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

        1987年初夏，我差不多时隔一年返回日本，目的是为了拿的清样。猜疑心很重的讲谈社的木下阳子（她本人自是矢口否认）也说“唔，极有意思”。于是放下心来。原本担心她若说出“什么呀这个光是拖拖拉拉的”可如何是好。另外旅欧期间（说法好像有些过时了）完成的保罗·索鲁（Paul tories）和布莱恩（Courtant Dixon Barns Bryan）的《伟大的德斯里夫》（t Dethriffe）的翻译清样也要校对，就是说要把一年来的稿件集中处理完毕。虽说是工作，但毕竟要干的事太多，整个夏天为此报销了。

        三本书的装帧定了下来，又同编辑这个那个商量完细节一一处理到只剩下印刷之后，再次离开日本。很有点像一次做好一个星期饭菜冷冻起来的主妇。从日本动身是9月初。虽是短期回国，但事情相当累人。要和人打交道，要处理红薯蔓式的接踵而来的杂务，脑袋成了一团乱麻。美味日本料理又要一段时间吃不成了，难受也只好忍了。

        这次乘芬兰航空经赫尔辛基南下罗马。赫尔辛基是第一次来，准备住五六个晚上。北欧国家的航空公司大都叫人喜欢，芬兰航空更是我中意的航空公司之一。空姐绝对不算漂亮，体形也很难恭维，但基本部分很热情，落落大方而又没有生硬之处，全都显得悠然自得，笑吟吟忙来忙去。大概是只选健康女子进公司的。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服务总体上我想是好的，但有的公司过于规范，未免令人觉得有些神经质（简直成了天上飞的麦当劳），而芬兰航空不妨说处于另一极。

        从东京来到赫尔辛基，看上去这座城市总好像空荡荡的。路面宽，汽车数量极端之少，公园极端之多，街上一台自动售货机也没有，仿佛一座不怎么考虑经济效益的城市。城市规模不算很大，但也许道路宽阔的关系，走起来相当累，同在札幌逛街差不多。

        此外城里女工数量多，无论去哪里都能看见正在劳作的妇女。或许因为人口少，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司机可以说几乎都是女性，从年轻姑娘到中年妇女，全都红着脸颊干得津津有味。人必须质朴、勤劳、健康这一思想在这个国家似乎无所不在。这点同罗马截然有别，除了少数例外，罗马人看上去都活得悠闲自在。较之罗马，气候也一塌糊涂，每天都阴沉沉的，冷雨淅淅沥沥下个没完。虽然时值9月，但早上在郊外跑步时手都冻僵了。

        比寒冷更伤脑筋的是饮食。

        走进餐馆，每个季节各有菜单。拿起一看，夏季菜单种类相当丰富。例如9月可以吃到波罗的海鲱鱼、鳕鱼、比目鱼、白鳟鱼、白鱼、七鳃鳗、兔子、野鸟、野鸭、蘑菇、草莓、越橘、洋李、红莓苔子、羊肉等等，极尽奢华。但夏季结束冬天到来的时候，到处冰封雪冻，食物来源少之又少。及至11月，使用新鲜材料的菜肴只有驯鹿肉、鳕鱼子和驼鹿肉。驼鹿肉！其实，即使在9月间，赫尔辛基街头餐馆的饭菜也绝对算不得美味可口，想到罗马市场上摆放的那些新鲜得几乎爆裂的神气活现的蔬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尽管有些歉疚——在芬兰久居，不想在这种地方吃着甘蓝和腌鲱鱼过冬。尽管城市非常漂亮、给人印象良好。

        不过除了寒冷和饮食，赫尔辛基这座城市还是极能让人放松的。人们温和稳重，而且人数少，几乎看不见排队。英语也相当通行，搭话时全都报以笑容。估计没有小偷，警察也难得一见。在街头见到的警察数量觉得也就是罗马的五分之一。

        到达赫尔辛基机场时温度为8度，相当冷。毕竟离开日本时才一件t恤，不可同日而语。以日本说来，大体是11月末的气候，运动衫外面套一件皮夹克正好。想到到了隆冬时节可如何是好——仅仅这么一想——心里顿觉一阵发冷。我实在耐不住冷。这么着，鲍勃·迪兰的音乐会就免了。正赶鲍勃·迪兰和汤姆·佩蒂（tom Petty）的乐队来到赫尔辛基，本想去听，但会场是名叫“冰雪大厅”（Ice hall）——光听名字就彻骨生寒，居然取这么个名字——的音乐厅，吓得我打了退堂鼓。也罢。迪兰去年在武道馆听了。顺便说一句，这“冰雪大厅”据说是打冰上曲棍球的地方，类似芬兰的武道馆。真有些担心鲍勃·迪兰得寒症，此人也年纪不小了。

        迪兰没听，去听了赫尔辛基交响音乐会。会场在一座名叫芬兰音乐厅的漂亮场所。以日本说来，也就是中型音乐厅，但有一种十分亲密的氛围，能让人静心欣赏音乐。票价四十二马克（约一千二百日元）。厅内有酒吧，可以喝到雪莉酒，八马克（二百四十元）。大玻璃窗外面舒展着美丽的湖水（也可能是海湾）。白天鹅掠过湖面，黄昏的细雨静悄悄落在红叶斑斓的树林——风景极具北欧情调，仿佛听得见西贝柳斯的旋律。

        回头来说音乐会。第一支曲是一位名叫某某的芬兰人创作的现代音乐。一如几乎所有的现代音乐那样，听起来好像恐怖片里的配乐。音乐的好坏自是听不明白，不过我想那种东西未免莫名其妙，又不是没有多少好听些的现代音乐！

        第二支曲是莫扎特为两架钢琴作的协奏曲。钢琴手是一个名叫tAAStStFERUNA的芬兰人和一个叫hUI-YINGLIU的中国女性，两人合奏。怎么说呢，这可是相当厉害的莫扎特，听得筋疲力尽。莫扎特就好像从前几个型号的半旧“沃尔沃”在手刹车的状态下向上爬坡，重得一塌糊涂，叫人双肩酸硬。音乐诚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不必所有人都演奏天真烂漫的莫扎特，可这个毕竟有点离谱了，我想这已超出了解释的范围。但既然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么在芬兰很可能这样的莫扎特才符合一般人口味。

        不料到了第三曲柴可夫斯基第三号交响曲，这支乐队演奏得十分动听，和刚才判然有别，真有些叫人怀疑自己的耳朵，以为和演奏莫扎特的不是同一乐队。音域宽广，音质浑厚，有表情，有生活，有性灵。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但这样的演奏到底叫人听来心悦诚服。人们常说音乐只有好音乐和坏音乐，但另一方面，我深切地认为适合和不适合那个地域的音乐也是有的，即所谓地域禀性。很想听这支乐队演奏一次西贝柳斯。如此擅长和不擅长截然有别的乐队却也令人精神一振，较之什么都演奏得无懈可击却什么都在平均线上的乐队，这个更能让人产生好感。

        这样，除去寒冷这点，芬兰成了对我胃口的感觉极好的国度，夏天再去一次也未尝不可。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这回在罗马租房子住。好歹也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热情的乌比通过个人门路给找到的。光靠我们夫妇俩，我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到。意大利原本就是个讲门路的国家，没有门路找房子比登天还难。这是因为，一旦不小心租给别人，对方往往一直住下去不出来，而房东倒要无可奈何地住在不方便的公寓楼里。我固然不大理解，但这在意大利虽属违法，却似乎是常识允许范围内的行为。合同那东西在这里不具多大效力。而且，即使打官司，由于衙门手续啦形式啦繁琐得超乎想像，得出法律结论要等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倘是已经摇摇欲坠的宿舍单元房倒也算了，而像样的房子，若无相当特殊的情况，房东只租给知根知底的人。

        我们租的房子位于罗马郊外高地一块算是高级的住宅小区。有围墙，面积很大，带电动门，大门口设有煞有介事的值班房，进入时要查看长相。身份得不到确认不给开门，所以在治安这点上大致可以放心。居民多是外交官和高级商务人员，车也大部分是宝马、奔驰、奥迪、沃尔沃、萨博、路虎等进口车。

        我们的房东马洛内先生是那不勒斯出身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外交部做高级官员，在这座小区里拥有三座房子，其中一座租给了我们。马洛内在巴黎也有别墅，总之是有钱人。

        我们到罗马的当天晚上，马洛内一家在花园里招待我们吃烤肉。马洛内的太太是英国人，过去想必很有姿色，但现在身体各部位脂肪未免多了些。这对夫妇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名字叫狄波拉和宝琳娜，都长得如花似玉。感觉上似乎意大利人爽朗豁达的血液和英国人内省稳重的血液掺和得恰到好处（若是反过来可就无可救药了）。一如这个年纪的女孩儿表现的那样，十分害羞，但好奇心旺盛，对旁边搬来一对日本夫妇怀有不小的兴致。姐妹俩非常要好，两人常说悄悄话。

        另外，马洛内先生家有一条母狗“玛多”和一只公猫“琴”。概括说来，玛多未免轻浮嬉闹，琴多少郁郁寡欢。作为档次，我想以琴为上。不过，由于从小就在一起，作为狗和猫来说，琴和玛多关系十分融洽。不久我们和两个都要好起来，琴和玛多天天来我们家玩耍。

        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大约住了十个月。地点诚然不坏，可惜采光不好，有潮气，湿乎乎的。因为建在小山的北坡，冬天一整天都没阳光射进来。下一点点雨，墙就马上发霉。床上被褥总是凉浸浸的，还漏雨，房前路面也总是又黑又湿。暖气设施也不完备，冬天一直冷到骨髓。老婆恨不得争分夺秒搬出这种潮湿地方，但前面也说了，在罗马物色合适的房子比登天还难。我也抽时间到处找房屋中介商，在“住宅信息”那样的杂志上翻来找去，遗憾的是根本没找到正经货色。这样，直到最后也没能搬出马洛内先生的房子。老婆预言“住在这种地方准没好事”，在某种意义上真给她说中了。

        住此期间，我写了、译了几本书，长篇小说也得以完成。工作方面我想进展是顺利的，四十岁之前做的工作基本令人满意。但此外这个那个有许多无奈。

        

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

        10月8日从罗马去雅典。

        我去雅典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是参加10月11日举行的雅典马拉松，另一个是退掉今年春天由于雅典代理人的失误而未能乘坐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飞机票（雅典——罗马之间，两人四万七千日元）。原本说机场服务台早已准备好了机票，不料根本没有准备，以致必须新买正规的飞机票。在电话里再发牢骚也弄不出结果，遂趁参加马拉松之机直接去谈判。

        先说马拉松。

        雅典马拉松从马拉松村跑到市内，全程42.195公里，即原始马拉松距离，今年是第5届。作为赛事的传统虽说有所不足，但不用说，其来历不亚于任何地方，毕竟可以上溯至两千几百年之前。

        不过，我对这马拉松的起源一向怀有疑问。首先，关于有传令者从马拉松村跑到雅典告知胜利这点，当时难道没有马？算是没有马吧，因为若有马就完全没有必要让传令者奔跑。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应该有马出现了。何以见得呢？因为过去我在历史书上看过骑在马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图片。如此说来，希腊的历史某个时期理应有马参与才是。原打算查阅一下究竟哪个时期，却因天天忙于琐事而不了了之。这种“如此说来”式的疑问，似乎大多如此不了了之。至于日本的飞脚为什么不骑马以及日本为什么马车不发达，对于我也是个常年未解之谜。世上费解之事相当不少。

        关于马拉松传说的第二个疑问：以长跑为业的传令者乃奔跑“专业户”，何以跑42公里就一下子跑死了？如今即使是业余跑手，42公里也不在话下。全程马拉松跑死人这等事还几乎没听说过。

        其答案近年终于弄明白了。原来从马拉松跑去雅典的那个希腊人前一天已经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跑了个往返。他为了请求斯巴达人支援对波斯之战而携带亲笔信跑去斯巴达，然而固执的斯巴达人一口回绝，他又手拿回绝信急急赶回雅典，继而跑去马拉松战场，看准胜败趋势后又一次全速跑回雅典。这样，我也认为必死无疑。我坐大巴从雅典去过一次斯巴达，路上山连岭岭连山，烦不胜烦，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几乎没有平地，山高路险。坐大巴都那么累，跑个来回不累死才怪。具体不清楚，但单程我想有250公里，跑这单程的比赛每年也举行一次，遗憾的是眼下我已没有气力参加了。

        好了，我参加的马拉松赛的正式名称叫“国际雅典和平马拉松”，是纪念一位名叫科利苟利·蓝芭基的田径选手举办的赛事。蓝芭基退役不当选手之后成为国会议员，作为和平主义者反抗当时的军事政权，1963年举办旨在和平的马拉松比赛，在跑的路上被捕，遭到殴打，翌月在塞萨洛尼基遇害。比赛宣传册上引用了他这样一句话：

        “为和平而生是美丽的，为和平而死是尊贵的。”

        这样的词句，当今日本人不至于说得出来。或许可以说说不出来本身即是和平，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词句我想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当然我也说不出。

        总之就是在这一伟大志向之下举办的比赛。如果问和平跟马拉松有什么关系，我也答不上来，但若说我的个人感想，我觉得人在长跑时心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平和。跑过一定距离之后，渐渐懒得去想各种各样的事，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拼命跑就是。而和平那东西未尝不是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跑42公里也是这个比赛。六年前自己一个人反向从雅典跑到马拉松，因为必须赶在交通拥挤前跑出雅典。早上5点从雅典出发，在盛夏险些让人晕倒的酷暑中拼死跑到马拉松。时隔六年，这次在秋日阳光下倒过来从马拉松跑到雅典。较之雅典至马拉松，马拉松至雅典上坡要多一些。

        在出发地点见到了前来参加的日本人团队。大老远组团来到雅典，日本也算是相当可以的阔佬。不过，大概到底过于遥远或费用过高，说是团队，其实一共才七个人：女性两人，七十多岁的长者四人，年轻男子一人。昨天刚到。我问长者们：“没因时差搞得晕乎乎吧？”“我们时不时去海外跑一圈，没晕过时差。”“困了就睡，睡不着起来就是。”他们回答。着实了得。

        但开跑之后一个日本人也没见到，四周清一色欧洲人。我长期旅居国外也没怎么感到孤独，惟独这个时候深切感觉到了：啊，我在这里是异乡人，孤身一人！我身边奔跑着许多国家的人。当然有希腊人，还有意大利人。世界上大概最有闲工夫的加拿大人自然少不了。此外有德国人（这个地球上难道真有看不到德国人的地方）、身穿同样运动服的快乐的法国人、无比友好的北欧人、郁郁寡欢地默默奔跑的英国人。放眼看去，东方人仅我自己。当然旅行时也去了生来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小村庄，但那种地方即使一个人也感觉不出什么孤独。说来也怪，在这周围全是外国人的马拉松路上跑上三小时几十分钟，孤独感竟时不时扑胸而来。什么缘故呢？

        不管怎样，我一路跑到了作为终点的雅典奥林匹克体育馆，所用时间仍不很理想（三小时四十几分），途中乳头被衬衫磨出血了（不但不雅观，还相当痛，这个），但终究坚持下来了，值得举起易拉罐啤酒庆贺。从日本带来的宝贝耐克鞋也表现不俗。好妙！

        这雅典马拉松蛮有家庭气氛，不那么兴师动众，感兴趣的人不妨一试。路线自不必说，终点是光荣的奥林匹克体育馆这点也让人切实欢喜。只是，从日本赶来太远，因此保证身体不出毛病相当不易，再说由于希腊菜过于油腻，赛前如何摄取碳水化合物也是个难题。另外，进入雅典市内后的糟糕空气也让人吃不消。

        马拉松完了，剩下的就是退飞机票。这个比预想的费事。哪个国家都一样，钱一旦给出就很难回来。但由于GNtO（瑞典政府旅游局）工作人员全力帮忙，加上我死缠活磨，两星期后总算从旅行代理店拿回了钱，我和老婆再次举杯庆贺。GNtO那地方，据我所知是世界上最友善的政府机关，工作效率高，完全为游客着想。如果在希腊出了麻烦事，尽管去找GNtO，而在意大利遇到麻烦，则快快死心塌地为上策。在意大利，一旦出手的钱花两百年也绝对回不来。因为纵然等上五百年，意大利的衙门也不可能有效运转。

        这两件事办完后，我们开始去希腊北部悠然旅行。

        

雨中的卡瓦拉

        从塞萨洛尼基乘大巴花三个小时来到卡瓦拉。已有年代的大巴长吁一口气似的翻过最后一道山脊，海面、港口和卡瓦拉出现在眼前。卡瓦拉准确发音为卡瓦——拉，是一座三面环山的不大的港城。和大多数希腊此类港城一样，海港入口的山丘上耸立着拜占庭时期又大又老的城堡，城墙炮眼中有生锈的大炮将炮口对准海港入口，城堡最高处迎风飘扬着蓝白两色希腊国旗。港口漂浮着几艘货船，渔船留下白色航迹向外海开去。

        由于我是在神户长大的，来到如此地形的场所，不由感到一阵释然。有港口，有包拢它的小商业区，继而有山坡隆起，房屋像俯视港口似的往山顶排列开去——便是这样的场所。海与山之间的距离越窄越好。

        卡瓦拉是在那不勒斯（Neapolis）这个名字下作为港湾城市从古代繁荣起来的。距卡瓦拉十五公里的西北方向曾有一座名叫腓立比（Philippi）的古代城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立普二世建造的），卡瓦拉好比它的门户。并且，卡瓦拉还作为圣保罗初次在欧洲传播基督教的地点而闻名。圣保罗在特洛伊城时梦见一个马其顿男子为他献上祝福并这样说道：“请到马其顿去吧，并请解救我们！”圣保罗醒来后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远行。他把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揣进衣袋（开玩笑），领着两个弟子上船，先到萨莫色雷斯岛，之后在卡瓦拉登陆。如此这般，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来。

        但是，由于具有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地利之便，历史上卡瓦拉就好像门口的擦鞋垫一样屡遭磨难，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继而被诺尔曼人一把火烧光，接下去被拜占庭帝国并入版图，成为土耳其与基督教军队激战的最前线，结果被土耳其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独立——漫长的奋斗史。

        我们到达的10月18日对于卡瓦拉城是重要的节日——1919年的这一天，此城从土耳其手里解放出来。希腊北部的城镇都如此拥有各所不同的独立纪念日，这是因为希腊军队是经过浴血鏖战后由西向东把自己的城镇一个个依序从土耳其军队手中夺回来的。这天，人们一大清早就穿戴得整整齐齐赶去教堂，向耶稣献上祝福，感谢解放与独立。

        还有热火朝天的游行活动。我们傍晚走进街里的电影院，正看《芳心之罪》（Crimes of t）时，铜管乐队吹奏着虎虎生威的进行曲从电影院门前缓缓通过，以致台词好一会儿听不清楚。

        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有挂着镰刀斧头党旗的共产党总部，其一楼有个小咖啡馆。我们常去那里吃早餐，毕竟便宜。在宾馆餐厅吃，一个人将近五百日元，而这里一百日元就能吃下来。刚刚烤好的奶酪饼加稠糊糊的奶油咖啡才一百日元，而且早上6点就开门了。咖啡馆是一对父母及其三十岁左右的儿子经营的。客人有渔民们和共产党员们（看样子大概是，没有细问）。在那里一边看福克纳——不过这福克纳的小说是资产阶级的呢还是非资产阶级的呢——一边吃早餐。周围时不时有客人吵起来。渔民对渔民，或者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抑或渔民对共产党员……ho Knows？

        意为“谁知道呢”。

        反正我是在此吃便宜早餐。

        还有，不知何故，卡瓦拉是个面包好吃的地方，面包品种也和其他地方相当不同。走出共产党咖啡馆，我沿着拜占庭时代的旧城坡路散步。坡路到处有面包铺。从窗口窥看，师傅正在烤早晨的面包，味道也很好闻。一进门，里面出来一个小学生样的小孩，叫我等一下，说新面包马上就好。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灶前边擦汗边烤面包，爷爷和这个男孩卖。男孩把背包放在门口，帮忙干到上学时间（我每每佩服，希腊的小孩子们真是勤快，而意大利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样懒）。他是这个家中多少能讲英语的惟一人物，并以此为自豪。

        “Good m,    I help you?”他喜不自胜地向我打招呼。

        我咬着老伯仔细用纸包好递给我的面包沿坡路爬上城堡，站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城墙上眺望大海和市容，然后穿过嘈杂的鱼市返回宾馆。

        我们在这座港城逗留了四天，因为很中意这里。四天里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懒洋洋去电影院（《妙想天开》也是在此看的，蛮有趣的）、散步、坐在宾馆阳台上眼望港口、查看鱼市、在鱼市附近的海鲜馆吃喝、吃完继续散步，下雨就在附近超市里买一大堆葡萄酒和奶油饼干，闷在房间里看书。

        时不时下雨。下雨天气在小餐馆阳台上看着雨吃鱼，蓦然觉得好像到了天涯海角。怎么回事呢？声音散不开，冰镇过头的白葡萄酒瓶浮起一层水珠，渔民们裹着黄色雨衣排成一列，解着色彩鲜艳的渔网的网结，黑毛狗以俨然葬礼勤杂工的姿势一阵小跑去了哪里。男服务生百无聊赖地一眼一眼扫着报纸。男服务生很瘦，蓄着魔术师一般莫名其妙的胡须。我一边吃着烤竹筴鱼，一边把隔着两张桌子前面那个身穿尼龙夹克的老伯形象素描在本子上。他极其无奈似的喝了半升葡萄酒，吃着鱿鱼，撕面包塞进嘴里。顺序有条不紊：喝葡萄酒、吃鱿鱼、把面包塞入口中。一只猫目不转睛地向上看着他。我用圆珠笔别无用意地把这位老伯素描下来。雨日的午后的确无事可干。

        但感觉不坏。前面有港，后面有山，回宾馆房间有葡萄酒和奶油饼干。而且现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必须考虑的问题。马拉松跑过了，飞机票退掉了，小说写完了，下一部小说要等些时日才能动笔。

        

卡瓦拉驶发的客轮

        在希腊，坐客轮常可见到军人。

        至于他们坐客轮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也许前往驻扎地，或者利用休假回故乡也未可知。他们总是三至六人结伙行动。

        不管怎样，乘船时的他们显得甚是放松，就好像几个要好的高中生出去住一晚上那样谈笑风生，甚至有点亢奋。

        年轻的军人。较之年轻，说年少或许更合适。有的虽留有胡须，却因此更带孩子气。军人和警察看上去像孩子，换言之，即是说我上了年纪。总之，他们确实是一副少年的眼神。

        他们身穿土黄色军装，做工甚为马虎，粗粗拉拉，质地如旧毛毯，给人的感觉就像因为不得不给他们穿点什么，所以军队做了这个发给他们。脚上穿的是似乎沉甸甸的长筒靴。便帽折起来夹在肩章里，背着和军装同一颜色的行囊。胸口衣袋里装着盒装香烟。可是，令人不忍的是，那军服全然不适合他们，不合身。

        他们三个人靠着客轮甲板扶手，眼望卡瓦拉的港口。暮色正压向港口，渔船已亮起船尾的诱鱼灯。几分钟后轮船就要启航。

        一个军人高得不得了，一个军人矮得不成样子，另一个不高不矮，胖墩墩的。如此三人并立一处，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出是军人，参差不齐，松松垮垮。不高不矮的军人从胸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一支叼在嘴上，又递给另外两个，分别点燃，于是三个橙黄色光点在暮色中各自画着圆形。他们一边吸烟一边乐不可支地说个不停，或“啊哈哈”放声大笑，或皱起眉头，或挥掌摆手，或显得害羞，或往谁肚子上轻轻来一拳。“万宝路”空了，矮个儿军人随即掏出一盒“骆驼”，又一起吸“骆驼”。无风，烟静静上升，轮廓缓缓消失。

        不久，船舱广播响了，通知验票即将开始，要大家进自己的房间，他们这才撤离甲板。三人笑着或再次轻轻来上一拳消失在二等舱的房间中。此后我再未见到他们。

        世上怎么有这么多军队呢？

        前不久，希腊和土耳其边境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希腊兵死了一个，土耳其兵死了两个。我从报纸上得知的。那是一次无谓的枪击事件。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开什么枪，谁谁跨入国境线的此侧啦、说了什么挑衅话啦，无非这个程度。结果有人开枪，对方还击，自动步枪的弹丸飞来飞去，死了三个士兵。希腊方面说土耳其兵先开火的，土耳其方面咬定希腊兵先射击的，两方的国民都只相信自己国家说的。

        报纸上大大登出死亡的希腊兵照片（土耳其报纸也会刊登土耳其士兵的照片，不用说），一个十八九岁的英俊小伙子。他身穿军装，面带微笑，那长相让我想起常在客轮上见到的年轻军人。他到底为什么死的呢？

        死的总是年轻人，他们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时就那样没命了。我已不年轻，去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见了很多人，有很多愉快的感受，也有很多不快的经历，并且这样想道：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人和人互相残杀都是傻事。

        邻桌一个中年希腊人叫我看电视：“瞧呀，日本！”一等舱休息厅的电视新闻节目推出东京兜町证券交易所的光景：神情僵冷的人们有的叫喊什么，有的竖起手指，有的挽起袖口对着电话大吼大叫。但我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money、money”，希腊人用只言片语的英语说，并做出点钱动作。看情形是股市暴跌了，但详情他的英语水平说明不了。（※后来明白，那就是那个“黑色星期一”。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光景，我就思索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在突尼斯旅行时知道1929年股市暴跌的。“简直就像远方的雷鸣”，他描写道。当然，“黑色星期一”作为规模无法同1929年的暴跌相比，但我仍记得当时某种不安稳的气氛。大概因为那时正思考着战争，从而使得股市暴跌和电视荧屏上人们痉挛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格外凶多吉少吧？）

        新闻转为日本的首相如何如何。正值中曾根首相下台，政局正因继任人选问题照例变得兵荒马乱。少顷，竹下登的面孔出现在荧屏上。看样子竹下登当选首相了。我不甚知晓竹下登这个人，但竹下登从荧屏上给我的印象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时候英语真是再方便不过：unimpressive。

        新闻节目结束后，开始放录像带电影。约翰·米里厄斯（John Milius）的《赤色黎明》。

        我用军用小刀削了个梨当晚饭吃，还嚼了奶油饼干，喝了几口水壶里的白兰地，随后翻开福克纳。船轻轻摇晃。电视里传来自动步枪的射击声。美国的少年们正以攻进家乡的古巴兵为对手展开游击战。我合上书，回房间躺下。

        清晨醒来时，客轮已经进入莱斯博斯岛的米蒂利尼港。

        

莱斯博斯

        莱斯博斯岛作为“lesbian”一词的词源而为人知。传说中此岛的居民曾全部为女性，但老实说来，现在的莱斯博斯岛距此传说引起的想像已相去很远，没那么多情调了，不过是一个没什么特色可言的极其普通的海岛。从面积上说是希腊第三大岛，由于邻近土耳其，守卫国境水域的海军和海岸警备队的快艇触目皆是。警备艇带着“呯呯呯”的响声驶进安静的海港，甲板上的机枪闪着幽光。身穿白色水兵服的水兵聚在那一带的咖啡馆喝咖啡。海浪一闪一烁反射着秋日明媚的阳光。岛固然美丽，但没有特别有趣的东西。在淡季，尤其游客在这里极难消磨时间，真的没什么可做的。漂亮的海滩虽说到处都有，可是在这10月末，漂亮的海滩又有什么用处呢？老人们坐在港口露天咖啡馆里整天看海，问题是我们不是老人，没有那么大的耐性。

        我们决定搭出租车去郊外美术馆。导游手册上介绍近郊一座村庄有个绝对不差的美术馆，虽然心想无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乡下美术馆，但毕竟此外无事可做，再说偶尔悠悠然看看画也蛮好。况且天气好上天了，出一下远门也不坏。

        出租车司机把我们放在一无所有的树林里。“喂喂，美术馆（姆希欧）哟，我们要去的是。”“这就是姆希欧。”司机说。那么说，树林往里一点是有个石砌小屋那样的东西。“就那儿！”他说。小屋前面一个老伯坐在椅子上晒太阳。

        反正先去老伯那里再说。“这里是姆希欧吗？”我问。“正是。”他说。买门票，一个人五十日元。客人只有我们。他把英语小册子递给我们。美术馆里集中了一位叫塞奥菲洛斯（t art），或者民间艺术（folk art）。

        塞奥菲洛斯终身在希腊各地流浪，在流浪中作画。人似乎有点特别，最喜欢打扮成亚历山大大帝的模样旅行。对金钱和名誉概无兴趣，热爱流浪人生。人们嘲笑也好，小孩子扔石子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很长时间里没得到任何人承认。最后固然得到承认了，但过了不久就死了。便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我看第一眼就中意他的画。光看都让人觉得心胸豁然开朗。小屋里一共展览了近百幅他的画，但由于屋子小，满墙满壁全是画，空白啦余白啦几乎没有，那才叫密密麻麻。但这种拥挤并不显得张扬，而同塞奥菲洛斯的画相得益彰。树林里万籁俱寂，只偶尔传来鸟鸣。鸣声滑润，犹如用软布擦拭上等玻璃器皿。从了无装饰的窗口泻入的午后阳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花时间慢慢一幅幅细看。看的人惟独我们夫妇。毕竟时间绰绰有余。管理员老伯时而进来觑一眼，并非放心不下，只是看一下情况，像是说“这两人看得来劲儿了”。我说“真是好画啊”，他高兴地点头，讲解起画来。因是希腊语，听不大懂。不懂他也热心讲解一阵子，之后又折回晒太阳。

        有一幅过节的画，赏心悦目。画幅狭长，画中共有十一个人，最左端是市长夫妇，蓄着胡子、腰佩长剑的极有男子汉气质的市长和看上去总有些多疑的夫人。她把手搭在丈夫肩上，斜眼瞥着他。实际看画即可知晓，塞奥菲洛斯的画在技术上是稚拙的，然而人物的视线全都那么富有生机，赋予他的画以奇异的生命力。六个男女夹着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跳舞，三个少女，三个小伙子，不知何故脸上表情都不怎么开心，有点像拍摄纪念照似的略显紧张。这真是个谜。毕竟是欢庆日子，美味佳肴满满一桌，年轻男女又手拉手起舞，本该多少显得开心些才是。

        其后面是两个乐师吹奏乐器，一个吹竖笛，一个吹大约是羊肠做的类似风笛的东西。两人俨然专家的架势，对音乐全神贯注。最后有一个少年在火上烤羊肉串。这男孩脸上好像漾出一种充实感（属于何种充实感呢？是擅长烤羊肉的还是庆幸得以参加节日庆贺活动的呢）。便是这样一幅画。画并不出类拔萃，但可以使人感觉出某种活生生的生活气息，注视之间，但觉这些人曾实际存在并且唱着、喝着、恋爱着、苦恼着、争战着以至最后死去，那种实感呼之欲出。

        这也许是因为我是在米蒂利尼郊外一个小小的石砌美术馆看他的画，并且美术馆位于岑寂的林中。假如在东京的美术馆里看同样的东西，自己说不定对作品有另一番感受。塞奥菲洛斯的画实在是同这场所、这空气、这岑寂正相吻合的画。

        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绝妙午后。塞奥菲洛斯美术馆旁边，有一座收藏毕加索、马蒂斯、莱热、布莱克小幅作品的同样不大的双层美术馆。我们在这里也愉快地度过了一些时间。这座美术馆里同样也除了我们别无参观者。是一座私人美术馆，创立者系莱斯博斯岛出生，20世纪20年代去巴黎创办绘画艺术的出版社获得成功，在功成名就之后返回家乡莱斯博斯，展示自己收集的作品。他是在和当时的画家们交朋友当中收集的，藏品品位绝对不俗，名作虽然没有，但灿然生辉的精致小品不在少数。美术馆里一个看守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妇女在入口深处的房间里等着，叫一声“你好”，她出来微微一笑卖票给我们，而后又撤回里头的房间。

        出门爬了一下山坡，走进最先看到的咖啡馆，要了冰镇啤酒，冰得甚是彻底，让人眼底都有些作痛。安静的午后，温暖的阳光。导游手册上说“莱斯博斯岛在希腊以晴天最多而知名”。巡逻艇进港了，蓝白两色希腊旗迎风飘扬。宛如人生最向阳的一天。

        就没有人为我们画上一幅？远离故国的三十八岁作家和他的妻，餐台上的啤酒，差强人意的人生，以及碰巧赶上的午后阳光。

        

佩特拉（莱斯博斯岛）

        从米蒂利尼去佩特拉住一晚上纯属心血来潮，并非有什么必然性。别无事情可干，就想换个什么地方，如此而已。米蒂利尼这地方可看之处没有多少。美术馆看过了，港口看腻了。岛上唯一的电影院正在上映丽塔·海华斯和格伦·福特令人怀念的《荡妇姬黛》（Gilda），但去年在雅典一家电影院看了。所以，再在米蒂利尼住一晚上也无所事事，遂乘大巴去佩特拉。

        无所事事其实是我们这种淡季游客如影随形的宿命。秋冬两季的希腊是绝好的去处，游客寥寥，宾馆空空，居民热情，物价偏低，哪里都安安静静，心情怡然悠然，但无所事事。而夏天则活动多极了：海滨游泳，看女孩子，日光浴，喝啤酒，吃着希腊式色拉说说笑笑——光这样就能转眼把一个月时间打发走。不是瞎说，真的没工夫考虑什么。夏天的希腊嘈杂、拥挤、游客未免多过头了，但什么都不用想，而在旅游淡季我们就必须绞尽脑汁，琢磨下一站去哪里，下一步做什么。

        看地图和翻导游手册的时间里，觉得佩特拉怕是不坏。“去那里能有什么？”“这——”问题是守在这里不也无济于事吗？

        从米蒂利尼到佩特拉一天只两班大巴，单程两个钟头。路上没多大意思。

        那么，若问佩特拉这座海滨小镇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镇在海滨，当然有海，但前面也说过，10月份去海滨也百无聊赖。倒是有圣处女教堂建在俯视全镇的高耸的石山顶上，教堂也的确富有情调，但也不是非看不可的劳什子。啊，教堂建在山上，有趣有趣——如此而已。

        此外概无东西可看。镇上几条小街，外围一片接一片庄稼地，往下就什么也没有了。

        不，准确说来并非什么也没有。此镇以农业妇女会活动活跃而知名。下了大巴，眼前就是农业妇女会的事务所。几年前，她们以农业妇女经济自立为宗旨创办了此会，大家提供住房开办家庭旅舍，生产绿色食品，经营酒吧式餐馆，一步步打下基础。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保守的希腊社会是件稀罕事。莱斯博斯岛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也蛮有意思吗？

        从大巴下来后，先有一个书报亭老伯大步流星朝我们靠近。“Guten men”，他说。穿着整齐西装的很客气的老伯。此类人基本讲德语。“您在找住宿的房间吗？”他问。但我们一开始就已决定到农业妇女会那里找房间，所以客气地谢绝了老伯。是觉得过意不去，可我们有我们的安排。老伯遗憾地离去。我心里暗暗同情：农业妇女会肯定给老伯添了麻烦。

        我们试着走去农业妇女会的事务所。两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农妇坐在桌旁，圆溜溜的眼睛，态度很热情。

        “哈啰！”一个打招呼道。她们的英语还算过得去。

        “正在找今晚住宿的房间。”我说。

        她们好看地一笑：“那好，没问题，有好房间。请坐在那儿等一下，马上有人来接。”

        我们在那里的椅子坐下，啪啪啦啦翻看《莱斯博斯岛的历史》图片集和《塞奥菲洛斯画集》。《莱斯博斯岛的历史》是一本十分令人伤心的图片集，开头是土耳其占领时期的图片，全部身穿土耳其样式的服装，土耳其军人耀武扬威。某年土耳其军队镇压起义，但人们还是要起义。手拿老式枪支、锄头、长矛的情绪激昂的人们。聚集在大炮周围的神情乐观的英雄们。胡须挺挺上翘，19世纪式的民族主义伦理的光辉笼罩着他们。败退的土耳其军队。独立。万岁。庆祝。和平。民族的尊严。眼泪。暴力。

        接下去又是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巴尔干战争。在泥沼中腐烂的无数死者。疲惫不堪的战旗。没有归宿的胜利。帝王和军人和政治家和革命。在泥沼中腐烂的平民们。擦拭枪支的年轻士兵。目送士兵的女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连不断的战争。纳粹的血腥镇压。英勇的反抗。共产党游击战。不屈不挠的抗战。胜利。欢天喜地。庆祝活动（这样的图片极有感染力）。但是，继之而来是英国的干涉。希腊北部是共产党主导的抗战，他们因而反对丘吉尔。图片很有点像爱森斯坦执导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们把旗插在坦克上，身体一齐挺胸前倾，绝对积极绝对乐观。他们对什么坚信不疑。每一张照片都向前挺胸。不坏。“丘吉尔见鬼去吧！”他们高举这样的旗帜。

        可我知道，他们最终在丘吉尔的铁腕面前低下头去。

        正要进入没头没脑的内战时期，这时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接我们来了。也就十来岁的小女孩，长的虽不很漂亮，但胖乎乎的，看上去分外有主见，而且逗人喜爱，我觉得恐怕比我还有主见。

        “你们好！欢迎光临佩特拉！让你们久等了，对不起。”她说。英语说得甚为地道，好一个未来的农业妇人。

        “好地方啊，安安静静。”我说。

        “是啊，安安静静，好地方，确实。”她说，“从哪里来的？”

        “日本。”我说。

        “哎哟哎哟，那可够远的！希腊怎么样？”

        “非常中意。”我彬彬有礼地回答。

        “那太好了。我们就是想请外国来宾过得愉快。”

        “谢谢。旅行得非常愉快。”

        感觉上不像同十来岁的女孩说话。

        “那么，领二位去我们家。”说着，她跨上自行车，我们随后跟着。前面有羊走来。

        “喏喏羊！”她说。

        我们同羊擦身而过。

        她的家要出镇一直走很远。走了十五六分钟。同很多很多绵羊、山羊、牛、驴、狗擦身而过。动物比人多得多的地方。她在我们前面“嘎吱嘎吱”蹬着自行车，时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笑，仿佛说“让你们走这么远，不好意思，不过快了”。

        同两个兵擦身而过，同骑驴的农夫擦身而过，同两个小女孩擦身而过。她们好奇地盯视我们，我们微微一笑，她们也微微一笑。

        走着走着，终于走到了她的家。

        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周围只有庄稼地无限铺展开去，只有牛羊的叫声。女孩微笑着钻进里面，旋即走出腰扎围裙的母亲。表情总好像有几分凄然，但分明是精明能干的希腊主妇。

        “欢迎光临！”她也用英语寒暄。尽管不很流畅，但不坏。我们问清房价，要了明天的早饭。房钱一千八百日元，早饭两人五百日元。房间不差，作为希腊家庭旅舍算是上等的。绵软的床，正常出热水的淋浴喷头，诸多东西全是新的。

        之后，我们又折回镇里，走进海边一家餐馆。因是星期天下午，餐馆给镇上的人挤得满满的。苍蝇也满满的，很难有多么卫生，但气氛温馨。虽然几乎全是本地客，但排他感全然没有。视线相遇，全都报以微笑。风吹来时，邻桌向我们招呼说“克里奥（冷啊）”，端菜的中年妇女也笑吟吟很热情。我们要了相当大的撒上香草的对开烤鲣鱼、色拉、豆角、炖肉、葡萄酒和面包，叮嘱烤鱼不要用橄榄油。这东西十分可口。一共一千三百日元。感觉幸福极了。

        露天咖啡馆里有三四个德国游客，在相当砭人的冷风的吹拂下，脸朝迷濛的太阳做日光浴（假如能称之为日光浴的话）。德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特殊能力，一种是无论什么都吃得津津有味的能力，另一种是任何季节都能做日光浴的能力。我们和他们作为淡季奇特的游客互致简单的问候。奇怪的是，他们看上去丝毫也不感到单调。德国人果然与众不同。

        我们在街上东张西望地散步，窥看了乌糟酒厂，登上石山顶上的教堂观看弥撒，买了几枚风景明信片，在露天咖啡馆里喝着热咖啡眺望即将沉入海中的夕阳。就好像用擀面棒薄而又薄地擀饼所得，我们把种种动作和作业最大限度地拉长，好歹消磨时间。谢天谢地，天总算黑了，一天总算过去了。

        随着日落天黑，人们领着动物们返回家去。星星像在天空历历打出的点一样开始熠熠生辉。牛在哪里懒洋洋地叫着。我们也回到自己房间。我边喝水壶里的白兰地边看福克纳的。我不知道它是否适合淡季看，但此外没有可看的书。

        清晨给丁丁当当的羊铃声叫醒。我们要赶米蒂利尼方向的大巴，房东太太提前做了早饭。我们在阳台餐桌上吃早饭：面包、全油蛋糕（不知何故，希腊北部早上大多吃这东西）、煮蛋、咖啡。蛋是刚生下来的，鲜极了。两只猫前来讨食吃。

        饭吃完时，房东太太来聊天。“我们一直在澳大利亚，”她说，“为了攒钱一直在澳大利亚做工。用那笔钱翻盖了这座房子，这回可以作家庭旅舍使用了。所以回到了希腊，和大家在一起。也想让孩子在希腊接受教育。不过大儿子昨天又去澳大利亚了，因为高中毕业了，要找工作。昨天去的。”

        难怪昨天她脸上好像有几分凄楚。

        “是日本人吧？在澳大利亚看见许多日本人，都很精明。”随后她黯然摇了下头，朝田野远处望去，似乎远处会出现澳大利亚。“请再来，”她说，“这么安静，好地方。下次多住几天。”

        还来的，我们说。想在夏天来。

        “没有孩子？”她忽然想起似的问。

        没有，我们回答。

        她看了看我们，随即微微一笑：“还年轻啊！”

        我们归拢行李，付款。接钱时她显得甚是难为情，不知什么缘故。大概还不习惯这样的接待工作。我掏出从日本带来的零币，请她交给领我们来的女孩。她道声谢谢，定定地注视手心里的零币。“再见！”我们说，然后把她轻轻放在那静静的水珠般的凄婉之中。

        这就是佩特拉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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