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对壁橱实施的大屠杀
复活节周末去希腊旅行。在意大利住了一些日子之后，开始分外怀念起希腊来。
希腊的确有许许多多国家的背包客。从人数多的排列起来，德国人（世界上最喜欢旅行的德国人）、加拿大人（世界上最闲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闲得似乎仅次于加拿大人）、美国人（近来少多了）、英国人（脸色基本欠佳）、北欧三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往下是日本人。没有一一确认或统计过，但大致说来怕是如此。德国人一看脸就晓得，装备也最威武。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把国旗缝在背包上，一目了然。北欧人除却德国人的威武，透出几分耽于冥想的神情。法国人脸上总好像带一点嘲讽意味，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则似乎多少愿意与人亲近。在这些人包围中显得有些不舒服的（不过本人大概自得其乐吧）是英国人。当然这是一般印象，例外数不胜数。不过长期旅居欧洲，渐渐可以分出对方是哪国人。
不料，不知何故，压根儿见不到意大利背包客，一次也没遇上。匪夷所思。我遇上了波兰背包客，遇上了韩国背包客，甚至遇上了坦桑尼亚背包客，然而从未遇上意大利人。
我想这恐怕不是我运气不好。因为不用说，意大利人也应当背起行囊旅行的。迄今未同他们相逢估计是偶然性造成的。想必我总是阴差阳错地同意大利人走不同的路——我去那边时他们来这里。
不过，纵然把这种偶然性充分计算进去，我想意大利人不那么中意背包旅行是毋庸置疑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旅行形态似乎不为他们所青睐。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囊一步一挪地徒步而行，有时只靠面包、奶酪和苹果过一个星期，有时在没有热水的旅馆里听着“咣当咣当”的门声入睡——北欧人比意大利人远为适合这样的旅行，我觉得。
北欧人，他们旅行的确是为追求艰难、贫困和苦行。不是谎言。这确实是他们的追求，简直就像中世纪各国的行脚僧。他们似乎相信体验如此旅程对其人格形成是极为有效而有益的。他们几乎不花钱、不住旅馆，为寻找二百日元的便宜旅馆而不惜在街头转两个小时。他们的自豪在于经济效率，一如汽油费。用尽可能低廉的费用去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们结束如此漫长的苦行僧般的旅行返回故国、走出大学、步入社会，而且——举例说——作为股票经纪人取得成功，结婚，子女也茁壮成长。车库里停着奔驰、沃尔沃和两用面包车。于是，这回他们为追求完全相反的经济效率踏上旅程——怎样慢慢悠悠花钱怎样舒舒服服旅行。这是他们新的经济效率。
这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方式。
意大利人不然。他们不太那样去想，那不是他们的人生方式。他们忙于考虑午后的通心粉、米索尼衬衫、身穿黑色紧身裙上楼梯的女孩、新型阿尔法·罗密欧的变速等等，没有闲工夫一一搞什么苦行。非开玩笑，确实如此。
前言写长了。我第一次看见意大利背包客，是在从意大利南岸港口布林迪西开往希腊帕特拉斯的渡轮上。那是复活节周末，船上挤满去希腊旅行的年轻人。许多国家的背包客聚集在甲板上。其中意大利人相当不少。船上的意大利背包客活像挤进刚刚从井口上来的矿工队列的芭蕾舞演员，一眼即可看出。以下4点尤其显眼：
⑴粗声大气。⑵举止粗俗。⑶衣着时髦。⑷大吃大喝。
其他国家的背包客已经累了或者正为前面路途的劳累蓄精养锐而老老实实待着（总的说来，再没有比背包客更老实的旅行者），单单意大利人吵吵嚷嚷。不过这也罢了，他们毕竟是背包客。背负行囊，脚上是旅游鞋。我心想，原来意大利人也像模像样穿旅游鞋。
不料到达帕特拉斯港才看明白，原来他们只是背着行囊罢了，根本不是什么背包客。一下船，就七嘴八舌说着叫着，乘上旅行团大巴一忽儿跑去哪里不见了。而背包客当然不会乘什么旅行团大巴。
意大利人。
下面说我们。我们到帕特拉斯是4月18日星期六，复活节的周末。入住港口附近一家名叫阿多尼斯的旅馆。并非想在帕特拉斯住下才住的，因时间关系，当天转去雅典不太容易，只好在帕特拉斯住一晚上。帕特拉斯是座缺乏情趣的城市，几乎令人窒息。只有港口和火车站，旁边松松垮垮排列着楼房。连狗都愁眉苦脸。餐馆服务态度差味道也差，差得同上野站周围不相上下。在街上行走之间，渐觉心灰意冷。街上气氛就像被祖国驱逐的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二流作家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一边住下来的城市。顺便说一句，这里正在办电影节，其中有大岛渚的电影专场，招贴画上写道将举行有大岛渚参加的学术报告会。我不由为之一震，但没必要跑来帕特拉斯看大岛渚的电影，遂作罢。
在帕特拉斯发生了几件事。
首先，立柜的钥匙断了。要出门时把照相机什么的放进立柜锁上（立即上锁是意大利生活后遗症），回来一开就断了。不是我特意拧断的。走进房间，从衣袋掏出钥匙，以一、二、三那样的感觉随便一拧，结果钥匙“咯嘣”一声断掉。就像酒吧里作为下酒菜端上来的有些受潮的格力高（GLICO）百奇巧克力，一下子就断了，断得利利索索，无任何前兆，无任何牵连。我手中只剩下黑乎乎寒伧伧的钥匙的一半，另一半剩在锁孔里。
我去旅馆服务台告以情由。服务台坐着一个看上去二十五六的女子，亲切，但长相薄幸声音亦薄幸。我告以钥匙折断以后，她的薄幸目录上又加上了新的一页。长相委实薄幸。我心里万分歉疚。我像中的默尔索那样嗫嚅着自言自语“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钥匙自己断的。
“请稍等一下，马上派负责人去。”她以薄幸的语声说。随即叫负责人。所谓负责人，就是女佣大妈。她敲我们的房间，敲得很有力。开门一看，一个很健壮的矮个子阿婆立在走廊里。她照例只会讲希腊语。我出示折断的钥匙，说“钥匙、不行、打不开”。她猛拉立柜门，拿脚踢，用身体撞。立柜“咔嚓咔嚓”摇晃。我不安起来：里面的照相机不要紧么？而门偏偏不开。
“这就拿工具来。”她说。听得我放下心来。一开始就该拿工具来。岂料她拿来的工具竟是石块：葡萄柚那么大的石块，要用来砸立柜的拉手。总之声音惊天动地。过去我不知道，用石头砸立柜拉手实在是非常吵闹的活计，以至旅馆其他客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全部过来察看。她“吭唷”、“混账”一声声吆喝着连续用石头击打立柜。不一会儿，石块一分为二。立柜也好拉手也好锁孔也好已经面目全非。然而门仍未开。这让我联想到只在书上看到的对古代文明的屠杀，联想到迦太基的毁灭、印加人大屠杀和撒马尔罕的陷落。
“事态怕是比刚才更糟了吧？”老婆说。
“我也那么觉得。”我说。
“找专家来难道不好些？”
“复活节的周末，不会来的。”我说。在这复活节的周末，开锁专家岂肯一个电话就能请来？什么也没有的平时都大可怀疑。
如此议论之间，大妈手持新石块回来了。这回是敦敦实实的大理石块，一看就无坚不摧。大妈出示给我们，自豪地微微一笑。我们只好报以一笑。此外有什么办法呢？
大妈随即精神抖擞地开始屠杀立柜。就像电视剧《蝙蝠侠》那样“CRASZ！
大意为“爆裂”、“轰隆隆”、“闪电战”。
”叫着大砸特砸。木屑飞溅，柜门砸出一个大窟窿，我们终于取出照相机。倒也简单。不过我想，往下住这房间的人看见立柜门上的大窟窿会做何想法呢？如此说来，我——转念想道——在其他旅馆好像也见过类似的窟窿。
那位大妈半夜12点再次“咚咚咚咚”大声敲我们房间的门。我睡得正香，迷迷糊糊走到门那里打开。这回她抱来的不是大理石，而是带有复活节鸡蛋的面包。“复活节快乐！”说着把面包递给我。这时，港口停泊的轮船一齐“哞——”一声拉响汽笛：“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全希腊要烤几万只羊，整只羊串起来架在火上来回旋转着烤。人们聚在院子里，一齐烧烤可怜的羊。油“嗞嗞”滴落下来。春天来到希腊。
我们看着家家户户院子里烤羊的光景，乘大巴一路向雅典赶去。星期天清晨，天气好得出奇，正好烤羊。
大巴在科林斯运河那里停下，乘客们下车休息十五分钟。我们一边望着运河，一边嚼着昨夜旅馆大妈送给的复活节面包。面包正中有一个涂成红色的煮鸡蛋。“吧唧吧唧”嚼完面包，剥鸡蛋吃了。阳光暖洋洋的，感觉上简直就像来郊游吃盒饭。大巴乘客全部是希腊人，外国人除了我们只有一个单独旅行的小个子英国女孩，她说去了在德国认识的一个熟人那里，从那里坐火车转来这里的。“来找好阳光的。不过，假期已经没了，准备乘今天下午的飞机回伦敦。阳光差劲阴惨惨的伦敦，大学里的课，得得！”她笑道。随后我们又上了大巴。
阳光好的国家——希腊。
时不时有什么毛病的国家——希腊。
我们大巴的引擎跑到距希腊十五公里的地方死掉了。死得利利索索，“咔”一下子。司机和乘务员活像盯视突然倒地咽气的老马的御者，木然抱臂看着彻底沉默的引擎。什么也不做，光是注视。“我们怎么办呢？”我问乘务员。
“不知道。”乘务员沉下脸说，缓缓摇了两下头。英国女孩和我们不再对大巴抱有希望，赶紧拦住一辆出租车。我们可没工夫慢悠悠哀悼引擎之死。再说女孩要赶下午的飞机。我们钻进出租车离去时，司机和乘务员仍全神贯注看着引擎不动。
1987年复活节的周末，死了相当不少东西。
数万只羊、阿多尼斯旅馆的立柜、开往雅典的大巴的引擎。那不是我的责任。
从米科诺斯去克里特岛、浴缸之战、101号酒宴大巴的光与影
复活节时的雅典暖融融的，正适合穿短裤和t恤。在公园悠悠散步之后，因无事可做，便在欧摩尼亚广场附近的电影院看《野战排》（后面座位上的一个流里流气的大块头黑人亢奋地一个劲儿狂喊乱叫什么“fuck it fuck”），吵得不行，根本谈不上看电影看报纸，上面报道说，一个专门杀害有钱人抢夺钱财的杀人团伙在雅典被逮捕。至今他们已经杀害了七个有钱人。其中一个竟是欧摩尼亚广场乞讨的失明乞丐——行乞几十年，因此成了大富翁。一塌糊涂。城市里发生的事五花八门。另外，同一家报纸还报道中曾根康弘去美国会见里根总统，以及“一美元兑换一百三十七日元”。
由于复活节的关系，雅典街上空空荡荡。人们不是回老家就是出门旅行了，商店大多落着铁帘门，街道没有活气。男服务生们无可奈何似的招待客人。常去的便宜餐馆关门了，只好去普拉卡附近面向外国人的餐馆吃饭。味道固然无可挑剔，但看付款单，上面有所谓“多隆”（DRAN）一项，要另外加钱。这东西从未见过，于是叫男侍应生过来询问。对方说是复活节期间官定特别费用，类似日本的正月费用。加收百分之七。不仅餐馆，出租车也加收。也罢，既是官定费用，倒也算是“阳光付款”。
在雅典消磨了两三天时间，然后又乘镀锌铁罐般的飞机去米科诺斯。因为想见一下久违的范吉利斯，同时也想看看春暖花开的米科诺斯。范吉利斯仍然悠哉游哉地继续做工，管理员室的金丝雀已经生了小金丝雀，常来家里玩的母猫听说生了四只小猫。我在意大利买了儿童皮鞋作为送给范吉利斯的孙子的礼物带了去，递出的时候，范吉利斯甚是欣喜。“跟你说春树，退休金真的快了！”范吉利斯拍着我的肩兴冲冲地说，“退休金终于要下来了。这回不用干也可以了。干到夏天，秋天就不干了。往下舒舒服服过日子！”
那好啊，我说。范吉利斯像以前那样为我们做了浓咖啡，吃午饭的时候甚至把太太玛利亚做的盒饭分给了我们。这东西真是好吃。
不过糟糕的是，我们到达的第二天，米科诺斯就彻底返回了冬季。我打算畅游一番，带了游泳裤来，但风又猛又冷，根本谈不上游泳，甚至日光浴都无从谈起。雅典的温暖魔术一般变成了寒冷。米科诺斯人也都说“直到昨天还热得异乎寻常呢”，他们也浑身发抖。得得，只好在房间里看书，或翻译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富家子弟》（Rich Boy）。结果在米科诺斯待了十来天。
相隔很久我重读了卡赞扎基斯的《希腊左巴》，于是特别想去克里特岛。众所周知，克里特岛是《希腊左巴》的舞台。卡赞扎基斯出生于克里特岛，因而他怀着极深的挚爱之情（有时转变为扭曲的憎恶）描写了此岛的风土人情和男男女女。从米科诺斯到克里特乘飞机瞬间可达，那么就去一趟克里特好了。至此为止，进展照例顺利。
不料，往下就没有想的那么一帆风顺了，因为那场臭名昭著的米科诺斯飓风（J·G·巴拉德式、世界末日式、隐喻式、神经质式的飓风）几乎一刻不停地呼啸。反正从早到晚刮个没完没了。无论飞机还是轮船都停运了，没有进岛航班，亦无出岛航班，总之彻底孤立，惟有风肆无忌惮地呼呼大刮特刮。不具有一定重量的物体统统被吹去天涯海角，草木如蒙克的画一般变得七拧八弯。天空被染成阴郁色调，灰色的云犹传递坏消息的使者飞快赶来又飞快离去。海面白浪滔天无边无际，渔船系在港里百无聊赖地“咔嗒咔嗒”摇晃着桅杆。几乎看不见行人身影。人们闷在总好像有点神秘意味的俨然白色糕点盒的房子里，紧紧关门闭户。至于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我则不知其详。或织东西，或看书，或看出租录像带——也就干这些吧。反正闭门不出。只有狗和海鸥不在乎什么风，在地上和空中旁若无人地跑来蹿去。
别无良策，只能在寒风呼啸不止的米科诺斯再等三天，等飞机起飞。没什么可做，也没心绪做什么，闷在旅馆房间里静静观望窗外罢了。而且冷得不行。
由于太冷了，遂求旅馆主人借状如抛物面天线的超旧型电热炉一用（可要瞒着别人哟！毕竟大家都冷得不得了。只偷偷借给你的）。在电热炉前瑟瑟颤抖着熬过一夜。如鱼市一般湿冷湿冷的风从窗缝飕飕直吹进来。
和我们同样困在旅馆里的还有两个背包旅行的荷兰女孩（两个都练就紧绷绷的体型，足可胜任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对手）、一对举止高雅文静的法国老夫妇、不明国籍的年轻男子（此人连续两天凌晨4点回旅馆“咚咚咚咚”猛敲已经锁上的旅馆大门，旅馆主人不起来，客人中的一个嘟嘟囔囔起身出去为他开门。如此风急月黑之夜在哪里干什么了呢？），此外还有一个持智利护照的谜一样的中年男人。他寡言少语，一个人安静地喝炖菜汁（Stew），仿佛格雷厄姆·格林小说出现的那种类型。这些人在飓风中的米科诺斯寸步难行，在这小山顶上的旅馆里。
也罢，毕竟风云突变，飞机不起飞自是奈何不得，对此我不再多想。问题是飞还是不飞总也没个明确消息，去港口附近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询问今天飞机飞还是不飞也全然不得要领，老是回答“那种事我也不知道”。万般无奈，便提起行李搭出租车花二十分钟跑去机场，两三个小时坐在候机大厅等待有无航班的通知。得知还是不飞之后，又提起行李返回。如此持续三天。不用说，这是相当折腾人的。在机场逮住航空公司负责人询问也问不出像样的答话。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越被大家问越是慌乱。依我观察，希腊人是比较容易慌乱的种族。千方百计把事办好的意愿是有的，但事态稍一复杂，就变得慌手慌脚，有时开始发怒，又有时情绪低落。在这点上，意大利人正相反。意大利人从一开始就缺少把事情办好的意愿，因而即使不顺利也很少慌乱。至于喜欢哪一种，那纯属爱好问题。
如此这般，在机场候机大厅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也遇见了几个日本人，交换了信息。一个是必须接一家杂志摄影组的负责协调的男孩，因为不知来还是不来，只好在机场不屈不挠地等待来自雅典的航班。我觉得不忍，便将手上的最新一期《焦点》（FOCUS）给了他（至于我何以有那种东西，解释起来话长，此处从略）。其余两人是讲关西话的女孩。诉说从雅典起飞的航班已经定了，这里却飞不过去，急死人了。那是要着急的，我想。一如绝大多数两人结伴旅行的女孩，一个俨然发言人（Spokesparson）口若悬河，一个在旁边面带微笑，一个瘦尖尖的，一个胖乎乎的。
第四天早上，风终于止息。5月2日，星期六，风丝皆无，波平如镜。风一旦消失，就彻底消失，没有所谓中间过程。我们提起行李赶到机场，钻进较之飞机更像是退役的超旧型潜水艇的双引擎飞机。乘客共八个人。初次目睹希腊国内航线航班的人心里想必生疑：喂喂，这种白铁罐似的东西真能载人升空？不过别担心，照飞不误。毕竟袭断希腊国内航线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以少有事故闻名。但若让我发表个人意见，这一事实恐怕不能证明奥林匹克航空公司技术有多么出类拔萃。这是因为，这家航空公司天气稍微不好就取消航班，此外还动不动就罢工。较之飞，莫如说以不飞闻名。但不管怎样，没有事故总是可喜可贺。
到达克里特。伊拉克利翁过而不入，乘大巴朝南海岸进发。以前我来过一次克里特，那时看了克诺索斯宫殿，那东西不值得看第二次（总的说来我对古迹没有兴趣），统统一路通过，径直向南。克里特南岸不远的对面即是非洲，加之季节已是5月，我们打算美美畅游一番。然而正如此次旅行的打算多数落空，这个打算也化为泡影。5月的克里特同5月的江之岛海岸气温上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跑来克里特的呢？跑来克里特到底为了什么呢？
也罢，来了就是来了，反正。
从伊拉克利翁开来的大巴翻山越岭，穿峡过谷，跑过只有葡萄园和橄榄园的平野，傍晚开到一座名叫阿基亚·加里尼的不大的港城。导游册上介绍说阿基亚·加里尼是一座珍珠般美丽的海滨城市，而我们对这一说法不能不多少怀有疑念。在我们眼里，阿基亚·加里尼看上去不过是个一副寒酸相的二流观光地。这么说或许过于苛刻，因为这样说起来，克里特岛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成了寒酸的二流角色。不过，在克里特街头转上几天，这种“寒酸的二流性”便渐渐和身体亲和起来，心情亦随之放松下来。这也是克里特的长处。这座岛至少眼下还不是赶时髦的效益型机械观光岛。
反正到了阿基亚·加里尼。事先晓得傍晚到达，旅馆已经订了，而且是在有巴士接送的正正规规的旅馆住两晚。毕竟我们已有三个星期没好好泡过浴缸了，所以委托旅行代理店的约翰，由他预订保证有像样浴缸的旅馆。
岂料，从港口爬五分钟坡路到那旅馆一看，大厅黑乎乎的，不见人影，但闻用大锤子砸碎什么的“咣咣”声一阵紧似一阵。一种非常不吉利的预感。按了几次铃，出来一个六十上下的秃脑瓜子矮小老伯，口称“guten Abend”。原来这老伯只会讲希腊语和德语。我的希腊语实际上停留在基础水平，德语仅在大学学过，早已锈迹斑斑近乎解体。不过勉强可以沟通。老伯说的大致归纳起来是这样的：
（1）对不起，正在施工当中，热水完全没有。
（2）理应结束了，但由于我所不理解的缘故仍未结束。这不是我的责任，无论如何都是施工者的责任（所以你抱怨可不好办）。
（3）但是他们说三小时后可以结束，别担心。
得得，不顺利时诸事皆不顺。“三小时后真能结束？”我叮问道。“不要紧，师傅说得很明确。”老伯笑吟吟地说，“所以请在那边的酒吧慢慢吃点儿东西，吃完回来不一会儿就能有热水冒出来。”我心想能么，老婆也想能么，可是钱已经付了，不可能另找旅馆。好容易预订一次旅馆，竟落得这么个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像大多数夫妇那样互相推诿责任，不久这也累了，遂进附近酒吧式餐馆吃晚饭。喝本地葡萄酒，吃菜花模样的色拉、粥样的东西、黄瓜、小鲷鱼和酿西红柿。非常可口，又便宜。饭后在港口转一阵子，快9点时返回旅馆。但如我们凭直觉（或凭经验）所料，到9点热水也出不来。
去大厅一看，一个看样子正直而又有几分懦弱的德国人已经在向老伯表示抗议了。这个德国人带着长相同样显得正直的太太和婴儿旅行。后来得知在这家旅馆投宿的客人只有我们。我问德国人怎么样了，他用英语对我说施工根本没有结束。跟在老伯身后去地下锅炉房一看，三个工人正发出很大的声音干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活计。“反正正在抓紧干。”老伯解释说。但这么解释也没用，我们需要的是热水。“不是说9点之前弄好的吗？”我抗议道。“就是！”德国人也说。老伯向施工人员抗议：“不是说9点之前弄好的吗？”施工人员则莫名其妙地反唇相讥。全然没有结果。“那么，几点能有热水出来呢？准确地？”
“12点。”老伯说，“他们说12点保准能出热水。”
能不能呢？我想。能不能呢？德国人也似乎在想。希腊人难道会工作到12点？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不出所料，没热水出来。热水出来是在最后一天的早上。我用冷水刮胡子刮脸。老婆没澡洗，嘟嘟囔囔地抱怨。我当然也不愉快。但在希腊住久了，人都会开始懂得听天由命，即使完全不能游泳，即使没有热水洗澡，即使旅馆主人几乎不表示反省。
想不出有别的事可做，遂坐大巴去附近海滨游玩。那里有个叫普拉基亚斯的比阿基亚·加里尼寒酸两三倍的镇。海岸的确是有，但冷得游不了泳，有也等于没有。一看就知道没有钱的三十几个铁杆背包客在海岸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作为实际问题也无事可干。他们之所以来这里，不过是因为克里特这座岛的海岸有个叫普拉基亚斯的镇并且想来看一眼罢了。这种事惟独闲人才干得出来。我倒也没资格说别人。
当然要从这里返回阿基亚·加里尼那座旅馆，但这辆大巴同样是个令人吃不消的劳什子，司机一边随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快活地唱着，一边在弯弯曲曲的悬崖峭壁路上快速蹦来跳去。糟糕，不要紧么？正担心之际，果不其然，左拐弯时一个车轮在山崖悬空，车厢陡然倾斜。我虽然早已不抱希望了，但还是稳住神，好歹挺着身子，得以有惊无险。乘务员以“瞧你瞧你”的神情看司机，司机也随即中断了十多分钟的歌唱——恐怕多少还算是个事故。
幸好中途换乘另一辆大巴。在山顶等了三十多分钟，来了一辆番号为101的开往阿基亚·加里尼的大巴。上车的有我们两人、一对相貌温和的英国老夫妻、大约30岁的德国单身游客、两个结伴的希腊一二十岁年轻人，以及当地一个大妈。这辆大巴起始跑得蛮认真，后来又开始莫名其妙起来。时近中午，司机和乘务员在车上大开酒宴，当然是在行驶当中。
骚动是从司机在哪里一座小村庄熟人那里拿到一瓶葡萄酒开始的。司机在那座村庄停下车，和乘务员一起走进一户人家，十多分钟都不出来。那时间里，我们就在车厢里静静等候司机和乘务员返回。司机拎着一升左右的大瓶子回来了。我当即预感事情不妙，果不其然，那东西是当地土造葡萄酒。在下一座村庄司机又把大巴停下，这回乘务员单独下车，走进做奶酪的人家，买了一个排球那么大的圆形奶酪上来。如此这般，大巴上的酒宴开始了。
坐在最前排的希腊大妈向司机以责怪的语气说“喂喂你喝的是葡萄酒吧”。“水呀，水！”司机笑着搪塞，不久说“大妈你也来一杯”，遂把葡萄酒倒进杯里，切了一块奶酪递给大妈。不知不觉之间，包括我们乘客在内的车上所有人员全部聚到前面大吃大喝起来。司机已然醉意上来，用看样子足可剥鹿皮的尖刀切开奶酪分给大家。问题是随着车身的摇晃，尖刀在坐在第一排的英国老夫妻鼻尖前闪来闪去，闪得二人把肩靠在一起，脸上浮现僵硬的微笑，直冒冷汗。司机早已不看什么路面，兴高采烈唱着、开着玩笑，并且哈哈大笑。道路依然险象环生，七拐八弯。
不过，这次旅行当中喝到这么美妙的葡萄酒是初次，吃到这么美妙的奶酪也是初次。不是夸张。的确美妙得难以置信。当然葡萄酒不是上等货，葡萄是那一带农家院里栽种的，然而的的确确好得令人大有觉悟之感。我不由愕然：我以前在这希腊到底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呢！单纯、新鲜，有一种深厚的温煦，乃是直接植根大地的撩人情怀的香味！遗憾的是，餐馆里没有如此味道的葡萄酒。总之我们酒足饭饱平安无事地到了阿基亚·加里尼。乘客们以既像释然又像满足、既似乎还想乘此大巴又似乎一次足矣那样的复杂心情走下大巴，全都同司机和乘务员握手、拍肩膀，互道再见。说到底，克里特就是这样一座岛，好也罢坏也罢兵荒马乱也罢粗枝大叶也罢。倘若一一细想细究，无论如何也活不下来。啼笑皆非。
说实话，这辆101号酒宴大巴，两天后我们碰巧又一次同它相遇。司机换了一个，乘务员则是同一人物。总有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在希腊和意大利旅行久了，我们开始具有——无论我们情愿与否——这种预感能力。一如特洛伊的卡珊德拉，我们只能看见所预感的凶面。遗憾的是这种预感大体成为现实：蓦然觉得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可能因罢工停飞，果然停飞，蓦然觉得意大利火车可能晚点两个小时，果然晚点两个小时（不过以概率来说，这两个例子都很难称为预感）。
话说回来，那时关于这酒宴101号大巴的预感也是百发百中。大巴行驶正当中货舱的盖子开了——司机没有好好关合——里边装的旅客行李有两件掉在路上。时速高达一百公里左右，司机和乘务员都没觉察行李落地。所幸最后排一个背包客注意到了大声呼喊，车总算停下，后退把掉落的两件行李拾回。噢，还好……正庆幸之际，发觉情况不好，因为那两件行李双双是我们的行李。一件是我背的觅乐牌大号背包，另一件是老婆的尼龙背包。下车查看，觅乐牌背包在路面上摔出一个窟窿。我自然向司机抱怨了，但抱怨就能得出某种结论不成，当然得不出，无非话语在空气中徒然游移而已。英语几乎讲不通。无奈，我向司机出示摔出的窟窿，并用肢体语言（body language）这样诉说：怎么办？出了个洞！司机耸耸肩，摊开双手，用手指着货舱门：这里，开了！喂喂喂，那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所以说，那是你的责任嘛！知道么，是你的责任！我用英语和法语和日语叫道（生气时候日语相当管用）。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白白浪费时间，如同用西班牙语向在路上碰见的大角鹿问路——“对不起，大角鹿君，森林出口在哪儿啊？”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向大角鹿问路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把为准备说什么而吸进去的空气原样吐出，无奈地摇头。司机也同样摇头，而后“通通”拍我的肩，仿佛说飞来横祸啊！
这就是克里特岛。说好几次了，倘若拘泥于细小地方，横竖活不下来。希腊左巴肯定这样说：跟你说先生，那个窟窿是神心血来潮赏给你的。神时常做离奇的事，但统统合计起来，还是好事居多。所以就算了吧。这么着，我也做出阿兰·贝茨那样的神情，不再追究背包的窟窿。
这便是101号大巴的光与影、酒宴与窟窿。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克里特山洼里的小村庄和小旅馆。旅馆仅此一家，名字叫“翠微旅馆”，英语叫“GREEN EL”，却没有人会讲英语。村庄里可看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但由于物价低，疲于奔命的背包客们（他们简直就像嗅到糖罐味儿的蚂蚁一样为寻找物价低廉的地方而没头没脑地四处流浪不止）看样子没有放过这里，旅馆饭厅的板架上一本接一本——俨然青春的墓碑——排列着他们看完扔下的简装书。他们全都把看完的书扔下，又把想看的书带走。
《希腊左巴》就有三本。英文版两本，德文版一本。另外有西德尼·谢尔顿（Sydney Se Server）、《柯莱特（Colette）选集》、《凯雷尔·拜伦的职业》这样的货色。更离谱的，竟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资料相当专业）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之类。到底哪里的什么人把这种东西带来克里特岛的呢？我全然揣度不出。莫非《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是同一人带来的不成？一切都是谜团。
一句话，似乎能引起我兴趣的书几乎没有。难道背包客属于不看正经书的群体？还是说这家“翠微旅馆”的饭厅板架上惟独无人领取的书犹如运河的淤泥静悄悄沉淀下来了呢？估计后者的概率高些（究竟有谁会在克里特岛看柯莱特呢）不管怎样，我从这大风刮来的不起眼的书堆（library）中挑出一本名叫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oo）——后来才明白此书虽题材有趣，但内容枯燥无聊——用来同刚刚看完的《战火浮生》（Mission，罗伯特·鲍特写的那部影片的原作，在米科诺斯的书报亭买的）交换，另外放下一本新潮社寄来的作为新潮文库新书之一出版的（安西水丸、村上春树著）。既然有这么多书，那么有一本日文书恐怕也是应该的，即便在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的小旅馆的饭厅那世界末日一般凄清而脏污的板架上。
甚至旅馆房间的锁头也不存在。试着问有没有锁头，老太婆说了声等等，随即从哪里拿来一大串脏兮兮的锁头。“反正这里边有一把”，她说。可是哪把锁头看上去都没了模样，以往那种“不吉祥”的预感掠过我的脑际：一旦锁上，没准再也打不开。预感犹如莫里斯·拉威尔《夜之加斯帕》里的日暮钟声从远处“咚——咚——”传来，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说不用锁头。想必没有人用那玩意儿。在这个村庄里，要房间锁头的人怕是无可救药的变态分子，肯定。
小村庄中间夹一条路，银行一家，克里特银行。咖啡馆两家，酒吧两家。公共汽车一日三班。教堂一间，墓地一处。做什么不清楚，反正有一家似乎做什么的小工厂。面包铺和肉铺和杂货铺。糕点店和电器店。挂有“ROOM tO LEt”（出租房间）招牌然而毫无人气的房子。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上有饮水站，一排狮子头状的水龙头，每个狮子头都从口里出水。便是这样一座村庄，不出五分钟即可穿过。游客除了我们夫妇，另外只有一对不怎么起眼的中年夫妇，和他们在路上碰见几次。每次碰见，双方都显得有些难为情——作为我们也好作为他们也好，都无法向对方提示何苦非在这光溜溜一无所有的村庄住一晚上的理由。
不过地方还算安静，这点足可保证。清晨人们牵着驴、山羊、马、绵羊这个那个的走去农田或原野，傍晚又带着同样的动物返回。清晨和傍晚，路上全是这些动物的叫声和蹄声。山羊脖子上拴的铃铛叮咚作响。
简洁明快的人生。
没有文学的内在必然性，没有作为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内在必然性，没有诉诸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文学性内在性的必然性，没有内在性文学性的必然性，这些劳什子统统没有，只有驴和山羊。
驴和山羊通过后，天就黑了。由于别无事情可干，遂去仅两家酒吧中的一家。因为已经在另一家（扬尼斯餐馆）吃了午饭，所以晚饭必然（非内在必然）轮到这一家。彼此彼此，反正哪一家端上来的东西都一样。客人只有我们。一位老伯搓着手走了出来，样子像是说稀客稀客。我提出想喝本地葡萄酒，对方说倒是黑的更好喝。红的白的玫瑰色的都听说过，黑的却是头一遭。尝了一口，果然好喝。简直像药水似的刺舌头，但味道坚挺醇厚。看情形是自家酿制的，装在脏兮兮的一升瓶子里，摆在厨房地板上。也罢，来半升好了。接下去要了一盘希腊色拉、两盘炒土豆片。炒土豆片盛得满满的，足够喂冬眠醒来的狗熊。之后又喝了一瓶蕾契娜酒。一共七百日元，不认为占了便宜？
饭后正坐在外面椅子上呆呆眺望晚霞，村里七八个小孩把我们团团围在中间。大体是7岁至14岁小孩，年纪最大的领头女孩十分漂亮，看上去很聪明。她们互相捅来捅去，或嘻嘻笑着或不好意思似的观看我们喝葡萄酒，有的还跳了几下。想必因为从没见过日本人而觉得好奇，实际不出所料。领头女孩来到我身旁（花了十几分钟才下定决心），叫我耍几下功夫：“功夫会的吧？”“当然！”我撒谎道。让女孩儿失望有违我的信念。“那么，只一点点哟！”我说。说罢耍了一点点，仅仅拉个花架子罢了。毕竟我也研究过李小龙。孩子们现出“哇——、到底厉害”那样的神情走回家去。估计明天要去学校里炫耀的：“喂喂，我们昨天看见真正的日本功夫啦！”即使我这人，偶尔也还是对谁有所帮助的。
偶尔。
上面写了，旅馆门没有锁头。可这扇门别说锁头，连门闩也没有，以致整整一晚门都被风吹着，在我耳畔乒乒乓乓叫个不停。不知何故，听这风声的时间里，我想起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也可能是因为初中音乐教室墙上挂的贝多芬肖像画做出的是那种绝望（desperate）的神情——那种住在一无门锁二无门闩的廉价旅馆里通宵耳闻房门乒乓之声的神情。
翌日，一边在扬尼斯餐馆里吃午饭，一边等待开往雷西姆农的大巴。邻桌一个年老体衰的保险公司职员（即当下的保险公司职员）模样的单独旅行的英国人正忍无可忍地吃着上面浮一层厚厚油腻的煮牛肉。我们只点了葡萄酒和色拉。车来了，我付罢账，把一个星期前就想扔而没扔成的破烂不堪的耐克鞋（不知为何，每次扔时都有人给送来）包在纸袋里放在餐桌下，钻进大巴。好了好了，总算扔了！不料高兴早了，酒吧老板特意把大巴叫住：“基里奥斯（你）、这个忘了！”我的破烂不堪的耐克跑步鞋！它就像谁都不肯忘记的往日小小过失一样紧紧缠住我不放。“谢谢！”说着，接过纸包。
我又能说什么呢？
如此这般，我们把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甩在后面，这往后恐怕永远不会到访的小村庄。
到达雷西姆农时，我当然若无其事地把耐克鞋纸包塞在了车座下面。可我一直担心到天亮，有人敲宾馆房间门把鞋送来：“基里奥斯，这个忘了！”好在没人来，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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