先是体质，其次是语言，再其次是考古，最后才到社会文化的“民族学”。他为我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第一个时期专门学体质人类学，其实这是门生物科学，幸亏我曾有两年医预科的基础，所以还算衔接得上；一面补习解剖学、动物学，一面向他学人体测量和人体计算学。他打算第三年才教我语言学，谁知清华研究生院改了章程，两年就可以毕业，而且他自己第三年就要休假，所以我在清华只完成了他替我规定的计划的第一阶段。这两年我所学的和上面所说的“社区研究”关系不大，但是由于这两年的学习，满足了清华规定的公费留学的条件，使我能到英国去留学。
1937年夏天，我从上海出发去英国。到英国去留学这一点还得说明一下：按清华的制度，研究生院毕业生符合规定条件，给予公费留学机会的，可以自己提出留学计划，并不一定要到美国去。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成见，认为真是要讲学术，最好到欧洲国家去留学，对于美国的学术水平不太看得起。这个成见有什么根据很难说，可能是由于美国留学生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到欧洲去留学回来身价可以高一些。这是我要去英国的一个原因，但主要的还不在此。上面我已经说过，我的留学计划酝酿已久，是和燕京社会学系里那一批搞“社区研究”的人一起策划出来的，这些人中间带头的是吴文藻先生。他心里有着一个培养徒弟的全盘计划，分别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把他们分送到英、美各个人类学的主要据点去学习，谁到哪个大学，跟谁去学，心里有个谱，后来也是逐步实现了的。他认为我这个人最好是去英国跟功能派的大师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去当徒弟，理由之一据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和这位老师有点相像。实在的原因是英国没有美国那种助学金制度，派人去留学的机会不多，我当时既然有机会去英国，当然不能错失。去英国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这里可以提一笔，我这个事例也说明了在三十年代后期，留学制度确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早期的留学生出国时的水平很多是比较低的，在国内只是准备了一般的基础，专业训练比较差，到了国外才选择专业、选择老师。但是到了我出去留学的时候，不论是经过留学考试或是研究生院毕业之后才出去的，都在专业上花过了一番功夫；学什么，跟谁学，这些问题在出国之前都经过一番考虑的。这样加强了目的性和计划性，对于专业培养和提高质量，看来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要跟马林诺斯基去学呢？这里得介绍一下这个人。他的原籍是波兰，早年在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大学学物理和化学，由于体弱多病和精神抑郁，医生劝他摆脱些正科，涉猎些旁门。他挑了本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的名著，从此他沉溺在这一门学科里，到德国和英国去留学。世界大战发生前夕他正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上做调查研究工作。大战发生，波兰和英国处于敌对地位，他不能自由离开这个小岛，于是他就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很仔细地记录下他对这个岛上居民生活的观察。就是这样他发展了深入地对一个人口不多的部落亲密观察的调查方法。由于他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像过去的人类学者在各地搜集比较材料，他就着重注意一个小部落里政治、经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从而发展了他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大战结束，他带了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回到英国，1922年出版了轰动当时人类学界的《西太平洋航海者》。
他的这套方法、这套理论、这套著作，过去在人类学里并不是没有，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而他却一举成名；所不同者时也，即形势也。我上面已说过，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上碰着了新的问题，如果维持原来的直接统治的政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愈来愈不好应付，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法进一步利用当地劳动力来开发当地资源取得更大的利润；因此，提出了“间接统治”的策略，利用当地原有部落组织和原有统治势力，制造可以依赖的社会支柱，来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剥削。这是个很毒辣的反动政策。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就需要深入了解殖民地各部落的实际情况，考虑怎样去利用原有的制度来为殖民主义服务。马林诺斯基的一套恰巧符合了这个要求。
马林诺斯基在英国学术界一帆风顺地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是很少前例的。英国人对外籍学者的偏见极深，他作为一个波兰人，虽则后来入了英国籍，而能一跃被选为教授，在英国学术界是少有的（英国各大学中设立社会人类学教授的讲座是从他开始的）。不仅如此，他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培养了不少门生，一个个都成为各大学人类学系的台柱，而且受到英国殖民部和美国罗氏基金会的直接支持，每年掌握着大笔调查经费，调度大批的调查工作者，到非洲各地进行研究。不到10年，功能学派的声势压倒了人类学里任何其他的派别。这一切如果离开了历史背景是无法理解的。
在英国要跟从一个老师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先得讲一讲英国学校的制度。英国的大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我能讲的是我所进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提起这个学校，老一辈的英国绅士们是要摇头的，认为有点“左倾”。这当然完全和事实不符，因为它正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本营。但是从学制上说，19世纪末年却算是有点“改革”味儿，也就是说它不按传统办事。英国的教育制度阶级路线十分明显。最初只是贵族和有钱人家的子弟能念书，这种学校叫作“公学”，最著名的有伊顿、哈罗等有数的几个，收费极高，限制极严，据说贵族子弟在没有出世之前就得报名。但是这些学校却保留一些名额给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包括尼赫鲁一类人在内。这些“公学”公开承认是专门培养统治人才的，而且事实上历届内阁阁员除了工党政府外，几乎全是由这几个公学的毕业生所包办。各学校以毕业生进入内阁的人数多少来比赛。我记得我在英国时正碰上鲍尔温上台，他在就职演说里曾说，使他特别高兴的是内阁成员中母校的同学占了多数。从这些“公学”毕业后就可以到实际政治中去活动了，其中一部分要深造的，进牛津、剑桥等大学。这是一个上下相衔接的系统（伊顿毕业的一般升牛津，哈罗毕业的一般升剑桥），平民无与也。一直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议会里才通过国民普及教育的法案。公家设立的学校却叫作“私学”。凡是英国公民按法律都得进这种“私学”，所以也称“义务教育”，意思是受教育是一种义务。但是当时一般平民出了“私学”就没有上升的机会了。高等教育还是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到了19世纪末年，一些参加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最著名的如韦柏夫妇、萧伯纳、威尔斯等人组织了费边社，主张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办高等学校。费边社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团体，反对马克思主义，妄想通过合法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办的学校就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曾培养出许多工党的骨干、工人贵族。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舍也说明了这段历史。到过牛津、剑桥大学参观的人没有不被它们古雅的建筑所吸引的，而这个学院却有如我们解放前上海的弄堂大学。它的大门是在荷尔本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大门旁就是一些茶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和吃饭。这个学院的门面实在没有什么气派可言。英国人却有这个风尚，喜欢保留原来的外形，尽管内部的设备不算坏，而这个门面几十年来一点也不肯改造。
它的学制也不同于牛津、剑桥等老大学。据说创办人是有意吸收了一些美国的大学制度，由于我当时并没有关心大学本科的制度，所以现在也说不出来。我所知道的是它的研究生院的那一部分。我说本科和研究生院其实是已经用了我们自己的学制来说话了。在他们不是这样说法的。按他们的说法是读什么学位，自己是什么学位的待位生，注册时就是这样注册的。根据每一种学位规定他应当参加什么考试，提出些什么论文。至于你怎么样才能满足这些条件那又是一回事了。以我所注册的“哲学博士”学位来说，那是最简单了，规定两条：一条是从注册到毕业至少要有两年，一条是提出一篇论文，经过考试认为合格就可以取得那个学位。这两年里你应当读些什么课程完全不加规定，从章程上说，你交了注册费之后尽管可以不到学校，到期你能提得出论文，考得过，一样可以得学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院每年公布一系列课程，哪一个系什么教授或讲师开什么课。你既注了册，就可以自己去挑选课程。表面上没有人来管你，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名教授开讲时，整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甚至窗台上都坐满和站满了学生。我是个爱串课的人，毫不相关的课，只要按公布的时间、地点，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听上一堂课。当然，如果都是这样自由散漫地搞，也就不成其局面了。实际的关键不在章程上，而是在一套不成文的习惯上。你注册时入哪一个系，读什么学位之后，注册科就介绍你去找系里的一位负责人，他就给你指定一个业师，这位业师就是有责任帮助你去取得学位的人〔我用业师这个名字因为要和导师有所区别。英国的导师制（tutorial system）有它专门的意义。导师是tutor，实行于大学本科。业师是指指导写论文的老师，称director；被指导的学生可说是门生，业师和门生之间存在着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他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建议你去听什么课，参加谁的席明纳（即讨论会），怎样写论文。通过这种业师制，做得好，确是可以因人施教的。这也有点像我们的师徒制度，师徒之间的关系，一般是十分亲密的。英国社会上特别注重私人关系，这可能是封建的残余，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要搬出一系列的关系来，这位是谁的儿子、谁的学生、谁的朋友等，而这样的介绍也就说明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学术界里最重要的就是“谁的学生”，意思是“他是在谁的指导下学出师的”。另一方面当老师的也以自己有好的徒弟为荣，谈话时也常会听到用“他是你的学生”来作为一种恭维的话。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学美国，而保持了英国的传统。我并不太知道美国的情形，听起来其师生关系也富于资本主义性质，就是花钱买教师，而英国多少还有一点封建，光是花钱不成，师徒关系的建立比较曲折。收不收一个徒弟是师傅的权利，你在学校里注了册，系里有责任替你指定一位业师，但是如果被指定的业师对你不满意，随时可以要系里另外换人来指导你，一个一个地换，永远出不了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系里的教师学问地位不同，通常一个新来的学生，总是由一个讲师或比讲师高一级的“读者”（相当于副教授）来指导。经过一个时候，如果这个学生表现得好，有培养前途，给教授看中了，也可以换业师，由教授自己来做业师。
能拜得上有名的教授做业师，好处可大了。且不说学术上的受益，只说取得学位这件事也就有了把握。按英国的制度，给学位是大学的事，譬如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书，取得的学位是由伦敦大学给的。当你的业师认为你的论文有资格可以提出来申请考试时，伦敦大学就为你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考你。这个委员会里的人是从各方面请来的，你要向他们答辩，答辩过后，投票决定。否决一篇论文并不稀奇。否决后你可以下次再申请。被否决一篇论文，对学生固然是件倒霉的事，对业师也不很光彩，因为学生申请考试总是先要得到业师同意的。自己的业师在这个学科中如果地位高，他的眼光当然也准些，他认为过得去的论文，在他的同行中也不容易有不同意见，而且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出来为学生辩护一下。在答辩时“考官”之间引起争论也不是稀奇的事。所以，业师腰杆子粗，学生也容易过关。学生最怕的是“考官”中有自己业师的老师，祖师爷发起脾气来，那就完蛋。
英国这套制度也是他们从经验中积累出来的，其中也有些怪有意思的东西，业师制是其中的一个，在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老师的责任心上都有它的长处。但是，这也是造成学术界里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
言归正传。我到英国去是有目的的，目的很明确，要跟马林诺斯基去学他的那一套社会人类学。但是在英国这个制度之下，怎样拜得到这个业师呢？
我在清华研究生院里是跟史禄国学习的，他对于欧洲学术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原来的计划是想一手把我培养成他的学生，所以制订过一个长期计划，但是后来他也明白客观条件并不容许他贯彻这个计划了，主要是他在清华待不下去了。他同意我在清华的学习告一个段落之后到英国去。但是他坚持一点，我在出国之前必须先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带了材料出国。这些有欧洲传统的学者都有一种怕他自己的学生在他同行面前丢脸的顾虑。我出去一定会说是跟史禄国读过书，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我大出洋相，他的面子也就不很好看。所以最后他得补救一下，要我“临时上轿穿耳朵”，为出国多做一些准备。我听他的话，1935年清华研究生院毕业后，请假一年到广西瑶山去调查了一次。这次调查是失败了的，和我一起去的我的爱人死在山里，我也负了伤。转回家乡，看看手边调查所得的材料很不充实，心里很难过。恰巧这时我有个姊姊在我家乡一带的农村里推广蚕丝业的改良工作，我去看她，她劝我在乡下住一个时候，一则恢复一下情绪，一则休养一下身体。我在乡下，住在她帮助农民办的一个小型合作丝厂里。反正没有别的事，开始问长问短，搞起“社区研究”来了。
这里不妨附带说说这个插曲。我这个学蚕丝的姊姊，在苏州附近的浒墅关的一个蚕业学校毕业后，到日本去留学，留学回来就在这个学校的推广部做工作。推广部的工作就是在附近农村中推广改良养蚕制丝的新方法。江浙太湖流域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好地方，其所以富庶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里的丝绸业十分发达。有些农村，农业只够供给农民一些日用的粮食，其他生活费用全是从养蚕、制丝、织绸以及有关的手工业中得来。这地方出产的生丝闻名海外。海关报告上有一项叫辑里丝，就是这地方的产品，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占着重要地位，但是在20年代却受到了日本丝业严重的竞争，出口锐减。主要原因是土法生产质量太差，这也就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出口商人和用质量差的蚕茧来制丝的工厂老板。所以从制种、养蚕、制丝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用洋法来代替土法，这就是蚕丝业的改良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是农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有这需要在当时还是无法实现的，其所以能开展起来，还是由于民族资本家的利益所在，蚕业学校提供了一批技术人员。这些因素的结合，使30年代蚕丝业的改良运动在江浙这个地区确是做出了不小成绩。我在了解这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时，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农村的生丝制造和运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这个改良运动的产物。为了要采用比较科学的养蚕技术，在幼蚕时期要控制温度和湿度，最方便的是稚蚕公育，就是各家在一起养幼蚕，这就是集体化。收了茧，如果不把蚕蛹烘死，就不能储藏，必须脱手出售，这样就会吃中间茧商的压价。为了要卖好价钱，农民自然会愿意一起来解决烘茧的问题。茧子既然可以储藏了，为什么不自己制丝呢？合作的方法一引进，很自然地发展了起来，因为这样做的利益是十分具体的。同时，民族资本家也乐于鼓励农民这样做，因为这样做被挤掉的是一些中间小商人、收茧商和土丝行，而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一起来，民族工业的原料问题、出口丝商的进货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换一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发展合作事业，和大资本家的利益并不矛盾，而且替大资本去挤小资本，给大资本更多的剥削机会。我当时当然没有看得这样远，只看到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就沾沾自喜，认为找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门路。我就在这个农村里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在从上海到伦敦的路上，把这些资料整理出了一个草稿。
我到了伦敦，就投奔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被介绍去见人类学系的弗思博士（R.Firth）。他是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徒弟，所谓第一个徒弟者就是在马氏手上第一个得博士学位的人。他当时在系里当“读者”（即副教授），是新西兰人，为人很和蔼，但具有英国传统的拘谨。我手上并没有私人的介绍信。私人介绍信是英国社会上建立关系的必需品，没有这个就只能公事公办。我相信我给他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妙的。那时，由于伦敦的气候关系，我的背伤又发作，精神很不振作。一口苏州音的英文，加上了紧张，大概话都说不清楚。他和我交谈之后，第二天注册处给我一个通知要我去参加一次英文测验。我的英文程度固然低，但用笔来回答还可以敷衍过去。大概根据测验成绩，他认为还可以接受，所以又约我去谈。这次才谈到我在中国的学习情形，史禄国的名字还算吃香。我又大体上把在瑶山的调查讲了一遍。因为我估计既然要读人类学，而人类学主要是研究当时被侮称作“原始”的部落，我这些材料也许更符合于要求。讲完了，才谈起我在出国前还在农村里住了一个时候，也搜集一些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材料。这一通话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是个含蓄的英国绅士，毫不激动地要我把这两方面的材料都给他写一个节略，但是他的口气里面，注意的却是我第二个题目。后来果然经过几次谈话，他替我把论文题目肯定了下来，写《中国农民的生活》。
看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后来才明白，他这个决定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这里值得提一笔。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在人类学的出版物里就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中国、日本、印度、南洋以及拉美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说明正在我编写《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同时，各地都有人在进行类似的调查工作。这个趋势是当时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动向。拿弗思本人来说，他原来是以研究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上的土著起家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也转入了马来亚的农民生活的研究。所以当时他决定不要我写瑶山调查而写农民生活作论文，绝不是偶然的。导师，论文，都这样决定了，但是我还没有见到马林诺斯基的面。
我第一次看见马林诺斯基是在他的席明纳里。
提起席明纳，我得先说说这个东西。席明纳是欧洲传统的一种教学组织，也是一种教学方法，在欧洲各大学指导高年级学生时常被采用。英国大学里教师们怎样去教他们的功课，完全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愿意怎样教就怎样教，很有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味道。以我自己接触到的来说，大家熟悉的罗素也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开过课，他是登台念讲稿，一字不漏，讲完一个课程就出一本书。我就听过他的“权力论”。我也旁听过一门逻辑课，这位教师的名字忘了，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有点像我们的小学，许多公式要学生大家一起念，还要指着学生的名字站起来答复问题。我看情形不对，第二堂就没有敢再去。马林诺斯基不喜登台讲课而善于搞席明纳，当然搞席明纳的不止他一人，但是他的席明纳有它的特点，而且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相当有名，在人类学界当时也是为大家所推崇的。席明纳简单的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这个音译的名词。
他树立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逢星期五（除了假期），他总是坐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间门上标着他名字的大房间里。这间房说是办公室不很合适，因为满墙、满桌，甚至满地是书籍、杂志、文稿，到处是形式不同的沙发、靠椅、板凳。到了那个规定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同事们、学生们就陆陆续续地来了，相当拥挤。这批人中有来自各国的人类学家，有毕业了已有多年的老徒弟，也有刚刚注册的小伙子。他有他一定的座位，其他人就各自就座，年轻的大多躲在墙角里。这里没有禁止吸烟的告示，因而烟雾腾腾，加上这位老先生最怕风，不准开窗，所以烟雾之浓常常和窗外有名的伦敦大雾相媲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呢？有些是马林诺斯基自己邀请来的，凡是要和他谈学术的朋友就在这时候到这里来。其他场合当然也可以谈学术，但是在这里是公开的谈，大家一起谈。绝大部分是自动来的，凡是他的门徒到了伦敦，逢到那一天就争着要来此会会老师，主要的目的是要在这里闻闻人类学的新气息。这个席明纳作为一门功课，名称就叫“今天的人类学”。在当时人类学范围里来说，这个名称倒也不能说不名副其实，因为在这里讨论的，是不但是书本上还没有写，课堂上还没有讲，甚至一般的人类学家还没有想到的问题。这类问题为什么在这里会提得出来，与其说是靠这个老头子学问高，倒不如说靠参加的人多，他们四面八方从实地研究中带来了新问题。他们遇到困难，或有了心得，在老师的席明纳里发言，经过讨论得到了启发，又回去工作，解决问题，提高质量。大家得到好处。不知马林诺斯基哪里学来的这一套办法，使他的席明纳成了他这一门弟子所喜爱的东西。
马林诺斯基自己在席明纳里不多说话。他主要是起组织作用，就是事先安排一两个主要发言人。这个发言人首先念一篇准备好了的文章，有的是调查报告，有的是对于一个问题的意见。换一句话说，这个老头子首先抓的是在席明纳里要提出什么问题，大体上有一个方向。我在伦敦的第一年，席明纳里主要是讨论怎样解剖一个文化的问题，他称之为文化表格，内容后来翻译成中文在燕京的《社会学界》发表过。第二年主要讨论的是文化变动。他死了之后，有位学生把这些讨论整理出来，也已经出版。他的特点是不喜欢讲空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许离开调查的“事实”说话，所以讨论时，都是那些亲身做过调查的人摆材料。老头子听得高兴时，插上一段话，这些插话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指导”了。他写的文章和写的书中有不少就是当时插话的记录。
我最初参加这种场合，真是连话都听不懂。听不懂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的人虽则都是在说英文，但是来自世界各地，澳洲的、加拿大的、美国的、欧洲大陆的之外，还有亚洲的、非洲的，口音各有不同，而且在席明纳里都是即兴发的言，不是文言，而是土话。其次是材料具体，富有地域性，地理不熟，人类学知识不足，常常会听得不知所云。我们这些小伙子就躲在墙角里喷烟，喷喷就慢慢喷得懂了一些，也觉得它的味道不薄了。
回头来讲我第一次见这位老先生的事。那天席明纳里照例已坐满了许多人，马林诺斯基坐在他的大椅子里在和别人讲话。他是一个高度近视、光头、瘦削、感觉很敏锐、六十开外的老头。弗思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替我做了介绍。他对我注视一下，说了几句引人发笑的话，这也是他的特长；接着说，休息时跟他一起去喝茶，说完他又去和别人说话了。
喝茶是英国社会生活里的一个重要制度，每天下午4点～5点都要喝茶。喝茶是引子，社交是实质。学校里也是这样。到了这时候，教师和学生都停止工作到茶室里去聊天。教师有自己的茶室，就在这时交换意见，互相通气；有时教师也约学生去一起喝茶，增进感情。
喝茶时才知道他刚从美国回来，他是去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会的，在会上还得了个荣誉学位。他在美国遇见了吴文藻先生，已经知道我到了英国。过了不久，又有一次约我去喝茶，这次不是在大茶室里，雅座中只有我们两个人，他问了问我到伦敦以后的情况，我告诉他已经跟弗思定下了论文题目。他随手拿起电话，找弗思说话，话很简单，只是说以后我的事由他来管了。这是说他从弗思手上把我接收了过去，他当我的业师了。接着回头问我住在哪里，我把情况说了之后，他立刻说：赶快搬个家，他有一个朋友可以招呼我。我当时觉得很高兴，终于达到了跟这个著名的学者学习的愿望了，但是为什么他这样看得起我，不大清楚；同学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为我道贺，也觉得不平常，因为要这个老师收徒弟是不容易的。据说多少年来，在我之前，在他手上得学位的不过十几个。我的幸运当然引起同学们的羡慕。
马林诺斯基主动地承担起做我业师的任务，并不是我在他面前表现出了什么特别的才能，我那时连席明纳里讨论都跟不上，话也听不太懂，正是躲在墙角里抽烟的时候。原因是他在美国和吴文藻先生会了面。吴文藻先生是代表燕京去参加哈佛300周年纪念会的，有着司徒雷登给罗氏基金会的介绍信。马林诺斯基一直是罗氏基金培养的人物，他的学生们在非洲进行的大部分调查就是罗氏基金给的钱。吴文藻先生到美国去，后来又到英国来，口袋里就有一个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的计划，我这个人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深得罗氏基金的赞许。这些，马林诺斯基都知道。他是个感觉敏锐的人，在这里卖一个人情，正可以迎合老板的用心；而且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在东方为他的学派开拓一个新领域，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没有这一段背景，他那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根本可能一直看不到这个其貌不扬、口齿不清的外国学生。
其次要讲一讲搬家的事。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是没有学生宿舍的。学生都在伦敦市内自己找房子住，学校不管。伦敦市内有一种叫“膳宿寄寓”，专门招待单身房客。有些是房主人因为有空闲的房间，租出去可以收一些房钱贴补家用。更多是那些下层的中产人家，以此为业，向房产公司租一幢房屋，招四五个房客。女主人自己管理，煮饭侍候他们，收得房租，除了付去给房产公司的租金外，可以有一笔收入，用以维持生活。我在伦敦的时候，普通一间房，包括家具、床褥在内，早上和晚上两餐，每星期从11个先令到1英镑。在市内没有家的学生就找这种寄寓住。每个街道角上的杂货店里有一个小小的广告板，板上揭示着附近出租的房屋。住几天到几年都可以，你要搬家，就搬家，很方便。这种下层的中产阶级种族歧视并不显著，特别是学校附近，各国的留学生不少，对不同皮肤颜色的人也看惯了，甚至有些特别欢迎中国学生，因为中国学生很讲人情，和房东会拉交情，平时送些东西，很能讨得欢心。当然，也碰着过去找房子时吃闭门羹的：“对不住，已经租出了。”但是依我的经验说，在这方面受窘的并不常见。这是和房东的阶级成分有关，有钱的剥削阶级不会干这个行业，很多是工人和小职员的家庭，才需要自己的老婆操作招呼房客。这个阶级在种族歧视上成见不深，而且一旦接触到了以平等待人的房客，不论属于哪个国籍或种族，很容易打破那种不合理的成见而交起朋友来。
马林诺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改变我在伦敦生活的社会环境。他介绍我去住的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家。这位朋友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夫人。她父亲是位人类学家，而且是个贵族，写过很有名的著作，名叫John Lubbock Averbury。她嫁给一位陆军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师长，在前线阵亡，所以她有很丰富的抚恤金。她的儿子在银行里做事，银行老板和她有亲戚关系。女儿是一个有名的新闻记者，写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风行过一时。家在伦敦的下栖道，下栖道是个文化艺术家聚集之区。一座房屋有四层楼，雇有厨师、女仆和管家。在英国社会里，不算阔绰，属于中上，或是上下的那一阶层。她在经济上并没有出租房屋的需要，但是这位中年寡妇却极喜欢和文化人往来，由于她父亲曾是个人类学家，所以她认识不少印度的学者。她和尼赫鲁也相识，他的女儿来英国留学就拜托她招呼照顾，她也以此为乐。在她家里有些青年人，生活可以更丰富些。马林诺斯基把我介绍去，算是对我的照顾，而其实是要我和这个阶级接触，感染一些英国统治阶级的气息。
这位夫人受了朋友之托，对我管教颇严。她心目中英国文化是最高的，有意识地要我“英国化”。她请客时我得和她的家人一样参与其间；她有朋友来喝茶，我也要侍坐在旁。而我这个人生性就不喜欢这一套，在这种场合里总是别扭得发慌。记得有一次，她约我去她娘家的乡间一个别墅，我听说在那里晚上吃饭要换礼服，而我哪里有这一种东西呢，拒绝她又不成，只能临时托故不去。她竟怒形于色。自从这一次之后，大概她觉得“孺子不可教”了，对我也放松了一些。
我在她家里住，一个星期要交管家两个几内（1个几内值1英镑又1个先令），较一般“寄寓”高了四倍。这还不算是“房租”，因为我是算那位夫人的客人受招待的。实际上，她在我身上花的可能还要多一些，不但供我膳宿，连社会生活，比如请朋友喝茶、吃饭都不另要我付钱。在她是一片好意，在我却负担很重。清华公费每月100美元，学费书费一切包干在内。所以不但精神上感到拘束，经济上也同样不觉得宽裕。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我托辞经济可能发生问题，才摆脱了这个“好意”，重新回到普通的寄寓里去。
我提到这个插曲，目的是想揭发那个老大帝国主义怎样做殖民地工作的。像尼赫鲁这样的人从骨子里浸透着英帝国的气味，这不是偶然的。殖民主义是整个英国统治阶级的中心活动。一般看得到的是它的军旗和炮舰，而看不到的是无数细致、复杂的社会活动。通过日常的、看来十分平易的社会接触，英帝国把殖民地的上层人士的灵魂勾引了去，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的深处收服了这一批在殖民地社会上有势力的阶层。这批人口头上和表面的行动上尽管要求独立，反对英国统治，但是在骨子里是跟着英帝国走的；像被摄了魂的人，不知不觉受着巫师的调遣。英帝国表面上是崩溃了，而一个无形的帝国依然存在，几百年的殖民经验中修炼出来的魔道还在新的躯体上作怪。
接着谈谈我这位业师怎样指导我学习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一般都可以去参加马林诺斯基的席明纳。席明纳是他指导学生学习的主要场合。他在席明纳里从来没有长篇大论地发过议论，但是随时用插话的方法，引导在场人的思路。这些指点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善于组织别人互相启发、互相辩论，他自己也就在这里学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示范地表演出一个人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去发展自己的思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他的席明纳里是没有地位的。在争论新问题的过程中，他用他自己的思索，带动学生们的思索。这一点是使学生们最佩服他的地方。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他把立场、观点灌输给了学生。
直接受他指导的学生除了参加席明纳之外，还有机会“登堂入室”，那就是到他家里去，参加他自己的著作生活。师傅是在他自己作坊里带徒弟的。这位老先生是个鳏夫，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好几年。他一个人住着一所普通的住宅，生活很孤独，而且没有规律。想到要吃东西时，自己开个罐头，烤些面包也算一顿。大多时间是在外边吃的。工作时有一个女秘书帮助他。我们这些学生到他家里去，有时也替他搞搞卫生工作，清理一下厨房，把瓶瓶罐罐扔出去一些。他的书房卧室更是乱得叫人难于插足，不但桌子上，连地板上都是一叠叠的稿纸。不准人乱动，只有他知道要什么到哪里去摸。我已说过他是个高度近视眼，事实上他的眼睛已经不能用来工作。他的秘书和学生有义务给他念稿子。他闭了眼睛听，听了就说，说的时候，有秘书替他速记下来。
他同时在写好几本稿纸，有时拿这一本念念，改一段，添一节；有时又拿另一本出来念念。这些稿本很多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定稿。有些后来经过他学生编辑出版了，有些可能还没有。
在旁听他怎样修改他自己的著作，对一个学生是很有好处的。普通我们读的书，都是成品，从成品看不到制造的过程，而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就在制造过程里。成品可以欣赏，却难于学习，但是谁有机会看到一个学者创造思想成品时的过程呢？上面所说的席明纳是创造思想成品的一个步骤，单靠这个步骤还是完不成成品。“登堂入室”又看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工序。他有时也要征求学生的意见，这样说成不成，那样说好不好，一字一句全不放松。这样的学者尽管立场、观点有很多可以批判之处，但是在做学问时，严谨刻实的态度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还有一种场合他也要打电话把学生叫去，凡是有朋友来和他讨论问题，他觉得哪个学生旁听一下有益处时，他就要把他传呼去。有一次，他和一个波兰学者谈得高兴了，忘记旁边还有异乡人，大讲其波兰话。他曾和我说，学术这个东西不是只用脑筋来记的，主要是浸在这个空气里。话不懂，闻闻这种气味也有好处。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他所用力的地方确是在这里。他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生活、气味、思想意识。在我身上，他可能是失败了的，但是有不少学生是受到了他这种影响。他从来没有指定什么书要我念，念书在他看来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他也从来不考问我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他似乎假定学生都已经知道了似的。但是当他追问一个人在调查时所观察的“事实”时，却一点也不饶人，甚至有时拍着他的手提皮箱（英国大学生和教授们手里提的是一种小型的皮箱），大发雷霆。他对我可能是有点另眼相看，但是被他呵责也不止一两次。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其实我已尽我所能了，但总是不能使他满意。他实在拿我没有办法，又似乎一定要保我过关，只好叮嘱一位讲师，替我把论文在文字上加了一次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另有着眼的大处，肯这样“培养”一个学生实在是太难为了他。
现在回想起我身受到的那一套马林诺斯基的“教育”，如果要找它的关键，也许可以说在于从各方面来影响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用的方法不只是靠说服，而是通过社会生活、学术实践，并且用他自己做具体的榜样，“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情上逐渐浸染进去的。因之我想，任何人世界观的形成和改造，也必须通过生活和学术的实践才能见效。
最后，到了1938年的春天，他催促我，要我赶快把论文写完。他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表面上有说有笑，而骨子里却抑郁深沉。据说他有一种恐惧死亡的精神病症，所以当欧洲的战云密布的气氛袭来的时候，他紧张得受不住，准备去美国了。行前打算让我考过了，好告一结束，所以为我举行的考试完全是一种形式。伦敦大学只派来了一个“考官”，记得是叫丹尼森?罗斯爵士，是一个著名的“东方学者”。考试是在马林诺斯基的家里举行。他为这次仪式预备了几种酒。这位“考官”一到，就喝起酒来，举杯为这位老师道喜，说他的这位门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接下去使我吃惊的是，他说他的老婆已细细读过这篇论文，一口气把它读完，足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也可能表示，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他说完了这段话，就谈起别的事来了。在他要告辞时，还是马林诺斯基记起还有考试这回事，就问他是不是在他离开之前完成一点手续，在一张印得很考究的学位考试审定书上签个字。他欣然同意，又喝了一杯酒，结束了这幕喜剧。
送走了这位考官，马林诺斯基就留我在他家里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在电话上找到了伦敦的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有他的一个学生写了一本论文，问他愿意不愿意出版。这位老板回答得很妙：如果他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立刻拿去付印。马林诺斯基回答了“当然”二字，这件事也就定下了。书店的效率并不坏，在我回国之前，清样都打了出来。这本书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还加上一个中文书名《江村经济》。
一个作家在英国要出版一本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在下栖道住的时候，认识过一些角楼里的作家，他们带我去参加过一些经纪人的酒会，所以也知道一些内情，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下。在英国，作家和书店之间有一种经纪人。一个作家不通过经纪人而想找到出版的机会是近于不可能的事。经纪人每星期有一个定期的酒会，凡是经过介绍的作家都可以去参加。在这个酒会上许多作家在这里碰头会谈，经纪人就在这种会里放出现在需要哪一种稿子的暗示。经纪人是熟悉行市的专家，他有眼光可以看得出市面上要哪一种书。作家受到这种暗示就琢磨怎样能迎合这种需要，在这种酒会上他也放出风声，自己在写什么。经纪人听得对头就来接头，他提出各种意见，怎样写法才能畅销。作家有了稿本就交给经纪人，由经纪人去考虑送哪个书店出版。如果这本书出版了，经纪人照例扣作家所得的10%。一个经纪人如果能经手10本销路广的书，就抵得上一个名作家的收入，他所花的成本只是每星期一次酒会的开销。作家是离不开经纪人的，因为作家不知道市场的行情，写出的书不合市场要求，根本找不到出版商的门。出版商也离不开经纪人，因为经纪人掌握一批作家，能出产所要的成品。经纪人其实不仅懂行情，而且是操纵行情的人，他们有手法可制造畅销书，可以奴役作家。作家如果不听经纪人的建议，多少岁月的劳动可以一文不值。所以住在角楼上的无名作家见了经纪人是又恨又气，背地里什么咒语都说得出，但是每逢酒会的时候还是要抱着一举成名的侥幸心理，打扮得整齐一些，陪着笑容，在那里消磨一个午夜。
我那天晚上，听着老师挂电话，出版一本书那么容易，又想到下栖区里啃硬面包的朋友，觉得天下真是有幸与不幸。当时我哪里懂得就是这个“幸与不幸”的计较，多少人把自己的灵魂押给了魔鬼。
放下电话，马林诺斯基沉思了一下，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他嘴里吐出一个字来，Earthbound a，用中文说，意思可以翻译为“乡土的中国”。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他要我回国之后再去调查，再去写书。我的确在他所指引的道上又走了好几年。这是后话，不在这篇《留英记》里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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